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就过时-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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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在每天上学和打工的劳累中我看不到未来的前途,在120万日元学费这个天文数字面前,我犹豫过。
但性格即命运,乐观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不论是扫厕所,还是在术后伤口撕裂的疼痛中端盘子,我始终都怀有良好的愿望,这是我30年的人生最重要的体验,每天心平气和地去感受细节,点点滴滴都会成为生命的财富、生活的动力、生存的价值。换句话说,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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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姥姥最恨日本鬼子(1)
我的乐观是从姥姥那里学来的。
她总能从困难中看到机会,而不是在机会中看到困难。
姥姥一生宽容,但最恨、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日本兵。在她记忆中有很多抹不去的关于日军的暴行。出国前,我曾怯怯地问:“姥姥,您的小哥哥就是因为他抗日,被日本人烧死的。我去那里,您不生气吗?”姥姥笑了,“鲁迅还去日本呢,多学学人家的长处,回来好报效祖国呀!”
姥姥疼爱的三个外孙女,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她坚持要帮我们看家,“一个家要有人住,等你们念完书回来,家里才会有人气。”于是88岁的姥姥和一个保姆就一直留守在北京的家中。
1992年,爸爸妈妈工作任期已满,双双回到北京,姥姥终于盼到了这个家有人回来。但没过多久,她就提出想回上海舅舅家。妈妈劝她,在北京已经住了20多年,回上海会不适应的。可姥姥坚持非回去不可,“老了就要回去,如果一直住在女儿家,你弟弟会被别人说闲话的。”
夜里常会有人死去
没想到,姥姥回上海不久就中风了。
当时我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经济很拮据。得知姥姥发病,我第二天就飞回上海。直奔医院病房,看见妈妈守在床前,一个护士正往姥姥的床头放鲜花。我心里一凉,呆在原地,“姥姥不会是……”我吓得不敢进去,强撑在门框上。这时,妈妈看到了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又赶紧捂住嘴,涨得满脸通红。
妈妈最爱姥姥,我是姥姥的最爱。妈妈见到我,积聚了多日的担心和焦急喷涌而出。我们抱在一起流泪,希望能有更多的力量支撑起对方。
“姥姥病得很重,见到你一定很高兴。”妈妈把我拉到床边。
我终于见到阔别了两年的姥姥。她瘦了许多,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显得更加白皙,鼻梁上眼镜架压出的两道红痕都变色了,很累的样子,静静地躺在那里。我的眼泪在眼眶里转,拼命地忍住。姥姥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慢慢地睁开眼。我知道自己不能哭,强笑着,凑到她耳边说,“姥姥,我是三三,回来看您了!”姥姥的眼睛亮了一下,定了定神,终于看清了我,她伸出已经干枯的手想去摸我的脸,但已经抬不起来。
我把姥姥的手捧在脸旁,她的手还是那样糙糙的有点扎人。但原来那种厚实有力的感觉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皮包骨了。摸在我脸上有些冷冷的,因为这种骨感让我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它已经脆弱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什么时候会变凉。那种无助、无奈、无力,能把亲人的心揉碎。
“好、好,回来就好。”姥姥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好像还想说些什么,却只见她的嘴唇在颤抖,再也吐不出一个字。
晚上,我坚持要在医院陪床,可姥姥说什么都不让。我明白她的心思,这个病房里都是危重病人,夜里常会有人死去,怕我害怕。但我知道如果我守在姥姥身边,她就安心了,不会觉得孤单。
姥姥中风,身体右半边已经瘫痪,摸上去冰凉。我掏出从日本带回的寒热痛(一种能产生热量的袋子),放在她右脚上想让她暖和暖和。然后给她按摩,帮她翻身,希望她会好受些。等我从身体按摩到脚的时候,才发现姥姥的脚上已经被烫起了一个蚕豆大的水疱!
姥姥的脚没有知觉,她感觉不到冷热、疼痛。看着这个大大的水疱,我真恨死了自己,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我叫来医生,他说,对于恢复能力差的老人,这种水疱不易自己吸收,很容易感染。我多想为她承担所有的痛楚,用我所有的能力和资本换取姥姥的康复和快乐。这个亮晶晶的水疱和姥姥在弥留前的模样,一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永远不会消逝。
病榻前,姥姥睡觉的时候,我坐在她身边的小凳子上,一直无声地哭。她醒来的时候,我就朝她一直轻轻地笑。姥姥瘦弱的身体在顽强地和病魔斗争着,她清醒的时候经常轻声对我和妈妈说:“我怕,我怕……你们快走吧!快走!”她催促我回日本,让妈妈回北京。
强撑了一段日子,我必须回日本了,不走就更无法维持在国外的生计和学习。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姥姥究竟是什么时候离开我们的。我平时记忆力很好,却一直拒绝记住姥姥去世的日子。姥姥去世了好久,二姐才告诉我实情。她说,姥姥走的那天,我突然高烧,病得很重,还老讲胡话,说厨房里有人在做饭。
我在千万个骨灰盒旁游荡
知道姥姥走了,我又一个人安静地飞了回来。
姥姥还没有入葬,骨灰盒就存放在火葬场。到了上海,我谁也没找,自己在火葬场旁边一家很便宜的小旅馆住下。放下箱子,我第一次走进了火葬场。刚进门,我就听见撕心裂肺的嚎叫,今天又有人生死相隔。我突然想,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他在哭,周围人在笑; 人走的时候,周围的人在哭,他在笑。如果我这一辈子能这样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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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姥姥最恨日本鬼子(2)
进了骨灰存放厅,我知道姥姥正在某个地方听着我的脚步声,等我去看她。可是那么多骨灰盒,怎么找呢?唯一的线索就是姥姥的名字叫浦敏。我问管理人员有没有登记,她已经见怪不怪了,“不知道哪天死的没法查,你自己找。”
我只好凭感觉一个个骨灰盒看过去,一层层,一排排,成千上万,已经找了一个多小时,我在千万个骨灰盒旁游荡。累了、冷了、急了,我开始哭,“姥姥,我回来陪您了,告诉我,您在哪儿呢?”感觉离姥姥越来越近,就是她,真找到了!
