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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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半梅回忆，李叔同和日本女子福基婚后，岳母过来探访女儿，临走时天正下雨，于是就向李借一把伞。但李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他说：“当初你女儿嫁给我的时候，并没有说过将来丈母娘要借雨伞的。”岳母哭笑不得，只好淋雨回家了。
留日学生韩亮侯回忆，一次，他去听音乐会，在一堆衣着光鲜亮丽的听众中，见到一衣衫褴褛之人，坐在正厅优等座上。他颇觉奇怪，散场后，彼此打招呼，才知道此人也是中国人，叫李叔同。随后，韩随李到李宅做客，发现李居住在一栋漂亮的二层洋房中，房内环壁皆书，屋角放着一架钢琴，觉得很是糊涂，仿佛读了一篇浪漫主义的传奇小说。而此时，李叔同已换上崭新的西服，请他一起去附近餐厅吃宵夜。
刘质平在入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不久，创作了平生第一首曲子。他把作品拿去给李叔同看，李看后若有所思，他以为李要责怪自己，正惶恐之际，忽听李说道：“今晚8时35分到音乐教室来，有话要讲。”时值严冬，风狂雪大，刘质平到教室外时，走廊上已有了脚印，但教室门却紧闭，全无声息。于是刘质平就在廊前冒着风雪等候。十分钟后，忽然，教室里的电灯通明，接着李叔同走了出来，他显得非常满意，对刘说，你已经准时赴约，且又尝到风雪的滋味，可以回去了。原来，这是李叔同在考验刘质平。此后，刘质平成为李叔同的得意弟子，在音乐事业上颇有成就。
李鸿梁回忆两级师范任教时的李叔同：“他忽然变为一个很严肃的教师了。灰布长衫，黑布短褂，平底鞋，先后判若两人。在学校里很少见他的面，就是同事房间里好象也不很走动的，教员休息室里也不常去。到上课时，总是挟了书本去上课，下课直接回到房间。走路很迅速，不左右顾盼。冬天衣服穿得很少，床上被子也很薄，严冬并不生火。后来法师告诉我，他的身体不适宜多穿衣服，烤火更是有害，所以他晚年喜住在闽南，就是这个缘故。”
李叔同在浙一师任教时，几乎不与当时主持校务的经亨颐联系，有时请假，也是致电校工，从不直接告知校长和教导主任。
弘一法师曾说：“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
【丹心】
维新变法时，李叔同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被当局视为逆党，不得不南下避祸。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
〖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
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1907年2月，因国内两淮水灾，李叔同在东京演出话剧《茶花女》，以门票收入赈灾。
辛亥革命成功时，李叔同填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
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
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
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
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当时，李家的产业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抗战爆发后，弘一法师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对惶恐的众僧侣说：“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据林长弘回忆，1938年4月的某日，日本舰队司令久仰弘一大师盛名，特登岸寻访大师，并要求大师用日语对话，但大师坚持“在华言华”，拒绝说日语。司令邀请大师到日本，说定以国师之礼奉之，大师答道：“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教，在所不惜！”
抗战期间，五十四岁的弘一法师到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庐，收集韩的生平资料，嘱咐高文显为韩作传。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附逆（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
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表达了为护佛而殉教的决心。
1937年，厦门市为鼓舞民众的体育精神，募捐拯救四川难民，决定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运动会筹委会请弘一法师为大会撰写会歌。弘一欣然答应，并在三月间就把词、谱都写了出来。他在作歌时，又联系到当时日寇猖獗侵略中国的现实，把体育与振奋民心、团结抗暴结合了起来。《厦门第一届运动会会歌》是李叔同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首歌曲。
