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经典著作:黄仁宇全集-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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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各国历史的摘要看来，资本主义的形成，不是预订计划、按部就班地完成，而是世界的交通通讯进步，商业展开后，这种需要用数目字管理的趋势，从小国推展至大国，从海上的国家推展到滨海的国家，从没有农业基础的国家推展到农业基础甚坚固的国家。这种情势所至，内外兼逼，以致每个国家都要照自己历史地理的情形，作必要的调整，然后社会组织法制思想宗教等等也会作同样的调整。
从欧洲历史上来看，这推动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是商业，而不是工业。工业发达是以后的事。英国在1694年设立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为资本主义的中流砥柱关于英格兰银行组织的情形，以及立即吸引欧洲大陆各处的资本，支持英军对法战事见John Giuseppi；The Bank of England：A History from Its Foundation in 1694（Chicage，1966），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Banking in England（New York，1965）也可以参考Phyllis Deane，and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2nd ed（Cambridge；1969）；and PG：A Study of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London，1967）。马克思曾说英格兰银行是“放高利贷者，不再假装伪善”，又说它“到底使商业得到活动的自由”。美国经济学家介博兹（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说：“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界的地位，有如罗马圣彼德教堂在宗教上的地位。”见彼著Money：Whence It Came，Where It Went（Boston；1975），p30。，事在清朝康熙年间，但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则展开于19世纪上半期，已在中国的嘉庆、道光年代。并且资本主义形成的条件，在历史上讲，有不可逆转（irreversible）的趋势。这也就是说资金广泛的流通、企业在所有人之外雇用经理、技术上的全面合作三个条件一经展开，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把它们向历史里退化地推回去。社会主义可以视为修正资本主义的办法，但是在技术上讲，仍是接受这三个基本条件，只是所有权不同，私人资本受节制而已。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7）
这些历史资料，可以给我们治明史的人相当的警觉。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中央集权的传统强。国际贸易不容易给这国家以重大的压力，促使它改变传统的组织和习惯。明代嘉靖年间的御倭战事，即表现传统的农村经济，仍能抵御新兴的商业组织。万历年间中国已经与新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军事力量直接接触，虽然没有节节战胜，到底闭门自守，仍力有裕如。一直要等到两百年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工业革命已经展开的情况下，挟着轮船和新式武器，才能够以技术补助长距离之不及，以极紧凑的组织克服数目上的劣势，使明朝以来所提倡的内向性格和非竞争性的组织，无法存在。我们谈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其基本原因，无非这力量的不平衡。
所以我们指出明朝组织的守旧落后，是针对这种缺点而言。倘使不顾它以后的后果，写历史的人也可以把明朝的社会写得值人赏羡。例如朱明王朝的二百七十六年间，没有一个带兵的将领拥兵造反，读书人一登仕途，中等生活容易维持，其优闲世无其匹，所以晚明文人写的小品，称“冲淡”。但是这和我们的处境相去太远。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赞成传统的习惯，认为外国有的事物，中国不假思索地“古已有之”。西方在这两三百年既有资本主义的成长，中国明朝，也来一个“资本主义的萌芽”。现在看来，以这样题材发表的文字给人印象无非“有好几多人赚了很多钱”。作者既不了解资本主义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那他们搜集的资料也难能与以后发生的历史事物相联系了。
第四，在大历史的观点看来，清朝因袭明朝的成分多，而溯本归原的改革少。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的很多问题的时候，可以追根究底地追究到明朝去。
明朝的覆亡，乃是财政破产，例如1632年（崇祯五年），有三百四十个县欠缴国家税粮达半数以上，其中一百三十四个县全部拖欠《崇祯存实疏抄》（1934版），2；72~89。。这情形不是全国没有担负这赋税的能力，而是因为用兵加赋之后，这国家在技术上已无法管理。原来朱明王朝的财政组织，不以银两为基础，而以实物为基础。税率低、公费少，军队又用卫所制度自己供应一部分消费，一到16世纪，很多地方情形已与朝代初期的情形不同。又苦于没有一种庞大的政治力量，足将全国大规模地改组。其实行“均徭法”及“一条鞭法”都是各地以迁就的态度作局部的更革，不过再度增加最低纳税人的负担，不变更中央法制的形式。这种组织，本来脆弱，而全国银两，总数有限。16世纪下半期张居正撙节公费在内外仓库积银逾一千二百万两，各地即有银根紧缩、物价降低的趋势。何况17世纪初用兵于辽东，银两原应流行于南方，至此搜括使用于极北，而北方不是用银的地带。从熊廷弼的报告看来，各项物资不足，大量银两入境更只使物价陡涨见程开祜编《筹辽硕划》（1620版），44；24。。监察官的报告，也是说明大批银子送到前线，还没有发生功效就立即内流。而西北流寇作乱，更增加备兵筹饷的困难。
