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夜的中国-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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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压倒西风”确实是一个很有气魄的论断,可是在场的苏联人听后心中却很不是滋味。首先,日益强大的中国在苏联的东面,东风压倒西风是否含有中国压倒苏联之意?其次,就算没有这层意思,可从苏联的情况看,只有西风才能带来雨水,而东风只带来干燥的空气,对农作物并不利,要是老刮东风就麻烦了。
毛泽东本来就不赞成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论调,他认为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性是存在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害怕战争。于是,他说: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①
苏联领导人本来就对“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就不敢认同,现在毛泽东又用如此轻松的语气说,如果帝国主义摔原子弹,社会主义也可以摔,而且“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那就更不敢认同了。后来,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在会议进行期间,已经出现了某些迹象,表明这种摩擦可能会采取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当出席会议的80多个代表团谈到热核战争的可能性时,毛泽东发表了一次演说,……那时,除了毛以外,大家都在想着如何避免战争。我们的主要口号是:‘继续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可是突然来了个毛泽东,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②
“东风压倒西风(5)
11月21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回国。此次莫斯科之行,使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大增。与之相比,赫鲁晓夫不免黯然失色。
这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云集莫斯科,表面上看是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力量的一次盛会,但就中苏两个大党而言,在空前团结的表象之下,却潜伏着某种危机。第一,苏联党极力鼓吹“和平过渡”,而中国党则对此大泼冷水;第二,苏联党要千方百计避免战争,特别是核战争,而中国党的态度是既要争取和平但又不要害怕战争,即使是核战争也用不着怕。正是在这些理论问题上的分歧,为后来的中苏大论战埋下了种子。
“完全一致”的背后(1)
中苏之间“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就出了问题。“共同舰队”一事在双方的心里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已是尾大不掉,搞自己的一套了。而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还是想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
莫斯科会议之后,一时间中苏之间确实保持了“友好合作”关系。1957年12月,中苏签订了新的科学技术协定。1958年4月,两国签订了中苏通商航海条约和1958年的货物交换议定书。与此同时,对于苏联提出在亚洲建立无核区的主张,中国方面也是积极予以响应。关于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卢布区”的设想,也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充分肯定。苏联发动的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批判后,中国方面也积极给予配合,公开发表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联盟”。
这一段时间,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评价颇高。周恩来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现在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才能无代价地(除了纸张费以外)把整个蓝图给我们。凡是它有的一种定型的东西,包括原子、导弹这些东西,都愿意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1958年5月16日,毛泽东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一份关于同苏联专家关系的报告所写的批示中说:“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来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
可是,中苏之间这种“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就出问题了。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说,为了便于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2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信中还具体提出:建成长波电台所需要的费用约为亿卢布,由苏联出7千万卢布,中国出4千万卢布。
苏联方面为什么要提这项要求,据赫鲁晓夫后来说,主要是为了便于苏联能同在太平洋活动的潜艇舰队保持通讯联络。在赫鲁晓夫看来,这个想法对苏联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和中国人毕竟有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而且苏联领导人觉得,既然在此前苏方已答应帮助中国建造潜艇,且已把设计图纸给了中方,还派出了专家帮助中方选择制造潜艇的地址,因此,“当我们提出要在他们领土上建立无线电台的时候,我们满以为中国人是会给予合作的”。②在赫鲁晓夫看来,既然中国有求于苏联,所以也一定会满足苏联的要求。
然而,赫鲁晓夫却把情况估计错了。“自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始终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也可以贷款或者援助,但不可以让外资介入,无论投资也好,合股也好,只要所有权有一点不在自己手里,都是有损国家主权的行为。为此,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很快将一切外资公司和企业统统搞掉了,并且对在苏方要求下组建的四个合营公司也想方设法废止了事,对斯大林提议的苏联出资建立菠萝罐头加工厂和橡胶种植园之类的建议,也是极端反感,一概拒绝。”③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实际上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并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当然不能答应。
“完全一致”的背后(2)
4月24日,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作如下答复:中国同意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归中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5月10日召开的第152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提出,长波电台不要合办,应由中国自己出钱办,平时可向苏联提供情报,战时苏方也可派人来,总之不要让外国人在中国搞军事基地,这样影响不好。6月4日,彭德怀向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陈述了中国的意见。①
第二天,彭德怀将与杜鲁方诺夫的谈话记录呈送给了毛泽东,并报告说,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建议6月上旬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探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看来苏方是不会很快接受我们的意见的,为了不影响勘探设计工作的进行,可先同意苏方专家来华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作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毛泽东很快对彭德怀的报告作出批示,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但同时又表示,钱一定要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电台建成后可由两国共同使用。如果苏方以高压压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拖再说。毛泽东还特地在彭德怀的报告中加了这样一句:“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②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答复了马利诺夫斯基,重申中国同意建立大功率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上给予援助,但一切经费由中方负担,建成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然而,苏方仍然坚持电台由两国共建,费用可以各负担一半。此后,双方又就此进行了多次交涉,直到这年7月赫鲁晓夫访华时,这个问题才按照中方的意见加以解决。不过,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这个争论来争论去的电台,实际并没有建立起来。
建立长波电台今天看来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它对于双方都是不愉快的,事实上成为促使两方关系恶化的一系列事件的起点。本来,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一些问题出现争执,是很正常的,但这件事在中国领导人心中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它使毛泽东等人感到,苏联并不尊重中国的主权,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后来赫鲁晓夫一再辩白说,他并无侵犯中国主权的想法,也从未考虑到要伤害中国的民族尊严,但毛泽东对此并不相信。
如果仅仅一个长波电台的问题,中苏关系的发展也许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复杂。长波电台风波刚过,又发生了所谓“共同舰队”事件,“使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极敏感的毛泽东马上把两件事联系起来,怀疑赫鲁晓夫又在搞过去斯大林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了”。①
“共同舰队”一事的起因是这样的: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根据国防部的建议,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能够在生产核潜艇和快艇方面,向中国提供技术帮助。尽管核潜艇的制造,是当时苏联一项较为尖端的技术,但中方认为,既然中苏是同志加兄弟,原子弹、导弹的技术苏联都可以提供(根据1957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新技术协定”,苏方将在1957年年底至1961年年底,供应中国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供应中国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要求苏联提供核潜艇方面的技术算不上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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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一致”的背后(3)
可是,赫鲁晓夫当时之所以很痛快地答应提供原子弹和导弹的技术,是因为在搞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党内###后,又将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对准了曾支持他搞掉马林科夫等人的元帅朱可夫,而这件事他希望得到中国方面的支持。朱可夫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立有赫赫战功,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1957年6月,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等人企图通过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解除赫鲁晓夫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因为主席团11人中有7人反对赫鲁晓夫)时,朱可夫急派飞机到全国各地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检察委员接到莫斯科,迫使中央主席团召开中央全会,而中央委员会中拥护赫鲁晓夫的是多数,结果赫鲁晓夫非但未被打倒,反将马林科夫等人打成“反党集团”。
俗话说,功高震主。赫鲁晓夫一方面感谢朱可夫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他也从这件事中感到朱可夫太厉害了,下决心将朱可夫也搞掉。恰巧此时已快到了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前夕,赫鲁晓夫此举需要得到中国党的帮助。所以他才在搞掉朱可夫之前不顾党内和军内的反对,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