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实话-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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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疮疤揭不得（2）
这是一种别样的恐怖，深入骨髓的恐怖，挟带着道德正义的恐怖。运动中，没有人敢不积极，不积极意味着自己兴许就会挨整；运动中，也没有人敢抵抗，如果不投降，那么自己粉身碎骨也就罢了，你的家人怎么办？运动从来都伴随着一连串的株连，那些挨整的人，就像得了恶性传染病，沾边就会遭殃，自己的亲朋好友，最好的自保方式，是赶紧跟这种人划清界线。
吊诡的是，从历次运动的实践来看，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无论是公开的揭发、还是背后的告密的人，只要是被整者的亲朋好友，并没有因他们的被动揭发或者积极揭发，私下的小报告，最终逃脱挨整的命运，反革命的妻子揭发反革命，无论怎样彻底，把床头话都贡献给了组织，还是反革命臭老婆，右派的朋友揭发右派，最终也是右派，身为右派或者反革命的人，检举身边的人，照样不能让自己脱罪。甚至组织有意安排的眼线，下场也并不好。但是，这样的揭发告密，却并不因此而减少，只要运动一来，大家就按照过去的模子走。显然，这些人其实没有其它的选择，尽管一次次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但是只要存在一丝希望，一丝自我脱罪的希望，这些人就还会这样做。
在运动中，不是没有清醒者，也不是没有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值得我们百倍地敬仰。但是，每个人都有弱点，即使品德高尚之辈，在人民事业，国家利益的面前，都是可能被说服的。即使每个人告密揭发别人的动机不高尚，也不纯洁，纯粹就是为了自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摊上的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陷阱，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
文人也是人，而且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脆弱的人，也是被历次运动重点关照的人，他们中的告密者，互相撕咬者，甚至可能比普通人更多。这些人活到今天，人性已经复苏，回首往事，肯定会比普通人更加羞愧，羞愧到无法正视自己，既然无法正视，自然必须选择逃避，忘却，否则，怎么可能有勇气再活下去？我相信，这些告密者，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无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运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无论如何都走不到那一步的，其实，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同类事的人，审视一下自己，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如果我们也给抛到那个可怕的剧场，那个绞肉机里，我们能不能保持气节？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当年活下来的曾经的告密者，都垂垂老矣，剩余的岁月不多，当年的创疤，留在被害者身上，也留在了他们心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在特殊的岁月里，这样的告密，揭发，几乎无处不在，几乎所有吃国家饭的人，都会面临对组织交代自己以及其它人问题的尴尬，如果全部追究起来，这个世界将会怎样？柏林墙倒塌之后，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当年的东德出现过，毕竟，那是一个特殊政治场景造成的创疤，这个创疤，至少在目前，揭不得呀，也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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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我们的昨天（1）
一向令我们某些人向往的古巴，在领导换人之后，似乎要改革了。第一个消息，政府允许民众使用手机，第二个消息，政府允许民众可以住高级宾馆。这不意味着政府会出钱给老百姓买手机，也不意味着老百姓住宾馆，要由政府来买单，仅仅是说，老百姓如果有钱的话，可以这样消费了。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消息，很有点历史性，不加点说明，年轻人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的。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有句流行的口号，叫做，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在我们可以说，古巴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昨天。昨天其实刚刚过去，在那个昨天，我们这里也有一些涉外的场所，内宾不得入内，有宾馆，有商店，还有某些只对外宾开放的旅游点。那个时候，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流通货币，叫外汇劵，跟人民币似的，元、角、分俱全，但必须有外汇，也就是美元、英镑、港币之类的货币，才能换到，有外汇劵，才能在那些我们这些内宾只有资格隔着门缝往里看上几眼的地方消费，如果有不识趣的，硬要讲各国人民一律平等的死理，那么多半会被请到你特别不乐意去的地方去，还要通知你的单位，回到单位，你就有吃不下的好果子吃了。解放前，中国人传说，在上海的外滩公园，挂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所有人闻此，都很愤愤。其实，即便这个牌子真的存在过，我们号称自己当家作主之后，在更多看起来很高贵的地方，其中有些就是当年低等华人根本连门缝挨不上的所在，比如当年的六国饭店，牌子虽然没有了，但实质上，也不过把狗字去掉了，多数的华人依旧不得而入。
