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斯普特尼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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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天
文 / 小饭
别指望我太早起床，我对日出这样的事情根本没兴趣。早上也许适合锻炼，我也这样想，但我就是醒不过来。今天早上当我醒过来，就已经是中午了。醒过来跟起床对我来说又是两件事。醒过来之后一般我都不想起来，这时候我通常脑袋很疼，都是昨天晚上做梦留下的后遗症。我有时候能回想出那些梦境，找出床边的笔记本子把它们记录下来，有时候不。
今天我也想不起来我昨晚到底做了什么梦。脑袋疼了一会儿之后也就不疼了，我打开卧室的窗子，随便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通常是昨天晚上没有看完的，也许是《福克纳传》，也许是《海明威传》，这不碍事。看了一会儿《福克纳传》我就开始兴奋了。这种书我反反复复看总是看不完。早上起来看会儿作家传记能让我一天都有奋斗目标。看到兴奋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肚子开始叽里咕噜了。两点多了。
饿了跟吃饭对我来说还是两件事。起床后我打开我的手机，让那些早上没有打通我手机给我发了诸如“起床后给我回电”的朋友找到我。我最讨厌我睡觉的时候被电话吵醒。当然大多数都不是要我找他们去吃中饭，而是让我交作业。几个报纸的朋友们现在一定对我咬牙切齿了。于是我就得打开电脑去交作业。大多数作业我都完成了一半，也不会特别麻烦，修修弄弄之后给他们发了去。然后我就可以吃饭了。煮一点稀粥找出一点榨菜就能对付一下午。一下午我通常都跟电视机在一起。暑假里有很多好看的电视剧，本来是给放暑假的小孩子准备的，我算是借光。
一碗稀粥消化完毕之后是下午五点半，电视剧也差不多放完了，我开始看手机电话簿，准备找一个朋友或者几个朋友吃饭去。如果他们正好有饭局那就更好了，我可以去蹭饭。一天之中这顿饭对我来说是最要紧的，也是唯一一次出门——但很可能在凌晨才能回家了。联系妥当，果然有一个出版社的编辑今天出差来到上海。我居然也是被邀请者之一，好极了。我匆匆忙忙洗了个澡，喷了一点香水（我不喜欢用肥皂洗澡，所以洗完澡还是有味道），骑了一辆自行车去吃晚饭了。
晚上的这个饭局比较无聊，可能是因为人太多，大部分还比较羞涩——看见羞涩的人我也只有假装羞涩起来。出版社的编辑说打了我一上午的电话都关机，以为我出差去外地了。我说不，到了外地我反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开机。几句寒暄之后开始切入正题，有一些选题需要共同策划，有一些稿子需要我去写——不过这也是蹭饭的代价。而且这也是我们这种穷困潦倒的作家谋取出版发表机会的机会之一。
饭后找到了几个相熟的朋友喝茶，或者夜宵。吹牛聊天，这两天没有好看的球赛。最近大家碰头机会比较多，好像没有了解对方的兴趣，那就只能散了。不过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半夜了，我在冷清的上海街头骑着自行车慢吞吞地往回家的路上赶着。我吹着口哨，口哨声嘹亮无比，那些半夜走路的单身姑娘们步子越走越快，我知道她们觉得我这个人像个流氓。
简 化
文 / 李傻傻
我很头疼，因为我发现我的思考力正变得老迈迟钝。曾经，我以为因为拥有这挥洒不完的力气，无法冷却的血，年轻的躯体可以凭着想象生活。但现在情况不妙，我试图凭空想象，却发现自己想象不到那想去的地方。甚至凌晨看过的电影，早起也记不得名字。据说人类从25岁开始步入衰老。那么，该在变老之前干些什么呢？
