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经典著作:黄仁宇全集-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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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13）
光荣革命的前后，政治制度的改革，不以立法和行政做主宰，而以司法为主。克拉克爵士综合前后情形，有下面一段观察：司法衙门和法庭不断地工作，除了几个月之外，用法庭的裁判去树立法规的情形总是在进度之中。［相反的］改革法律的呼声虽高，但是危机一发生，纵在最革命的关头，有关土地［的买卖占领押当］与商业合同各事，却连一桩立法，也没有做出来Clark，The Wealth of England from 1496 to 1760（London，1946），p114。。立法和行政总还不免“通令”的格式，有立即强迫下面照上级意志做事的情调。而资本主义牵涉私人财产权，务必在真人实事之间，判别得明白，所以司法权成为有效的工具，它有试验性质，也能积少成多地以成例创造制度。克拉克的解释尤其使我们不会忘记这高层机构与底层机构间的联系。
我们再看英伦银行的组织，更相信布罗代尔教授所说资本主义的成功，在它能与国家互相印证的真谛。1694年银行的股东，以英皇和皇后领头，其中有一千二百六十七人，“无例外的”都是伦敦商人，他们宗教的剖面，则是“彻底的新教徒”。所凑集的资本，不是现金，而是由于他们供应政府的军需，所得财政部的收据（tally）和存在银匠店里的金银，由银匠所发的收据。他们把这些资本，共一百二十万镑，贷与政府，年利八分，政府即以关税和酒税作担保，只要年利照付，本金可以永远继续地借下去。而且有了这样的保障，英伦银行虽为私人资本，却可以发行钞票，也达一百二十万镑之数。银行既可以用放款的方式使钞票流通于市面，也就是一举两得，在贷与政府及放款于民间，两头生息，这也是信用膨胀（credit inflation）的开始在这题目最有用的参考，乃是John Giuseppi，The Bank of England：A History of Its Foundation in 1694，reprint（Chicago，1966）。。
1694年9月，银行刚成立不久，政府要它汇款二十万镑到弗兰德斯去接济与法国作战的英军。这并不是开一张汇票，让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Duke of Marlborough，是第二次大战时首相丘吉尔的祖先）在比利时兑现。当时尚五分行，国际的信用也尚未开始组织。事实上的办法，是银行的董事会全部到丘吉尔军中去，筹款的职员也派往西、葡、荷、瑞士和意大利各处，包括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欧洲商人一听说伦敦商人都站在英军后面，也把他们能够控制的资金，放贷于组织战事的丘吉尔。所以英国的打败法国，是有北欧、南欧的财政支持。这中间一段的活动，也使国际信用的组织具体化，而英国又采取了主动地位。
信用膨胀也同样在继续之中，一方面因为在大陆上的战争，英国的支出从1702年的每年五百万镑，增至1714年的每年八百万镑。英国的国债在同时期中由一千三百万镑增加到三千六百万镑。英伦银行的资本也同样地在扩充Giuseppi，p35；PGMDickson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of England：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1688…1756（London，1967），pp42…46；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VI，p285。。
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因为英国土地所有权已大致固定，农场组织也比较坚固，又因为公平法和普通法合并，商业性的法律可以使用于农业社会里面去，就引起农业的资金与工商业的资金对流，滨海与内地融结为一，生产与销售的距离缩短。17世纪末年的一个征象，乃是“土地银行”（land banks）纷纷组成。他们希望一方面仍能原封不动地保持自己手中的田土，一方面即以这所有权作信用的根本，获得现金。只是组织不良，求功过切，又纷纷失败。还要再等几十年，这些错误才被更正。18世纪中期以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地方银行、乡村银行才如雨后春笋一样地显露头角，在伦敦也有很多私人组织的小银行出现。于是信用货币不仅膨胀，而且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李约瑟博士和我的“检查单”提到雇用经理和服务性质的事业，还提到立法防止欺诈、惩办假冒、惩办监守自盗（embezzlement）的程序、保险公司的形成、现代有限公司的组织、邮政的设立、付费公路（turnpike）的修筑、报纸刊物的出现。凡此都要延伸到18世纪以后，才逐渐完成。但是在光荣革命前后，都已初步创立。所以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这在英国，1689年是一个具体的关键。没有这时间上汇集的话，则零星资本主义的因素和抽象资本主义的观念，都不能构成一个言之有物，在历史书上站得住脚的资本主义。
英国之能进入资本主义，是世界史上一件大事。一个人口六百万，面积不到六万平方英里的国家，今日实为小国，但是在17世纪，还是欧洲大国。这样一个有农业基础并且法制传统坚强的国家，竟能使全国的管制数字化，首尾相应，有如一个自由城市，实在是历史上前所未有。过去英国的军事力量，没有法国和西班牙坚强，航海探险也在西、葡各国之后，商业组织，也让意大利和荷兰占先。至此，它以最紧凑的组织作本钱，竟在效能上超过上述诸国，因之称雄于世界达几个世纪。
马克思虽没有直接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他的写作中，到底已经指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体制。揆诸事实，他的叙述，和英国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最为接近。《共产党宣言》所勾画的阶级斗争，在英国历史里，也并不是没有根据。只是三两句文字的勾画，不足以概括几个世纪变化的曲折。
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14）
