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我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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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姜小宁，是文革末期出生的。我父母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希望他们因为文革而被派去支边的天各一方的生活能够尽早结束，一家人能过上安宁的生活。我的出生和我的名字的确让我们一家三口团聚在了一起，挤在北京十里堡的一个小房子二十几年没有分开，直到我结婚搬了出去，他们才算是扩了房。可能因为我父母是分得怕了，所以他们一听我要移民就炸了。
“移民？不行，一万个不行！我们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哪儿也甭去。”我爸一脸的不高兴。
我老公比我大几岁，是文革初期生的，所以他被命名为高向东，是向往东方红的意思。
婆婆公公也来了，什么三思呀，后行呀地口罗嗦了一大堆。我知道他们的心思，无非就是怕我出去后甩了他们的儿子。他们越是这样说，我本来犹豫的心反倒坚定了下来。一定要出去，要逃出这些爸呀妈呀的手心儿，过自由的生活。
我软磨硬泡起高向东：“向东同志，你就从了吧。生个混血儿咱是没指望了，但其他方面都没有问题呀。以后咱们生个孩子，让他（她）一睁眼就说英文，一张嘴就吃cheese（奶酪），多好呀。”
他还是不同意，我就和他吵，说他没有理想，没有追求。他就说人和人不一样，他们团也有很多人走了，又回来了，何苦呢？他要是十###岁，他会考虑的，现在都奔三十了，凑合着活吧。
北京女孩姜小宁（2）
细想想，向东说的也对。对于我们这些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出国的目的很模糊，有点儿“起哄”的意思。我们小时候也受过苦，但没有上代人那样苦。我们开始工作的时代正是改革开放进行到如火如荼的时代，吃的，用的，已经很和国际接轨了。我们到底为什么非要出国呢？不是有人说过：与其在北京流浪，不如到世界流浪。我没有在北京流浪，但我很想去世界流浪。世界的大门就在那里敞开着，干吗不去？ 趁着年轻去感受，多经历。
向东不同意，我就用离婚来威胁他。因为我知道他毕竟爱着我，离婚是他的“七寸”。其实，现在也是这样，年轻人都忙着移民、出国，不出去就会被别人看成没本事，“土”。在外企，这股风就更盛行了，外企就是一个出国人员培训部。大家都在观望着谁谁出国了，去哪国了，这成了一个人混得“好”的标志之一。
与向东的争吵没有结果，我就不和他吵了。我改为每天向他宣传加拿大的好处，甚至带他去看一个正回国探亲的同事。他亲眼看到他们的孩子去加拿大只两年，英语已说得特棒。
回来的路上，向东情不自禁地说：“你说这出去学的英语就是不一样啊？你听听那小子的发音，多纯正呀，才五岁，那‘呱呱’的，不看他脸的话，整个儿一个小老外。”
终于，向东同志妥协了。
一关一关的，递表，等待，面试。一年后，我们也拿到了移民纸。重演了肖梅走时的告别场面，我们，启程奔赴新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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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泡恶屎小区92号（1）
屎嘎巴儿区，粪池大街，拉泡恶屎小区92号。
肖梅来了有两年多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她的电话从来没有固定时间，情绪也是喜怒无常。她是个很好强的女人，又极好面子。每次问她过得怎样，她总是说生活在改观，在改观。一天，她半夜突然来电话，毫不留情地把我从梦中吵醒，兴奋地告诉我她找了份新工作，正在试用期，要是能转成permanent（正式工）就算熬出头了。没出三个月，她又打来电话，说洋人真混蛋，眼看就要转正了，就把她和印度人开了，白人反倒都留下了。她在电话里一句一个“Shit（狗屎）”，看来是气得够呛。
肖梅是学经济的，过去一直在我们公司市场部做经理。到了加拿大，就算她英语不错，手里拿着大老板的推荐信，也没有人愿意雇一个新移民来做市场营销。这类工作又体面，收入又高，白人都抢不来呢，哪里轮得到她。她如今与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境遇差不多：人生地不熟的，也没个靠山， 找工作只能依赖招聘，真是不容易。
这两年，IT业在加拿大持续升温，很多移民都丢盔卸甲地投奔到这一行里。肖梅就决定去读书，彻底改行，无非是用经济头脑来编程，没什么了不起的。她在报纸上看到很多IT的培训，有无IT背景无所谓，六个月培训，保证百分百找到full time（全职）的工作。
肖梅白天都要去北美精英IT学院上课。说是学院，其实就是一个潮乎乎的地下室。学员很多，学费也不菲，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从记者到医生，干什么的都有。大家云集到这里就为了一个目的：重塑自我，再度辉煌！
