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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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等人办复兴书院，从重庆到乐山颇为风光，当局特意安排大汽车迎送，当地组织民众夹道欢迎。颇有古之礼俗。
解放初期，陈毅到杭州拜访马一浮，当时马一浮正在午休，家人想唤醒他，被陈毅阻止。家人请陈毅进屋，陈毅怕打扰马一浮休息，便站到屋檐下伫候。过一会儿下起了细雨，待马一浮醒来赶忙请进时，陈毅的衣帽鞋袜皆沾湿了。马一浮为陈毅的言行所感动，终于应邀担任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了浙江省文史馆的第一任馆长。
1957年，周恩来陪同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一起到西湖花港蒋庄专门拜访了马一浮。
1958年，全国大办工业时，浙江办起了杭州钢铁厂。这个厂建在半山区的马铃山附近，当时规划要把马铃山的小山头削平，造钢铁厂附属炼焦厂，这就得把安葬在那里的马家坟墓动迁。马一浮得知这个消息不知所措。周恩来总理从浙江汇报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即电告浙江有关领导，指示：“马先生的先茔墓与自营生圹一定要保护。已砍了的坟头树先设法补种起来！”这个指示从省政协传到杭州钢铁厂党委，于是修改了原先砍平山头的计划，保留了马氏墓，同时发动厂里机关干部在马氏墓地植树。马一浮听到这个消息后，深受感动，非常感谢周总理。
1962年马一浮八十寿诞，周恩来总理为了表彰这位保存与发扬国学有杰出贡献的学者，在当时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批拨一万元专款作为马先生刻书的基金并以此祝寿。
1964年，毛泽东在北京宴请马一浮，马坐主宾位置，毛泽东、周恩来分坐两旁。
晚年，梁漱溟回忆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时，到杭州拜望马一浮的情景。梁漱溟尊重马一浮，“谒先生于延定巷。入门，长揖下拜”。梁漱溟与马一浮谈学时，自称后学。襟怀坦白的马一浮指出梁漱溟研究印度哲学只重事功，而忽视心性根源，尚须商量的情景，使梁漱溟久久不能忘怀。临行，马一浮送梁漱溟两本木刻古籍：《先圣大训》、《旰坛直诠》。梁漱溟视为珍宝，一直藏在身边。
【长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时，马一浮也难逃厄运。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红卫兵洗劫了马一浮家，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红卫兵不答应，反而猛掴其面。
马一浮毕生收藏的古书名画被投进熊熊烈火，化成灰烬，他真是悲痛欲绝。幸亏当时负责花港保卫工作的同志及时报告省府领导，才省图书馆、博物馆人员赶到现场，从劫火中抢救出了一部分珍贵的藏书、文物、字画和手稿，得以妥善保存。
84岁高龄的马一浮被限期搬出蒋庄。那天晚上，他身穿单衣，久久地独自临湖而立，时而仰观星座，对天长叹，时而凝视湖面，低头沉思。当晚，他离开蒋庄避居安吉路一处陋屋，但还关心着屋外形势。
面对文革浩劫，马一浮写下：“语小焉能破，诗穷或易工。百年驹过隙，万事水东流。尚缓须臾死，因观毕竟空。栋桡方欲折，谁与问鸿蒙。”
当有人告诉马一浮，李叔同的学生潘天寿，在美院遭受非人待遇时，他连叹“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从此再不开口。精神上的折磨，再加上胃病加剧，马一浮抑郁成疾，一病不起。
1967年，马一浮胃部大出血，后诸病皆发，及至6月2日，胃病加剧，出血不止，经浙江医院抢救无效，溘然与世长辞，终年85岁。
去世前，马一浮在枕边写下最后一首诗《拟告别诸亲友》：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评说】
周恩来总理称马一浮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
熊十力是极少称许别人的，但是他对马一浮却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
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
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丰子恺评马一浮：“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的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印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
弘一法师对丰子恺说马一浮：“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朱维铮认为，“马一浮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他主持复性书院，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连贺昌群辞去浙大教授，千里迢迢跑到乐山，助他实现办学理想，却以家臣待之，一言不合就挥斥而去，岂是‘有所不为’？由熊十力与他‘道相同而不相为谋’的事例所彰显，更可看出此公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
七、熊十力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
【狂傲】
少时，熊十力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
