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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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在其随笔《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的颜子(渊)”,在记述他1933年第三次去马一浮居处访问时的感受(第一次是在二十年前)说:“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隐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
解放后,马一浮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蒋庄)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
1957年,周恩来陪同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特意将他带到蒋庄访问马一浮,并向他介绍说,“马一浮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是我国惟一的理学家。”会见中,伏罗希洛夫问马一浮:“您在研究什么?”马一浮说:“读书。”又问:“现在做什么?”回答说:“读书。”伏氏想请他出去走走,他又以“恕不奉陪”婉拒。
【学说】
马一浮认为:“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六经”。但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因为它不仅是呆板地指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他认为:“此(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
马一浮还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简而言之,“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换一角度说,西方学术文化无非统摄于真、善、美三种价值,这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总而言之,“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
马一浮推崇中国文化,他说:“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
马一浮反复声说:“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又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因此,在文化、学术上如果“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
马一浮认为,只要“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更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
马一浮十分推崇《论语》一书。他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说:“《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皆礼乐义也”。而“易为礼乐之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为诗书之用,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又,他举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正名”则为“春秋大用”之要。
马一浮说:“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因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他认为,“六艺皆为德教所作,而《孝经》实为之本;六艺皆为显性之书,而《孝经》特明其要。故曰,一言而可以该性德之全者曰仁,一言而可以该行仁之道者曰孝。此所以为六艺之根本,亦为六艺之总会也。”
马一浮认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学术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而且说:“须知教相多门,各有分齐,语其宗极,唯是一心。从上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
马一浮不仅主张破除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种种门户之争。他认为,“末流之争,皆与其所从出者了无干涉”。一些人所以斤斤于派别门户之争,都是由于他自己的“局而不通之过也”。他对于儒释道的融会,可说是已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地。他能“随意拈取老、庄、释典以阐扬儒家宗旨,不惟不陷于牵强附会,且能严格判别实理玄言,不致流荡而无归宿”。
马一浮的教育宗旨是“复性”。“复性”,是唐代李翱作为修养论提出的。马一浮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上升为教育的宗旨,还用“复性”来命名其创办的书院——复性书院,足见“复性”之重要。
马一浮认为要挽救儒家道德和人心,挽救国家,作为儒生只有通过研究儒术,讲述和弘扬儒术去达到。1905年底,马一浮从镇江回到杭州后,在给其舅父何稚逸先生的信中就谈了这个宏伟的誓愿:“窃惟王迹中迈,九洲云拢。群鹿竞逐,黔首愁苦。将欲雍容决策,咄嗟树义,却虎狼于西土,驱狐鼠于中原,使功高泰山,国重九鼎,斯非常之烈,魁桀之事,非介夫素士所能预……甥虽不敏,窃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纪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将以汇纳众流,昭苏群惑。悬艺海之北辰,示儒术之总龟,振斯道于陵夷,继危害于将绝。体制草创,篇帙未具,并力缀辑,皓首为期。贮以铁函,藏诸石匮,亦经甘樵苏之弃,未敢希国门之悬耳。”
马一浮十分重视读书的方法,他的《读书法》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开讲时,专门讲了《读书法》一讲。在《读书法》中,他不仅阐发了格物致知的理学思想,还着重论述和总结了读书的方法和经验。马一浮认为,读书须先调心,也就是要定心,要集中精力。他说:“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马一浮在《读书法》中,不仅谈了读书须先调心,还反复谈了读书一定要穷理、穷理要切己用力。他说:“学必资于读书,而但凭读书,实不足以为学。学有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闻见之知,亦有浅深、小大、邪是不同,然俱不是真知。德性之知,方是真知。”
马一浮认为,读书之道应该从四个方面去努力: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他说:“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徽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玻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
【立场】
白话文兴起后,至四十年代,时人已不再学四书五经。大儒马一浮倍感惆怅,叹息说:“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
马一浮对新式的学校教育颇有成见,认为“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
马一浮坚决主张尊孔读经,反对现代学校废除六经。早在1912年,他就反对蔡元培废除六经的主张,并力主学校恢复读经科。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被孙中山委任为教育总长,而蔡元培与马一浮既是好友,又仰慕马一浮的学术和名望,就委任马一浮为教育部秘书长,襄助部务。马一浮出于友谊接受了委任。当他到了南京后得知蔡要废除六经,并已公布了《小学校令》废止读经科;公布了《中学校令》废除“读经讲经”;公布了《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取消“经学科”,便非常不满,要求蔡收回部令。“道不同不可为谋”,因两人意见相左,于是马一浮到职不到三个星期,就辞谢了这份差事。他对蔡元培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
事后,马一浮在追忆此事时写道:“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作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剩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
【教育】
在浙大,马一浮的讲座有体有用,简易亲切,深受师生爱戴,当时的校长竺可桢也常去听他的演讲。在《竺可桢日记》中曾记载,“《诗》、《书》为至善,《礼》、《乐》为至美,《易》《春秋》为至真。以《易》为自然科学之源,而《春秋》为社会科学之源……可惜马君言过简单,未能尽其底蕴。”
马一浮不仅对中国现代学校废除经学不赞成,同时还对现代学校的学术分科多也不赞成。他认为,中国现代学校的另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学术分科很多,当代学者往往执着于某一偏狭的领域,抓不住一个根本的东西,也不能融会贯通。为此他断言说:“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失之于通。因此读书之道,不能为纷歧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要从中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这个根本的东西,在马一浮看来就是“六艺”。
马一浮对学生的教育,自始至终贯彻了“学而不厌,诲而不倦”的精神。他反对骄矜,倡导谦慎。马一浮最早收录的大弟子——袁心粲,一生尽力教育,不于仕官。在同门中,以行履笃实见称。他从师马一浮时,就带了一本自撰的《阳明学说浅释》前去求教。马一浮翻阅后微微一哂,竟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什么王阳明!”袁心粲听后不服,当下就开展了辩论。马一浮则博引旁证,从孔孟程朱以至康德杜威,时而古文,时而洋文,加以论述,使心粲从此心悦诚服地拜在马一浮门下。
张德钧是马一浮在复性书院的高材生,马平日对他比较喜爱。1941年秋,马一浮的挚友谢无量到四川乐山复性书院看望马一浮,相见甚欢。一日,马一浮通知书院学人齐集尔雅台谒见谢先生,请谢先生向诸生开示。这位高材生张德钧骄矜自负,想考考谢先生的学问,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无量微笑未答。马一浮觉得张生此问出于胜心,必须析之,乃代谢先生答曰:“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张生惭而失色。在座诸生,莫不敛容。可见,马一浮对学生的教育一贯提倡谦虚,反对骄矜。
马一浮最早的弟子袁心粲信程朱,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袁卓尔从学程朱。1946年,袁卓尔正在嵊县中学任教,袁心粲就命其辞去教职,到书院读书一年,以领受马一浮的教导和指点,并指望她能在马一浮先生的指点下读点程朱陆王的理学书。然而马一浮考虑到她的喜好文学及文学基础,就指导她研读文学著作。马一浮根据袁心粲指点其女儿读书的请求,在沉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