大部分时间在电脑前过去，经常一看到电脑，就有点想吐。但这虚幻美景，总比不干净的世界要激动人心一点。因为周围的世界已经被简化成这么个样子：咖啡分为含咖啡因的和去咖啡因的，口香糖分为含糖的和不含糖的，电视分为闪的和不闪的，电影分为大制作和小成本的，牛奶分为有三聚氰胺和没有三聚氰胺的，人分为主流和非主流的……
老头米兰？昆德拉说：“简化的蛀虫一直以来就在啃噬着人类的生活：即使最伟大的爱情最后也会被简化为一个由淡淡的回忆组成的骨架。”曾经，人的生活被简化为他的社会职责，那时每个人都被称为螺丝钉；后来又被简化成金钱和权势，这时每个人都被呼作老板。但是有那么一群人，愿意像轨道上运行了三个月后落入大气层消失的苏联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一样，过一种迅速、天真，然而自由的生活。
我曾经也梦想过这种云上的日子。我们愿意在电脑前终其一生，看着遍地开花跟帖无数的帖子过日子，交换着同质的经验，为一部电影哭得稀里哗啦却对身边的万物之美无动于衷；愿意骑着单车穿来穿去，心里装着某个姑娘却只能在草原之夜对着牛羊叫唤；愿意画画、听音乐、玩游戏、遛狗，偶尔也遵循父母之命在某个中档餐厅相一场亲。据说，这叫游离在主流之外。
甚至不同于金斯堡和凯鲁亚克，我们可能依然嬉皮，但不再号叫；可能同样热爱烟雾缭绕，但不再钟情于反抗；不学那被视为庸俗的成功学，也不像保尔？柯察金一样时不时焦虑这一生是否碌碌无为。用古老的民间语言表达就是，我们不过是想过自己的小日子，随着性子来。
甚至连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对我们也不起作用。生命与青春，属于我们自己，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
简化的功能，便是用明显的坏，绝对地宣扬对立面事物的好。你要喝咖啡，但又不要咖啡因，于是生产出去咖啡因的咖啡给你喝，这样你就可以尽情享受咖啡的浓香，而不用担心那可能的害处——你可以无限地喝。
很多人都爱看电影。你可以沉湎于一场战争带给你的刺激，体味婚外情的暧昧，透过屏幕观看无数女性*横陈，而不用真正去触摸横飞的血肉，无须挣扎于三角关系的纠缠，不会闻到人体可能不洁的气味——你可以无限地看。
选择过那疏离了人群的生活，似乎也去除了生活中的“咖啡因”，拥有了生活完整的乐趣——你的自由无限。
可这世界上唯一无限的，只有人类膨胀的欲望。为了满足这欲望，于是给你去咖啡因的咖啡，给你电影，给你这种生活的错觉。所以，选择游离主流之外的人，反而恰恰是欲望最为强烈的人，只不过，这欲望显得“特立独行”。
可能有人得说，我要是出家了你岂不是得说我欲望大得想成佛。当然不会。很明显，出家自动放弃了大部分世俗生活的乐趣。
最近凯特？温斯莱特借以拿到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电影《生死朗读》说的也是这么回事：是遵循个人内心的律条，还是顺从于世俗的普遍价值？作为纳粹守卫，女主人公汉娜面对几百人被活活烧死无动于衷，却对不识字深感耻辱。为了维护自尊、忠于职守，她不惜反道德、反律法，甚至反人性，最后更痛快赴死。尊严和道德冲突得厉害时，她选择了尊严。
“斯普特尼克”也选择了尊严（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只不过我们不需要接受审判，更不需要谈到生死问题——我们绕开了道德（不务正业、吊儿郎当、大逆不道）。这本无可厚非，但当我们宣扬自己的颓废、忧伤、散漫和标新立异是那么的特立独行时，我得说，和这世界上芸芸众生一样，我们的灵魂依然是被欲望缠绕的灵魂。我们好不到哪儿去。当别人问你过得快乐吗，你总是笑而不答，因为你不想说，你只是在另一条河流里随波逐流。