明代的文官组织，也达到了无法管制的程度。万历（朱翊钧）的不亲朝，天启（朱由校）的信用魏忠贤，和崇祯（朱由检）的刚愎自用，只更使是非不明，人心离散，造成地方政府质量全面降低的趋势。
满清入主中国，在外方面纠正了明朝的缺点。在华北实行“囤地”，当事者受害，却以八旗代替了明朝的卫所制度，减轻明末募兵供应的负担。用兵于前后“三藩”，军饷浩大，但是银两流行于南方，不与民间经济相冲突。而且明朝的宗室和捐监，一朝罢废，也节省了很多无益的浪费，而大量地肃清了阻挠地方行政的恶势力。17世纪白银又继续不断地流入中国，更造成有利的形势。满清君主以尧舜自期，在政治上有澄清吏治的成就。而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入主，利用“薙发”及“文字狱”的威吓及修明史、征“博学鸿儒”的利诱笼络人心，都有实效。这样一来，在中国体制简单的情形下，各项措施，都打入重点。而康熙帝（玄烨）在1661年（顺治十八年）的江南奏销案大量打击各地区“赖粮”的缙绅，并且又在朝代之初各地修编《赋役全书》，把明末税收上很多不尽不实的地方，经过一番切实的整顿。所以17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又有新兴朝代欣欣向荣的样子。
然则满清的改革与整顿，纪律与技术上的成分多，组织与制度上的成分少。开国以来各部尚书侍郎满汉各半，康熙帝以1711年的丁额为永久丁额，以后丁田归并，雍正（胤禛）帝执行“火耗归公”在这问题上的最近新著为Madeleine Zelin，The Magistrate’s Tael：Rationalizing Fiscal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g China（Berkeley；Calif。，1984）。，以其收入“养廉”，并成立军机处，使皇帝与重要官员经常接触，对重要事件迅速处理，除了这几项措施之外，我们找不到更多的事例，算是清朝的创举。
而且在社会上讲，清朝人口更多，领域更大，生产力比明朝高，只是它的本质不能够和明朝有重要的差别。它的文官集团仍是以四书五经为精神团结的依归，社会组织仍是以尊卑男女长幼为纲领，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的联系，也全靠科举制度维持。鸦片战争时，道光（旻宁）帝对林则徐的指示和驳斥，仍表示中国官僚制度的习惯，真理由上至下，不容辩白。耆英对皇帝的报告，以及后来倭仁反对设立同文馆的奏折，也仍表示传统的内向及非竞争性之所在，不但明与清无异，即汉满蒙也没有根本的差别，因为这些文化的性格是长期历史上的产物，不是民族遗传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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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8）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清史全部摈弃不要，从明史就直接跳到民国史？话也不能这样说，当然清史中也有它很多特别的地方，譬如广州的十三行贸易，就是明代所未有；清朝与各边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18世纪以后山西票号在中国金融史也是很重要的节目，这种题材，俯拾皆是，史不厌详，这篇论文开始就已提及。清朝的267年间，必定有很多事故，值得历史学家的考虑，也还可能有若干被作家忽视的情形，将来一朝发现，可以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观感。没有人敢狂妄地说清史不重要。
只是以目前的眼光看来，中国的秦汉帝国是一个阶段，隋唐宋帝国是另一阶段，而明清帝国已是第三阶段。中国近代史中间有很多的问题，都须要将历史的基点推后，用长远阶段的眼光看，才容易解释得清楚。本文一开头就提到“潜水艇夹肉面包”及“尊卑男女长幼”的组织，这种形态，以明朝最为显著。要是我们采取大历史的眼光，则可以从社会形态上看出道光帝与耆英的“筹办夷务”，糊涂中仍有他们的逻辑，此乃因中国的简单体制，无法容纳西方的另一炉灶。十三行的贸易已经将例外的情形，扯开到最大限度。事实也证明，兹后签订《南京条约》，不仅是丧权辱国，而是使传统组织更无法维持。同样我们也可以想象太平天国的失败，不仅由于林凤祥的北伐不彻底，或是杨秀清的狡诈巫术坏事，而是在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组织内，“良心上的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没有本身存在的价值，太平天国的滥用，更给曾国藩以口实，他就因之利用这机会，去增强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秩序，完成“中兴”大业。同时我们也可从这简单的结构中，看出康梁“百日维新”没有出路。康有为的想象，近于“乌托邦主义”，他主张以发公债支持新政，又完全没有把自己的脚跟点看清。总而言之，在很多近代史的题材中，明史的了解，可以使我们从基本的技术角度上把问题看穿，也可以把当事人的贤愚得失都视作次要的问题看待。
在历史教学上讲；我们也可以减少史迹在人事上的各种重复的资料，避免以谩骂作解释历史的坏习惯，直接而又冷静地说明传统社会不符合现代需要。中国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这一来就断绝了高层组织与低层组织间的联系，各地区田赋的底账，却仍用明朝的记录做根据Sidney DGamble，Ting Hsien：A North China Rural munity（Stanford，Calif。，1954），p170可为例证，其他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情形见同书，。民国成立后，国家自国家，社会自社会，也难怪立宪运动的没有成效。法律必须有社会的强迫性（social pulsion）才行得通。民国初年的政客，都是社会上的游体（foreign body），军阀的割据，今日看来，势必为无可避免的形势。因为农村经济关系，无非土地的租赁及高利贷的借放。这些来往都在极小规模内实行，政府也无从干涉，此外社会上的尊卑男女长幼，更无法可以改造利用。逻辑上只有私人军事力量，才可以控制这青黄不接的时代；而私人军事力量也很难在三两个省区外有效。这几句话，也可以概括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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