1978年我离开英国的时候，李约瑟博士和我的一片好奇心，总算获得局部的满足。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涉入这问题的动机，是要解释何以现代的科技产生于西方，而不产生于中国。多年摸索之后，才知道这问题不能局部解答，要解答也应由两方社会的组织与运动间找寻线索。有了上面这一段经验，我们更深信和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比较，以至与中国传统的官僚主义我的一篇论文，对中国官僚主义，有初步的解释，见《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李老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载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Shanghai；1982）；英译载Ming Studies；16（Spring；1983）。现收入本书。社会比较，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它能够将整个社会以数目字管理。因之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互相更换（interchangeable）的零件；更因之社会上的分工合作可以繁复。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利与义务，分割归并，来支持这样的分工合作。这在推进科技的发展中，产生了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
但是这未定的结论，纯粹系相对于欧洲中世纪及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并以14世纪到17世纪（大致与中国明朝同时）的一段时间为限度。当然，这不是我们对现今政治的见解。李约瑟博士对当今政治的见解，已有他在各处发表的文字和演讲阐明。此公有他无可仿效的独立作风，也用不着我代为画蛇添足。
并且我写这篇论文的动机，乃是不久之前，我在纽约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及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对外界的挑战，不是一错再错，而且其反应是和世界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相符的；这篇文章曾引起有些年轻学者的质疑。这篇文字最后一段，即提到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所以应由我个人负责，将我现下对这问题的看法提出，作这篇论文的结论。
我们在20世纪末年，提到资本主义，有几点值得提醒所有学人注意的地方。我们从技术角度（不以意识形态作出发点）看来，资本主义不外一种国家的组织，通过社会经济诸因素；有如亚当·斯密所说，施用“商业的系统”（system of merce）“去增进国民的财富”。在这大前提之下，就不期而然地包含了一个个人“有识见的私利观”（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倘非如此，其下层机构就组织不起来。所以私人财产应有保障，以及私人财产在公众生活中发生庞大的影响，都成为必然的趋势。
这种组织由地中海传播于北欧，穿透过英国，表现着从小国到大国，从水中的国家到滨海的国家，从没有农业基础的国家到农业生活方式组织相当严密的国家，成为世界一般趋势。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则注重加速交换（exchange）。时代愈进化，后者愈能掌握科技，而前者的弱点更为暴露，其国民对其政府之无能益抱不满。我敢说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展开至1917年俄国之二月革命，都仍由这基本的原因发动。
从威尼斯到荷兰民国到英国，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放弃中世纪的立场去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个国家都要透过它历史与地理的特点，暗中摸索一段时期，而后不期而然地找到它的方案（如荷兰采取联邦制度，英国利用司法）。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用英文的constitution一字解释。constitution一方面是宪法；一方面是一个有机体的功能组织和结构。写一纸宪法，是相当容易的事；改变一个国家的功能组织和结构，有时等于令一只走兽蜕化为飞禽。在农业国家尤难，这因庄稼之事，关系人民的生存，稍一不慎，可以引起普遍的饥荒。通常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困难，则因美国历史及日本历史有些特殊的地方，令人发生错觉的缘故。
美国之殖民地时代，土地占有牵涉极少的封建因素，一般土地都可自由买卖。普通法和公平法的结合，也大致已在英国完成。美洲殖民地里，只有极少数地区有两种法庭同时存在。所以自始至终，农业的组织就能和工商业合流。又能将这一组织，在一个空旷的地区，跟着科技的发展而推展到两洋的沿岸，但却也仍有“谢斯叛变”（Shays’Rebellion）、“威士吉叛变”（Whiskey Rebellion）、各州不承认联邦通过的法案（Nullification）及四年内战。又因组织银行、发行货币、管制工会，取缔托拉斯和协定各州间的商业（interstate merce），发生无数纠纷。总之，这好多纠纷是在美国的成长的长时间内发生，所以一般人并未想象到各事业丛猬在一处，又有一个旧社会在后面作祟，又没有空间作转圜的困难。
日本是一个海洋性的国家，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经有了诸藩（封建诸侯）的“藏元”（财政经理）、“诸仲间”（各种商业集团）、“问屋”（批发商）和“回船”（定期航线，并带有保险业务）等等的组织。政府缺乏中央集权的传统，商业组织和商业资本却早已在继续成长之中。明治维新，表面上好像是突过时代的改革，实际则是以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摆在一个已经规模粗具的低层机构上。我们不审察这特殊的情形，则以为日本能如此，其他国家都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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