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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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是南山律宗中兴之祖。律宗着重研习和传持戒律，弘一严格持戒，实行过午不食，每日只食二次，第一次在上午六时左右，第二次是上午十一时。他的饮食极为简单，从不浪费，生活用品都是出家时的物件，二十六年来，未尝更易。一领衲衣，补钉二百二十四处，青灰相间，褴褛不堪。
弘一大师后改为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因为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许多。除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接受他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的净资，也都用来刊印佛经。
弘一法师处处以身作则，他曾现身说法教育僧众：“诸位请看我脚上穿的一双黄鞋子，还是民国九年在杭州时候，一位打念佛七的出家人送给我的。又诸位有空，可以到我房间里看看，我的棉被面子，还是出家以前所用的；又有一把洋伞，也是民国初年买的。这些东西，即使有破烂的地方，请人用针线缝缝，仍旧同新的一样了。简直可尽我形寿受用着哩！又如吃东西，只生病时候吃一些好的，除此以外，从不敢随便乱买好的东西吃。”
瑞今回忆，弘一大师“衣着无过三件，即使严冬亦是如此。如升座说法，即披七衣，平常集会开示，则穿海青（邯广袖的僧衣），有人送他夹衫厚袄，皆转赠别人。……马一浮居士挽他的诗有句云：‘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他是当之无愧的。”
刘质平回忆：“忆先师五十诞辰时，余细数其蚊帐破洞，有用布补，有用纸糊，坚请更换不许。人闽后，以破旧不堪再用，始函命在沪三友实业社，另购透风纱帐替代。为僧二十五载，所穿僧服，寥寥数套而已。”
一次，弘一法师收到弟子刘质平寄来20元，遂复函说自己花费“每月约一二元，至多三元。出家人费用无多，其善能俭约者，每年所用不过二元，若朽人者，比较尤为奢侈者也。”刘见信，几欲落泪。
1924年，刘质平托人给弘一法师带去饼干、桂圆、笋干，法师命人收好，等到去温州时，带去送给道侣。
啸月在《弘一大师传》中记载：弘一大师“云游四方，一衲一钵，赤足露顶，不与俗伍”。“一领衲衣，补钉二百二十四处（现存经子渊居士处，）青灰相间，褴褛不堪，初出家时物也。二十六年来，未尝一易。生平不乐名闻，不受供养，不蓄徒众，不作住持”，因主持妨害修行，不开大座，因“听众混杂，流弊丛生”。
抗战时期，上海刘传声居士担心弘一法师生活困难，奉上千元以作供养，弘一婉谢，欲全部退回，但因沪闽之间交通断绝，无法退还，遂将这笔钱款转交开元寺，用于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他还拿出多年前好友夏丏尊送给他的一架美国产的真白金水晶眼镜，售出得大洋五百，赠送给开元寺。
夏丏尊曾回忆弘一法师滞留宁波时的情形：弘一时住在七塔寺的云水堂中，告知夏他当天才到寺中来挂单，前两天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夏问：“那家旅馆不会十分清爽吧。”弘一答：“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他接着说挂单在云水堂很是舒服。夏环视四周，水云堂中住了四五十个游方僧人，他是在无从想象舒服何来。
将弘一接到白马湖畔后，夏丐尊将他安置在春晖中学中。打扫完毕，弘一打开铺盖，将一床破席子铺在床上，摊开被褥，再卷了几件衣服作枕头，接着便拿出一条发黑而且破烂不堪的毛巾，走到湖边去洗脸。夏忍不住提出替他换条毛巾，他将破手巾仔细摊开给吓看：“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
夏丏尊每日去给弘一送饭，到第3日，弘一对夏说，以后不必将斋饭从家里送过来了，他自己可以过去吃的，并笑着说，上门乞食原是出家人的本分之事。夏只好答应下来，但坚持雨天还是由他送来。弘一说：“不要紧，要是下雨，我还有木屐哩！”接着他又说：“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夏丏尊只好答应。
一日，夏丏尊前去看望弘一法师，正赶上有人送来斋菜，夏也一同吃，其中一菜太咸，夏说：“这也太咸了！”弘一淡淡地说：“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
佛陀在戒律中规定，比丘不得重操旧业，以免妨碍修道。弘一出家后，几乎放弃了一切世俗学问，唯以书法接引众生。佛制比丘当常易住处，勿于一处贪著不舍。弘一的出家后，居无定所，一衲一钵，辗转于浙江、福建等地的各寺之间，行云流水，动止安祥，威仪寂静，无挂无碍。
1922年春，弘一法师在给侄儿李圣章的信中说：“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就此告一结束。”
弘一法师持律甚严，后半生仅有破布鞋、雨伞随身，吃饭不放油，每天只是在房中念佛，不见外人。
弘一法师在福建讲学时，永春一位16岁的少年写信给他，说他忙于酬酌。他立即回信说：“惠书通悉，至用惭惶！自明日起，即当遵令闭门静修，摒弃一切。”