时差加上兴奋让我们早上很早就醒了。向东套了一条棉毛裤，北京带来的，三枪牌。他招呼我快起来：“快点儿呀，出去走走。嘿，看看这雪大的，咱打雪仗去。”我一骨碌爬了起来，从箱子里翻出了一条眼下北京特时髦的紧身毛裤，向东就嚷嚷起来：“哎哟，您都到了加拿大了，还穿毛裤呀，脱了脱了，回头让人笑话。”“冷！你看外面……”我说。“不冷，快点儿。”向东旋风一般地拉了我的手就冲了出去。
我们裹上大衣跑到外面，欣喜若狂地奔向银白的世界。白雪覆盖了所有的颓废和枯黄，街上一个人也没有，阳光在光秃的枝丫间闪烁着，在一排排褪了色的木栅上跳跃着。二十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在北京的嘈杂中吃最后的羊肉串儿呢。和平里西街的自由市场人头攒动，卖烤白薯的，卖糖葫芦的，吆喝声，自行车声，叫骂声连成一片……仅仅二十几个小时，这些声音像被真空吸走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眼前雪白和宁静的世界与和平里是如此的不同， 无法想像它们并列存在一个地球上。四下里静悄悄的，雪扑扑地下着，是那种小时候在北京才能看到的白莹莹的瑞雪，没费什么劲儿就到了脚脖子那么深。
肖梅开着她的二手Honda（本田）车来接我们。她在北京就开车，是一辆崭新的红色富康，走之前给卖了。
“别看是二手的，看看牌子，Honda呀，比富康高了好几个档次，不丢人。”肖梅一边开车一边说。“我以前那富康，买的时候八万，五万就卖了，亏死了。这Honda，你们猜多少钱？六千加币，北京买面的的钱，这在北京你能想像吗？！”
两年没见肖梅了，她有了些变化。那时髦而又俏丽的短发留长了，披在肩上。
“你怎么留长发了？”我问。
“短发每个月都要打理，太贵！留长发挺好，总像大学没上完。”
我还发现肖梅的口音也有些变化，加了点台湾味儿，又贴了些广东味儿，还时不时地冒两句上海话。
“你们知道吗？这儿管普通话叫国语，国语就是我这味儿的。”肖梅说。
肖梅整租了一个house（独立屋），就是美国电影里看到的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后面有花园，前面有草坪和车库的那种。 肖梅的车拐进一条小街，停在一栋红砖的小楼前，房前是掉光了叶子的白桦树，两只肥硕的黑色松鼠在枝头跳来跳去。
拉泡恶屎小区92号（2）
“咱这个区叫Scarborough，广东话叫‘士加堡’，翻译成大陆话就是‘屎嘎巴儿区’。前面那条大街叫Finch，我们就叫它‘粪池’大街，咱这条小街呢叫Lapworth，就是‘拉泡恶屎’。回头你给家里打电话就说，你到了加拿大了，住在屎嘎巴儿区，粪池大街，拉泡恶屎小区92号，全和厕所有关，非把他们乐死。”肖梅一边介绍一边笑。
肖梅拎了一只小箱子领我们进了她租的红砖小楼。客厅里光线昏昏暗暗的，进门的地方凌乱地摆了很多鞋，有大有小，有男有女。
“别奇怪，这房子可不是我一个人住，我没那么奢侈。我都租出去了，做二房东，减少生活开支，争取能略有盈余。没办法，谁让我以前没好好攒钱呢，出了国才学会了节省。再说，国内毕竟挣的是人民币，一除就没了，又没个工作，光出不入的，不动点脑筋还真有点儿扛不住。”
肖梅的确是很有经济头脑的，整个房子除了厕所和厨房没租出去，所有的角落都租了出去。
一进门的客厅里摆着两组沙发供大家看电视，沙发不成套，这儿凸一块，那儿瘪一块的，像被人揍过一样。墙上贴着“室规”，大力宣传着节约水电什么的。肖梅小声说：“这儿房租是包水电的。不写这不行，很多人逮着不要钱的水就敞开用，特不自觉。”
“你们的房间在楼上，挨着洗手间。”肖梅在前面走着，穿过一个宽敞的过道，她指了指右手边一个外墙是弧形的房间，“这儿住了一家，是对夫妇。”
肖梅说：“在加拿大，我们管白人叫‘西人’或是‘洋人’，可不叫外国人啊！咱们在这儿才是外国人呢。”
“洋人？他们要是洋人，那我们不就成了‘土人’了吗？”向东对自己变成了土人而兴奋。
我们的房间是一间朝北的小屋，有简单的家具，四百加币一个月。听说出了国的人对钱特仔细，肖梅不宰熟就行了，我们可不奢望她能给我们什么优惠。
我直奔床垫而去，挺干净的，肖梅还免费赏了我们一条新床单。
“客厅和厨房是公用的，洗衣房在basement，就是地下室。对了，底下还住了一个单身的留学生 。”
介绍完了房子，肖梅带着我们出去采购了一些东西，driveway（车道）上停了四辆车，除了留学生的是新车外，其余的都是二手的。
二手的车也分了个三六九等。楼上住的张先生的车就属于上等的——一辆从香港人手里买来的白色宝马。香港人开车讲牌子，开了一年多就移情别恋上了大奔， 两万三加币就把宝马卖给了张先生。张先生以前在国内就开宝马，进口的，花了快九十万人民币呢。
肖梅和一楼夫妇的都是二手的日本车。肖梅说：“新移民中十个得有九个会买日本车，便宜，省油，禁使唤。”
“我可告诉你们，买二手车一定要买五千加币以上的。他们这车不知是几手了，虽然便宜，老得修。有一回小戴开回来，一刹车，车子停了，低头一看，你猜怎么着？方向盘掉了，多悬呀。”
向东看着车子就开始眼馋起来，来加拿大不就是想尽快实现开进口车的梦想吗。
“赶快去考笔试，有了G1驾照就可以买车了。向东有中国驾照，不用等八个月就能考。”肖梅说，“来了加拿大不学开车就寸步难行，这儿可没有北京打的方便。”
来加拿大已经整整24个小时了，总算有个地方落脚了。
晚上，我草草做了一锅粥，摊了张鸡蛋饼，打开一包北京带来的榨菜。榨菜的滋味儿仅仅过了三十几个小时就变得特别诱人，细嫩而爽滑，嚼在嘴里嘎吱嘎吱的。我们相视一笑，不知是觉得对方滑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