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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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辟谣胡适曾写道：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婚姻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到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拿胡适的女儿“素斐”来做文章的，不是别人，是胡适的高足唐德刚。唐德刚说：“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为念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后来，素斐夭折后胡适写的那首《素斐》的短诗。唐德刚先生认为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
美籍学者夏志清说：“任氏夫妇一直是胡适的至交，也是他事业上最亲信的左右手，他对任太太是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陈婚姻如此美满，胡适自己家里有个病中不准他看书、写诗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艳羡他们的幸福。他骗过江冬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素斐（SOPHIA），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秀生莎菲一样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适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
在胡适身边，还有一位单恋胡适的女性，她就是胡适的好友朱经农的胞妹朱毅农。民国时期，朱经农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长、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夫人朱其慧，是朱经农和朱毅农的姑姑。
在胡适的朋友圈子里，最有资格说“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要数朱经农和任鸿隽。借着哥哥和胡适的亲密关系，朱毅农很自然地走到胡适的个人和家庭生活。1923年，从江冬秀给胡适写家书中得知，有一段时间，朱毅农主动承担家庭教师职责，教导胡适长子胡祖望，每天教他两个小时的功课。
不知道何时朱毅农何时爱上了胡适，只知道结局：单恋胡适多年而发疯，最后染病身亡。这真是一个令人悲伤和绝望的结局。这个秘密只限于跟胡适最要好的朋友知道，胡适的日记和家书中半遮半掩地记录了几笔，我们借以管窥这位薄命的红颜。
江冬秀写于1923年8月18日的家书提到了朱毅农的病情：“我今天去看朱小姐，他的病好点了。……他说明后天朱经农要到了。医生劝他先在家住一个月，把病养好点，再到西山去住住去。他说这一次一听到西山去住半年，他等朱经农来，把他母亲安顿一下，他狠（很）不放心他的老母亲没有人照顾。”从这封信来看，朱毅农已经发病了，病情严重到去西山住半年。江冬秀写信征求胡适的意见，让朱小姐的母亲搬到家里住可好？
朱毅农对胡适的单恋持续了多年，1930年间，她的家人甚至为了她而另租了一间房子，请了看护，把她隔离，胡适在他的日记里把她住的屋子称为“她的疯狂院”。十月下旬，胡适去探望朱毅农的时候，她自己告诉胡适：“我是为了想你发风疯的。”并且说她别无指望，只希望能常见到胡适。两天以后胡适又去了一次，看她奄奄一息在床，不由得黯然地作了“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感叹。更凄惨的是，朱毅农还是胡适中国公学的学生饶毓泰的妻子。不但如此，他们1924年结婚的时候，胡适和江冬秀还是他们的证婚人呢！
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1333）里，提到过“一位女朋友”毁稿的憾事：
“前几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发愤写了一部六千字的自传，我读了很感动，认为中国妇女的自传的破天荒的写实创作。但不幸她在一种精神病态中把这部稿本全烧了。当初她每写成一篇寄给我看时，我因为尊重她的意意，不替她留一个副本，至今引为憾事。”
夏志清在《小论陈衡哲》一文中推测焚稿的自传作者是陈女士陈衡哲。有人认为，这个焚烧自传稿件的“女朋友”不是陈衡哲，陈衡哲没有出现过“精神病态”，显然是朱毅农。
朱毅农写好了自传只给胡适一人看，也很符合她单恋胡适的心理特点和行为动机。还有一个原因，胡适大力提倡传记文学，他不仅身体力行写作人物传记和自传，不厌其烦地劝导督促他的朋友们写自传，朱毅农写自传是单恋胡适的一种回应。
【溘逝】
1962年2月22日，吴健雄从美国飞抵台湾拜访胡适，顺便友情参加24日的院士会议。这次院士会议上，胡适抱着乐观主义精神，大谈十几年来在这个孤岛上，虽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和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然后他继续骄傲地说他教出了两个物理学家，非常引以自豪。
胡适话刚一结束，副院长李济不以为然，与胡适乐观态度唱反调。他说，经过50年提倡，科学思想还是在中国生根不成。胡适显然在李济悲观主义话语中受到了刺激，于是说：
“李济先生太悲观了。……科学的发展，要从头做起，从最基本的做起，决不敢凭空地想迎头赶上。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于是，很快出现了这样一幕：胡适含着笑容和一些人握手，移步走到会场中部正要转身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地上。医生接连为他注入三针强心剂均无济于事。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为中国科学民主呐喊、操劳一生的自由主义领袖，四十多年来名震宇内的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终年72岁。
胡适在台湾逝世无疑成了轰动一时的重磅新闻，一时间各种悼念胡适的诗文布满台湾报刊。台湾政府组织了治丧委员会，由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台湾当局也趁机做一番反共宣传，将胡适思想荒谬地“盖棺定论”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哲学。这时“倒胡派”的言论亦销声匿迹，胡适获得了极大的哀荣。
胡适几年前就用英文留下遗嘱，并请毛子水、杨联陞做遗嘱执行人：死后火葬，骨灰由治丧的友人们执行处理；愿意把留在北平的102箱书全部捐献给北大；家中一切文稿论文和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个人如有遗产给儿子祖望和思杜兄弟，如他们先自己而去，则给孙子们平分……但清点胡适在台湾财物时，除了他的书籍、手稿、文件之外，所有存款仅是135美元，令人唏嘘不已。
胡适灵堂设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遗体安放在冷杉木特制的灵柩里，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京大学校旗。蒋介石3月1日亲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悬挂灵堂中央：“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前往灵堂瞻仰遗容的市民络绎不绝，殡仪馆前几天内人流不息。胡适治丧委员会光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就有八百余件，其中如：“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
3月1日，陈诚率治丧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公祭，参加人士近3万多人，上至国民党党政大员，下至家庭妇女，都前往致祭瞻仰胡适博士遗容。
10月15日，胡适遗体入殓，安葬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启灵出殡时，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自动来送殡者多不胜计。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声不断。
这天是入秋以来最凉的一天，细雨霏霏，胡适棺木上覆盖的是北大校旗，万余人陪着灵柩出殡，一起送走了这位在中国现代史上散发着智慧光芒与温煦气息的学者。这一天，台湾有三十万人自发性地为他送葬。
胡适安葬于南港“中央研究院”大门对面的山坡上。他的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书写的“德学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学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身铜像。胡适墓志铭由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其内容为：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誉说】
胡适对中国讲西方文化，对西方讲中国文化。面向中国，他积极引进民主、法治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毕生一以贯之；面对西方，他不断地提出中国文化与现代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精神相协调部分，作为中国不输其它精神文明的论据。罗素说，胡适“愿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点，但是他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
1946年8月，胡适到北大就任校长，冯友兰在欢迎大会上说：“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是一件应乎天而顺乎人的事，就全国范围来讲，再没有比胡先生更合适的人选了。”
殷海光抱怨，无论有没有念过书的人，都期待藉批胡暴得大名。结果“来自左方的势力，对于胡适思想，清算洗脑，必欲铲除尽净而后快。来自右方的势力，提起胡适思想就消化不良，想尽种种方法把胡适思想从人们的记忆里勾销”。
史学家余英时指出，作为被青年当作偶像崇拜的胡适思想以及所谓的胡适崇拜（The HuShih Cult），并非由政治权威造成，而是象征向权威挑战的心理；因此他成了唐德刚口中“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但也因此，无论左右、两岸，甚或激进、保守，都和胡适思想过不去。终其一生，面对来自政治的不信任、压力与封杀，到最后抑郁而终，正是这股革命力量所赋予的原罪。
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
刘文典的《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中谈到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著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