熊十力原名熊继智，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如来佛祖的十种智力，他以十力为号行于世，可见其狷狂之盛。
熊十力在自己著作上署名“黄冈熊十力造”，颇引起一些议论，因为在印度只有被尊为菩萨的人才可以用这说法，据传他也曾经自称“熊十力菩萨”。
熊十力曾言：“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
1911年，武昌起义后，熊十力任湖北都督府参谋。当年12月，熊十力与吴昆、刘子通、李四光聚会武昌雄楚楼，庆祝光复，史称“黄冈四杰”。聚会期间，李四光曾书“雄视三楚”，熊十力则书：“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熊十力狂妄，殷海光拜访他，谈起冯友兰、胡适和金岳霖，熊十力对三人都不放在眼里，他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老夫”，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所讲是戏论。听罢此语，即使对熊十力盛气凌人已有所闻的殷海光也深感意外。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熊十力曾就读的南京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熊的老师欧阳竟无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随后令弟子刘衡如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
熊十力见后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他对北大校方说：“我要写书，不讲课了！”于是辞职，并迅速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此时距《新唯识论》出版仅5个月。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欧阳竟无是熊十力的老师，但熊坚持说：“吾爱吾师，尤爱真理！”从此，他们师徒交恶，至死未解。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有一次徐复观和熊十力先生谈天，熊先生说章太炎除了文章写得好，及懂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徐复观还听说熊先生在杭州时看到章氏谈佛学的文章，批上“尔放狗屁”四个大字。
熊十力有一次在朋友家吃饭，朋友的孩子想吃桌上的一块肉，熊十力却立刻夹到自己碗中，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于是坦然吃下。
有人拿自己的文章给熊十力看，他说：你拿书给我看干什么？你应该看我的书，就是不看我的，也应看圣贤的书，你的狗屁东西算什么作品呢？
熊十力与张难先私交甚笃。张任湖北财政厅厅长时，很多人来求熊，希望能通过熊弄一个一官半职。熊不胜其烦，一日在报上刊登启事一则，以绝他人请托之望。内容为：“无聊之友朋，以仆与难先交谊，纷诉介绍，其实折节求官，何如立志读书；须知难先未做官时，固以卖菜为生活者，其乐较做官为多也。仆本散人，雅不欲与厅长通音讯，厅长何物？以余视之，不过狗卵孵上之半根毫毛而已。”
1949年以后，熊十力脾性依旧，坚持不肯改造自己。解放后，熊十力到北京后，毛泽东接见了他，并送给他几本书。熊十力申明，他拥护共产党，爱新中国，但一辈子学的是唯心论，无法改变自己的哲学主张。此后他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
中国哲学会请他作委员，他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又说：“马一浮写信给我，说他自己是‘确乎其不可拔’！我回信说我也是‘确乎其不可拔’！他以为我到北京，就‘尽弃其所学’了！”
1956年，政协召开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熊十力先生原不在邀请之列，熊的学生杨玉清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过去曾有人说：‘可惜今天称得上士的人，只有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二三人而已。’梁先生今天在座，马先生也由杭州到北京来了，只有熊先生还在上海。”政协马上联系上海方面，请熊先生为特邀代表。陈毅派人去熊先生家通知，此时熊正在洗澡，他说：“我是不能坐飞机的。”于是坐当日火车前往。
在这次政协会上，熊十力被增选为第二届政协委员，并连续当选为第三、四届政协委员。但他只是政协的“三到”委员：开幕到、闭幕到、照相到。其余时间，均不到会，而是呆在宾馆里与友朋聚谈。某次，一位大人物突然莅临，全场起立相迎，唯熊十力独自岿然不动。
熊十力怕坐飞机，说是怕把飞机给坐坏了，但坐火车又忍受不了车厢里的暖气，因此每次北上开政协会议，均把车窗打开，风呼呼的往里灌，一车厢的人均消受不了。服务员向陈毅反映，说熊十力是个怪老头，不好伺候。陈哈哈一笑，说：“咱们国家有几个熊十力？不就一个吗？想法子照顾一下嘛！让他自己住一个包厢好不好？”
【风度】
熊十力少时，因慕鲁国大夫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之风，夏天在山野的寺庙居住时，经常赤身裸体，有时出去遇到人也不回避。有人告诉熊的长兄，但长兄并不对他进行管束。一次，熊父的一个学生痛责熊十力道：“尔此等行为，先师有知，其以为然否？”熊十力如遭棒喝，从此再不敢了。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适之、张东崧、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