弘一法师有“三不”：一不做主持，因主持俗务繁多，妨碍修行；二不开大座，如应他人之请讲律，仪式简单，不可大规模号召；三不要闻名。
1939年1月，弘一法师在厦门养正院作题为“最后之□□”的讲演。标题中缺失的两字大概是当时记录者瑞今法师有意隐讳的，有研究者猜测，此题目应为“最后之忏悔”。弘一在讲演中说：“我自从出家以后，恶念一天比一天增加，善念一天比一天退失，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醇乎其醇的一个埋头造恶的人……其中到闽南以后十年的功夫，尤其是堕落的堕落。……自从正月二十到泉州，这两个月之中，弄得不知所云。……何以近来竟大改常度，到处演讲，常常见客，时时宴会，简直变成一个‘应酬的和尚’了！”
【接引】
弘一法师弘法之际，接引众生。知交杨白民在他的引导下学佛。后他又造访袁希濂，普一见面，他仔细打量袁后，笑道：“希濂居士，你前生也是个和尚呢。”袁希濂在弘一的引导下，也开始虔心向佛。
弘一法师在衢州的小店买豆沙饼，见包装纸上所写的店号饼名，工整秀丽，顿生惜才之心，便向店主打听，得知是浙江省立第八师范学校的青年教师毛世根所写，即与约见。二人晤谈时，法师对这位21岁的青年连连嘉许，其后又多次指点他书印之艺。在法师的循循善诱之下，毛开始向佛，法师为他取法名“慈根”。
弘一法师在绍兴普庆庵挂单时，将居室命名为“千佛名室”，在半个月内写下300张佛号，交给3个学生，嘱咐他们分赠有缘人。
丰子恺虚龄30生日时，礼弘一为皈依师，在他的居室“缘缘堂”中举行了皈依三宝的仪式，由法师赐名“婴行”。
在厦门时，弘一法师在南安小雪峰寺遇到十九岁的陈海量，陈问弘一，世上果真有鬼神吗？法师并不回答，只劝他去读些佛典，并赠他10余种佛书。至此，陈开始学禅，弘一常给予指点。两年后，弘一再度到闽时，去看望当时寄居慧泉梅山寺的陈海量，陈苦恼地对法师说，自学佛以来，于佛法尊重之心日深，可对现实中的佛门出家人却总觉得难生信重，因为自己所接触的僧人大都浊俗，且又很少戒行，不知怎样才能加以对治。法师严肃而慈祥地告诫一番：“论人过失，殊非学佛者所宜。出家僧众，凡圣参差，既学佛未久，道力未足，无从深知其究竟，怎可随便议论？他人是否如法是他人的事，自己生起骄慢却是自己的过失，况且依佛法教义，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若能作如是观，于一切众生恭敬还怕来不及，何敢怠慢于僧宝？”陈海量深感悦服。送法师下山时，两人于路上遇到一个平常的僧人，看上去颇为鲁拙无知，弘一却上前向他伏地礼拜，态度非常恭敬。陈看后大感惭愧，知道这是法师有意以身示教，从此对于出家僧众再不敢心怀不敬了。
1931年5月，陈海量到五磊寺拜见弘一法师，陈问法师，何以自己初见法师就会生起莫名的欢喜。法师告诉他，这是宿缘所至，并说陈海量过去某世曾为天台山国清寺僧，两人前世曾是师生关系，今生是再续前缘。
1935年12月，弘一法师第二次到惠安弘法，住在当地信众家中。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法师作了几次讲演，为40余人证受皈依，30余人证授五戒。他写下《惠安弘法日记》。
一次，弘一法师在丰子恺家中的书架上看到一册由基督教徒谢颂羔写的《理想中人》，就说：“他这书很好！很有益的书！这位谢居士住在上海吗？”丰子恺便预备邀谢颂羔来聚谈，可是他说：“请他来很对人不起。”于是，他写了一张横额“慈良清直”四字，让丰子恺送去，又由丰的邻人陶载良备了素斋，把谢请来晤面。
弘一大师在福建时，一天，一位基督教徒、小学校长庄连福想听弘一大师说法，但在半道上却被弘一大师的弟子传贯拦下，理由是基督徒不宜来听佛教高僧的演讲。弘一大师得知后，即批评了传贯，并要求他向庄校长道歉。次日上午，传贯来到庄的小学校，跪在庄上课的教室门口请罪。庄连福请他到宿舍喝茶，传贯硬是不肯，谢罪道：“我是受师父之命，特地来向你们赔罪的，万万不可受你们的招待！”说着，他又从怀里取出弘一法师手书的单条四幅及一本《华严经》，送给庄校长。庄连福深受感动。此后他常与其他教友前往净峰寺听大师讲经。庄连福说，弘一大师“给我们很深的启迪。因此，我们连续上寺听弘一大师讲经，每次都增加了不少基督教徒听众。”
少年黄福海到泉州承天寺拜见弘一大师，问过他的姓名和来意后，法师请他到禅房中坐坐。黄见法师面带微笑，正襟而坐，既慈祥又威严，就像是尊活菩萨，他噤得不敢作一声，又舍不得就此离开，便如同木偶人似的坐在那里，默默地望着法师。法师见他尴尬，便亲切地问道：“我会写字，要不要写几个字给你？”黄福海自是求之不得。第二天一大早，黄买了4条一般大的凳子送过去。他小心把凳子送进禅房，弘一法师见了，用长者的口气说：“你还买凳子请我啊。”临别时，弘一将早已写好的字送给他，黄因太兴奋，竟忘了向法师致谢。几日后，黄福海提出想和法师合影留念，二人朝照相馆走去。走了一会儿，弘一法忽然放慢了脚步。黄抬头一看，原来前面远处走着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和尚，弘一指了指和尚的背影说，那位长者是承天寺的大和尚，是佛门中的前辈，所以要走慢点，不能走到他的前头去。黄极为敬服。
【功德】
弘一提倡在家律学。佛制要求七众弟子都要学戒持戒，依律行事，因此，不只是出家僧尼必须如此，就是在家居士也应如此。但佛教界不少在家居士，对于戒律知之甚少。弘一针对这一情况，特从南山三大部中录出关于在家律仪部分，编为《南山律在家备览》，便于在家居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