想起很多写作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写作是纯粹个人的事。”是的，像本雅明说的那样，“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但不是个人的呓语，不是那庸常的可以复制的经验。那些孤独的背影，可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卡佛，也可能是金斯堡和凯鲁亚克，但不会是你我。因为我们的欲望不过是过一种安逸的生活，顶多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孤独的冷焰烧不着我们，想象的激情穿不透那些在玻璃窗子后面看热闹的头颅。
就这么认了吧，别再挑唆年轻人。
活着活着就老了
文 / 冯唐
感官骗人。如果相信感官，世界就是平的，人就是不会老的，父母兄弟皆在，日子永远过不完。小时候挤公共汽车，售票的、开车的都是叔叔阿姨。十多年不挤公共汽车了，有天下雨，的士抢手，就挤上41路公交车，我忽然发现售票的、开车的都该叫我叔叔了，买票的一瞬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那个小眼睛小鼻子小嘴的售票员。
我们这辈人是不是活着活着就老了？
还没老。
老妈老爸还健在，一顿还能吃两个馒头喝一碗粥，还能腰上系个电喇叭在北海五龙亭里高声唱“我是女生”，还能磨菜刀、杀活鸡、宰草鱼。
我头发还没白，大腿上还没有赘肉，翻十页《明史》或者《汉书》，一个恍惚，还能突然听到心跳。妄想：达则孔明，穷则渊明，*二十八岁当了军长，杨振宁三十五岁得了诺贝尔奖，或*年时运通达，努努力，走走狗屎运，我还赶得上坐直达“凌霄阁”的电梯。或许早早了悟“不如十年读书”，面盆洗手，了却俗务，我还来得及把我老妈的汉语、受了宫刑的司马迁的汉语、赵州花和尚的汉语、毛姆的英文、亨利？米勒的英文炖在一起，十年之后，或许它们能成就一锅从来没有过的鲜美浓汤。
老相好坐在金黄的炸乳鸽对面，穿了一件印了飞鸟羽毛的小褂子，用吸管嘬着喝二两装的小二锅头，低头，头发在灯光下像水一样一丝丝地从两边滑下来，有着飞鸟羽毛一样的半金属光泽。她吸干净第三瓶小二锅头的时候，抬头笑了。我还是忘记了她眼角的皱纹以及她那在马耳他卖双星胶鞋的老公，觉得她国色天香，风华绝代，此时此刻，为她死去是件多么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老了。
老妈以前一件事骂三遍，怒气就消散了，现在要六遍。今年清明，早早就惦记起早就去世的姥姥，说好多年没去上坟了，通州的坟地或许已经被盖上了商品房。股市这么热，老妈还是取了两万元现金，报了一个欧洲十五日游十二国的*照相团。“靠，欧洲去过没去过？去过！”老妈说。今年春节，老爸的密制烧肉开始忽咸忽淡，我们吃得出来，他自己吃不出来。无论老妈如何威逼利诱，老爸再也不回美国了。他说：“美国啊，监狱啊，没麻将，没大超市，没这么多电视频道。”老爸垂杨柳西区赌王的名号最近也丢了。他说其他老头老太太赖皮，他和牌，他们不给他钱。其他老头老太太说，他诈和，没要他赔钱给大家就已经是照顾他了。
这年正月里，我写完《北京北京》的最后一个词“意识”，忽然明白，生命过去一半了，而且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半。
北京夜晚的流水大酒席，“90后”都已经被朋友的朋友牵引着出现了，新鲜得仿佛昨晚下了点雨，那三环路边上才开放的黄色连翘花。屋子角落的阴影里，灯光照耀不到的桌子底下，已经没有了趴伏着的怪兽。仔细听，窗外有雨，有人打起雨伞，有人启动汽车，有人走近，血管里的激素已经没有吱吱作响了。比我大了十来岁的老哥哥们纷纷再婚，娶了八零后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