日军兵临厦门，弘一法师致函道友李芳远云：“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1938年初，弘一法师先后在晋江、泉州两地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后他又在泉州清尘堂开讲“华严大义”，讲毕，特叮嘱听法者缁素，共诵《行愿品》十万遍，以此功德，回向国土众生，倡佑国运，消弭业灾。一日，法师在斋堂用餐之际，忽然潸然泪下，对身边弟子说：“吾人所食为中华之粟，所饮乃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我佛如来张点体面，自揣尚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何能无愧于心？”一座僧众，为之肃然。
1941年，弘一法师作《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题记，表达爱国情怀：“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至孝】
李叔同五岁丧父，此后便与母亲相依为命。十九岁时，他奉母携妻到上海定居。李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对丰子恺说：“我从20岁到26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注：他将看成是新生）。”
李叔同的母亲王太夫人是李父的小妾，在家中地位低微，李曾不止一次对人提起“生母很苦”，直到出家多年后他一想到母亲还有余哀。
1905年，王太夫人病逝于上海城南草堂。母亲离世时，李正外出为母亲预置寿木，不在母亲身畔，他终生引以为憾。他曾多次对友人说：“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母亲去世后，他万分悲痛，改名李哀，号哀公，屏谢余务，闭门守哀，感叹“幸福时期已过”。
是年六月，李叔同扶柩北上，到达天津后，二哥李文熙以“外丧不入门”的旧制，不同意王太夫人的灵柩人府，兄弟二人为此而发生龃龉。关于此事，李叔同的三子李端记载：“我祖母的灵柩运回天津以后，我的二伯父借口我祖母是‘外丧’，不能进旧宅的大门。为此，我的父亲不依，和我的二伯父闹了一仗。他们兄弟间公开闹矛盾，这是第一次。经亲友调停说和，才让我祖母的灵柩进了旧宅，后即择日举殡，安葬在新开河边张兴庄以北的李氏祖茔内。”
李叔同痛恨旧制，决定于采用西式丧仪为母亲举行追悼会。他在告知亲友的《哀启》中写道：“我国丧仪，繁文缛节，俚俗已甚，李叔同君广平，愿力祛其旧。爰与同人商酌，据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略为变通。”启文中说明，免收一切致丧礼物，如呢缎轴幛、纸箱扎彩、银钱洋钱等，只收取诗文、联句、花圈、花牌等；免除吊唁旧仪，改行鞠躬礼；丧仪有为开会、致哀辞、唱哀歌、献花、行鞠躬礼等几个过程。全家人穿黑色丧服，演唱哀歌时，由李叔同亲自弹奏钢琴伴奏。李家还为吊唁宾客准备有西餐。天津人皆称：“李三爷办了一件奇事！”
天津《大公报》对李母的“告别会”作了系列报导，还特别刊发了《西国丧服制考》一文。据该报报道，李母追悼会上收挽联哀辞共200多首，到会致哀的中外来宾凡400余人，多为天津各界的显要名流，师友亲朋之外，还包括外国驻华使节，如奥地利工部官员阿氏、医官克氏，日本学者宫藤氏与松长氏，天津各大学堂的校长等。
李叔同出家后，斩断一切尘世情缘，惟独对母亲的感情难以割舍。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说，1918年正月十五日他皈依佛门，“二月初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先两天就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此后每逢在亡母重要的冥诞，他便书写过《地藏经》或地藏忏仪，以此功德，回向亡母。
母亲七十寿辰时，弘一在白马湖畔的晚晴山房，集缀华严偈语成联句，手书成《华严集联三百》，纪念母亲。
弘一法师曾听静权法师讲《地藏经》，静权法师将经义与中国的孝道联系起来，提醒听法之人，出家修行，既于一切众生普怀慈悲之心，对于父母的生养之恩更当深铭于心。亦幻法师回忆：“是年（一九三○）十月十五日，天台静权法师来金仙寺宣讲地藏经，弥陀要解。弘一法师参加听法，两个月没有缺过一座。权法师从经义演绎到孝思在中国伦理学上之重要的时候，一师恒当着大众哽咽涕泣如雨，全体听众无不愕然惊惧。座上讲师亦弄得目瞪口呆，不敢讲下去。后来我才知滚热的泪水是他追念母爱的天性流露，并不是什么人在触犯他伤心。”亦幻深受震动，他自出家以来，因惧俗累，对于在家的母亲极少过问，自觉惭愧，此后即开始照拂母亲的晚年生活。
1935年，弘一法师在惠安弘法，四月二十一日为其母冥诞，法师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情爱】
天津梆子名伶杨翠喜是第一个走进李叔同心扉的女子。李叔同青年时代，喜欢到茶园去看戏。当时，河北梆子戏女演员初兴未久，一些半路出身的女演员在发声、吐字、行腔等方面缺少训练，李叔同曾主动为她们做指导。杨翠喜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叔同对杨翠喜极为倾心，每天晚上都去为杨捧场，散戏后还提着灯笼送她回家。闲暇时，李叔同为杨翠喜解说戏曲的历史背景，并指导她唱戏的身段和唱腔。对杨翠喜而言，李是她亦师亦友的至交。但因为李母和二哥的强烈反对，两个人的爱情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