其实不止中国，当年苏联东欧国家也如此，只要国门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境内肯定会有只对外国人和境内某些特权人物开放的“特区”。奥威尔毕竟是活在西方世界的老外，没有在这种国家生活过，写出的《动物庄园》，也只是说，庄园里所有动物都平等，某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不知道这种庄园里其实还有另一面——某些外面来的动物也比其它动物更平等。
当然，这个“更平等”，是看在外汇的面子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在社会主义国家更平等，是因为人家的货币更宝贝。经济学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最大的特征是短缺，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过剩。如果换成老百姓的白话，就是人家是富足，我们是贫穷。我们贫穷，国家才需要人家的货币，所谓“硬通货”，来购买我们需要但却无法生产的东西，包括某些只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和他们才能看到的西方腐朽的电影。
非常令我们很多社会主义坚定信念的人感到不解的是，尽管我们的制度无比优越，在那些年，凡是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接壤的地方，总是我们这边的人往那边跑，绝少那边的人往我们这边跑的，无论我们这边采取什么措施，如何防范，严到使试图一试者几乎活不了的地步，仍然挡不住冒险者的玩命冒险。不用走远，就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当年粤港边界的守卫者，就深有体会，那些成千上万冒险跑到香港的人，也深有体会。不用说落后的中国，就算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发达的东德，这边的人，还不是得高筑柏林墙，用电网，狼犬和机枪，来阻拦越来越多的越界者。试图越界者和堵截者双方，在那个岁月，演出了无数的悲喜剧和闹剧，给了今天的艺术家20多年都没有用完的素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想起了我们的昨天（2）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日子，除了极少数国家之外，终于过去了。可是，很有意思的是，总有些人觉得当年的日子好。这些人中间，有些是属于比其它动物更平等之列，有些则属于对历史没有记忆、或者根本不知道历史，但心怀不满的人。
第一种人是标准的怀旧者。当年这些人能进去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些是老外不能进去的地方，比如内部的特供商店，内部的招待所等等。那年月，连信息的获取，都有差别，级别越高，有权看的东西越多，连今日大路货的《参考消息》，当年一度都是某些级别的人才能订阅，级别再高一点，则可以看到信息量更大的《*》，某些最幸运的人，可以看到专人翻译和专门机构提供的国内国际资料，即所谓的“内参”。
今日中国，特权还在，但过去建立在短缺基础上的金字塔，已经变了模样，有权的人们，更在意的是自家权力换取的物质和货币的好处，因为只要有了钱，自可以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去挥金如土，把欧米嘎手表，成打地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比较自家的供应本上，比别人多几斤肉或者糖。但是，人对优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过去那种等级森严的金字塔，要有更强的秩序感、等级感，只要爬上某个等级，当上某级干部，相应的待遇就有，就可以傲视比自己等级低的人。不像现在，一个股级的税务官员，很可能吃穿度用，比一个厅局级的*干部都要好上一千倍，出门，也威风一千倍。同样，今日做领导的，虽然物质上的好处高过过去一万倍不止，但在整治下属方面，却有了遗憾，过去要扁则扁，要方则方的地方，现在有了局限，某些下属，整极了可以逃之夭夭，下海挣钱，一样能活，不像过去，可以发到乡下，可以不给饭票，还可以打成反革命、右派，或者诸如此类的“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一毁，就毁人一家子一辈子。过去给领导提意见，二话没有，就是右派，现在领导把发狠，发手机短信“诽谤”自己的人抓到局子里，一不小心风声走露，自家的乌纱帽居然会有危险。
因此，说今不如昔者，其实也有道理，不是简单地揣着明白装糊涂。跟着起哄的，多半心里有气，这也难免，因为特权也罢，大权也罢，权力还是横着使，每时每刻都在伤人。被伤着的，不懂历史（这是我们国家教育的特色），难免受到特权怀旧者的蛊惑，觉得过去实在是天堂。他们不知道，真要把他们扔到过去，这些人也无非是给金字塔垫底的。
过去的好日子，现在还有两个古董式的样板，有一个好像不想当样板了，还剩下一个，建议国家组织各色怀旧者，抓紧时间，去参观一下，免得以后看不到了，大家都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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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帅府
在闹长毛的时候，中国最有名的人，是洪秀全，而与此同时，在大理这个地方，最有名的人，是杜文秀。这是两个造反头子，一大，一小，小的自然是杜文秀，杜文秀据说还一度奉过太平天国的旗号，当然，跟当时大大小小遍地起哄扯旗造反的团伙一样，这不过是借势的空名头。苦命天子咸丰的天下，遍地烽烟，杜文秀是其中较大的一股。洪秀全和杜文秀这两个造反头子，经历倒有几分相似，都是读书人出身，喜欢舞文弄墨，杜文秀比洪秀全要强一点，已经考上了秀才，在当地是算个乡绅，从留下的文字看，虽然都有八股味道，但杜文秀似乎比洪秀全要略胜一筹，至少引经据典多一点，拽文的时候，文理尚通。
据史料记载，杜的父亲是回民，母亲是汉人，考秀才时，受到典试的学政赏识，要他改回归汉，由父杨改姓母姓杜，他和父亲都能欣然接受，说明他和他的家族，跟清政府有相当的亲和度，这样一个乡绅，最后变成造反的大元帅，显然当地愈演愈烈的回汉冲突有关，也跟太平天国起义后，天下大乱，地方豪强（包括回民豪强）趁机起事割据有关。在太平天国大闹起来之前，即便回汉冲突已经波及到了自己家里，杜文秀还是选择逐级上控，最后赴京告御状这种体制内的解决方式。最先起事者，其实并没有他在内。
杜文秀起义，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里，一向占有相当的地位，不过，即使在大理，现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