我用手轻轻地摸着那个沉重的小盒子,这是在世间我能和姥姥相连沟通的唯一物件。这种感觉总让我想起最后我给姥姥按摩时,她瘦得那一把骨头和冰冷的体温。我抱着骨灰盒,跟姥姥说话,不停地说,把分开的这几年我记得的每件事都说给她听。直到晚上殡仪馆关门的时候才肯离开。每天这里开门我就来,坐在这儿陪她,关门才走,就这样一连坐了好几天。
半年后,姥姥入葬。我又从日本回来,一个人去找她。
我到了上海郊外姥姥入土的墓园。送束鲜花,烧串纸钱,靠着冰冷的墓碑,觉得另一个世界是那么遥远。姥姥孤独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但她生活中有我们这些孩子。孩子们在她的照料下出生,长大,一个接一个地出国了。最小的我走之后,她一个人怎样生活呢?姥姥的耳朵听不清,在北京拍片子的时候我总是很晚回家,她怕听不见我敲门,不论多晚,都会拿着小板凳,坐在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打着瞌睡等我。孩子们都离开了她,她还是等我们回家,可这一等就等到了生命的尽头。
1。五十万人跟我一起说(1)
“那个在午门跳舞的女孩就是你?”
幸运总是在忘了它的时候来临。
从上海回到东京后,姥姥的逝世仍留给我无尽的哀痛,我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动辄流泪,上课发呆,在店里也经常魂不守舍地摔盘子摔碗。大学二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叫修建的朋友打电话给我,“NHK(日本广播协会)的《中国语讲座》正在招人,你要不要试试?”
修建在国内是个演员,到了日本一直在NHK做事。在我们看来,他实在有些高高在上。电视台的大楼很干净,打扫起来应该不费力,时给也会高一些。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打工、生存、念书就是全部的生活内容,于是,我再次穿上那套蜡染衣裤,准备去电视台碰碰运气。
我跟修建约在NHK大楼前见面,大楼的灰玻璃晃得人眼晕。楼旁停着大型的转播车,门前握着稿子、挂着牌子、提着摄像机的工作人员奔来跑去,这种情景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哪儿见过?
“做梦呢吧!” 我近乎粗暴地打断了自己的思维。别给自己太多的希望!日本是个多么现实的地方,在这里的一年时间,我已经把自己训练得刀枪不入了。
“朱迅。” 修建来得很准时,来日本久了的人都很守时。他随便登记了一下,就进了大门,“NHK的门口比中央电视台管得松多了。” 我一边想着,一边穿过曲曲弯弯的过道,修建把我带到一间小屋里,嘱咐了几句,匆匆地走了。他在圈内是名人,时间自然十分宝贵。
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等待着穿工作服的“领导”来面试。迄今为止,这种场面我已经历了五六回,还算老练。加上我现在的日语很流利,刚刚20岁的我一般是攻无不克。不一会儿,门“吱扭”开了,一个戴眼镜的矮个子日本人手中拿着一摞稿子;低头走了进来。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他声音温和,在我对面坐下。“我叫宫本,你的履历可以先给我看看吗?” 他伸出手,我却愣了一下。以前招工的面试从没要过履历。
“对不起,我不知道要带履历。” 心里一凉,“黄了,第一印象就搞糟了。”
“那你说,我记一下。” 宫本还是很温和。问清姓名、性别、年龄之后,他放下笔,向后靠了靠,“你以前做过电视吗?”
心中一沉,回避了好久的话题。
来之前真没有问清这里的职位需求。我的打工经历从清扫大楼到饭店端盘,也算有相当经验了。什么岗位已无所谓,只求付出了时间、体力之后所得的报酬高一些。宫本定睛看着我,我鼓了鼓勇气,“我在中国拍过电影,也主持过青少年的电视节目。”
“噢,什么电影?” 宫本很感兴趣。
“《摇滚青年》。” 我的声音极低。
宫本显然吃了一惊,细细打量我,重复确认,“那个在午门跳舞的女孩就是你?”宫本在疑问中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我心里像经历了不知多久的冻土开始解冻,说不出什么样的感受,像酸楚又不全是。
《摇滚青年》在NHK的《亚洲剧场》栏目中曾经播放过好几遍,记得我刚来日本的时候,一个星期天,偶然打开电视,我看见自己在电视里叽里呱啦用日语说得正欢。配音还真不错,就跟我自己说的一样。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跪在自己的小木屋里,抱着一个9英寸的黑白电视,看着在自己成长中有着标志性意义的一个影片,痴想着时光是否可以倒流或者快进。
“我们从4月将开始新学年的《中国语讲座》,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宫本把我送出门的时候握了一下我已经被洗碗液泡得很糙的手,“一起加油!” 他给我吃了颗定心丸。
日本人喜欢乖巧的女孩
像做梦一样,我竟然成为了NHK《中国语讲座》的主持人。当我第一次走进NHK的演播厅的时候,不禁潸然泪下,阔别多年的那份感觉又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