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诗歌境界-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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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学三书的内容虽各有所重，但却是逻辑地紧密联系着的，因为佛教思想、禅韵、诗情向来就是一而三，三而一的。《禅宗的思想渊源》对禅宗诗歌予以特别关注，分析了大量的禅宗诗歌，力求说明大乘佛典是怎样经由禅宗的创造性继承，转化为灵动通脱的禅学感悟；《禅宗哲学象征》对受大乘经典影响的象征意象的溯源、对雪窦颂古百则的条分缕析，体现了作者在品评禅韵时，对佛教思想、诗情的充分关注；《禅宗诗歌境界》是建立在对禅宗思想渊源、禅宗哲学象征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同样体现着佛教思想、禅韵、诗情圆融一体的特征。三书形成了各自独立，又涵容互摄的阐释系统，体现了作者缜密的思路和严谨的学风。
我以为，禅学三书有以下一些较为显著的特色：
一、理性分析与悟性透入并重，文学与哲学圆融
禅学三书作者在研究禅宗思想、哲学、诗歌时，采取了“理性”与“悟性” 并重的方法，来观照和研究禅宗思想、哲学、诗歌，较好地适应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作者主张“以檐前雨滴的檐前雨滴在听檐前雨滴”，而“此时所听到的檐前雨滴声就是自己，会有好像变成雨滴的感觉。不知道是自己滴落下来，还是雨水滴落下来”，这种物我一如的直觉体验，来研究禅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作者又强调，必须与研究对象保持适度的距离，以求得价值的中立与结论的客观。因此，作者在尽量吻合、尊重禅宗话语的前提下，借助于中西方哲学、美学、科学话语来阐释禅宗思想、哲学、诗歌。如借助庄子的“混沌”、现象学的“本源性状态”作为“本来面目”的参照，借助现代天体物理学、相对论作为禅宗时空圆融境的参照，借助审美距离说作为禅宗现量境的参照，反映了作者思维的活跃和视野的开阔。这种理性与悟性并重，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方法，对禅宗思想、哲学、诗歌的研究，无疑是比较切合研究对象的双刃剑。
由于禅学三书“理性”与“悟性”并重，形成了将文学与哲学打通、诗情与禅韵圆融的特色。中国禅宗往往运用文学手法来表现其人生感悟、精神境界，因此有人说，透过文学而表达佛法的最高的境界就是禅。在文学与艺术的意境中领悟深刻的哲学思想，正是禅宗追求的智慧精髓。作者以较强的哲学领悟力与较？实的古典文学功底的结合，努力使禅宗研究在文学与哲学之间达到沟通与融合，这是值得称道的方向。
二、重视对禅宗思想、哲学、诗歌主要文本的研究
作者重视对禅宗思想、哲学、诗歌主要文本的研究思路，在禅学三书中有明显的体现。作者重视对禅宗诗歌主要文本的研究，分析和解读了大量禅宗诗歌。此外，作者还重视对禅宗思想、禅宗哲学的主要文本的研究。
其一，重视对禅宗思想的主要文本的研究。禅宗对大乘佛教精华广为汲取，于上堂说法、机锋应对之际，时时揭举大乘经典的话头。考察禅僧著述，可以发现，《楞伽师资记》、《坛经》、《顿悟入道要门论》、《禅源诸诠集都序》、《万善同归集》、《注心赋》等很多著作都大量引用了佛教经典。延寿编集《宗镜录》１００卷，更是禅宗史上融汇禅教的鸿篇巨制。该书征引了大乘经典１２０种，“诸祖语录”１２０种，“贤圣文集”６０种，使之相互映衬。要准确地理解禅宗思想，离不开唯识、如来藏、般若和华严诸经典。作者重视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文本，即大乘佛教经典文本，以及它在禅宗语境中的运用，从而有助于理清禅宗思想渊源问题。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禅宗思想是以儒家文化为背景创立的，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禅宗思想是以道家文化为背景创立的，该书则以翔实的资料，揭示了禅宗思想受大乘佛教经典影响的事实。这对繁荣禅宗的全面研究，促进学术争鸣，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二，重视对禅宗哲学象征的主要文本的研究。禅宗哲学，以解构为主，用的是“减法”，通过对思维定势的消解，对情尘意垢的遣除，以彻见真如本心。然而，当作者“漫步禅林，透越银山铁壁般的公案，欣赏新奇瑰美的意象，涵咏睿智灵动的禅诗，却惊奇地发现，构成禅宗哲学内涵的公案、颂古、意象，在电光石火中闪烁着理性深沉，在睿智险峭中流宕着通脱圆润，体现了哲思与诗情水乳交融的审美最高境界”。根据对禅宗哲学象征重要文本的分析，作者认为，无意于“建构”的禅宗，通过一系列的哲学象征，实实在在地“建构”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禅宗在表达“不可说”的本心时，采取的不是定势语言，而是诗意的象征，由此形成禅宗表征本心的特殊的“能指”。从破译诗学意象入手来阐释禅宗哲学象征内蕴，也是研究禅宗哲学的一种方法。
三、尝试建立较为完整的阐释体系
禅学三书中，对研究对象的融入式体证，与适应研究对象的阐释体系是并行不悖的。对“本心”、“本来面目”的追寻，是禅宗的终极关怀，也是禅学三书一以贯之的主线。在此基础上，作者根据对禅宗思想的理解，认为禅宗思想体系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
本心论：揭示本心澄明、觉悟、圆满、超越的内涵与质性。
迷失论：揭示本心扰动、不觉、缺憾、执着的状况及缘由。
开悟论：揭示超越分别执着以重现清净本心的方法与途径。
境界论：揭示明心见性回归本心时的禅悟体验与精神境界。
其中，关于境界论，作者又认为有四个主要类型：一切现成的现量境，能所俱泯的直觉境，涵容互摄的圆融境，随缘任运的日用境。这是从哲学内蕴的角度对境界论的表述，从诗学象征的角度对境界论的表述则是：触目菩提的现量境，水月相忘的直觉境，珠光交映的圆融境，饥餐困眠的日用境。
对禅宗思想体系的每一层面，作者又分别使用三组话语材料来加以阐说：大乘佛教经典话语、禅宗哲学象征话语、禅宗诗歌境界话语。“本心”、“迷失”、 “开悟”、“境界”基本上囊括了佛教禅宗的要义。对境界论的四个主要类型，作者也以翔实的材料和客观的分析，说明各自的侧重点及其内在的关联。这样就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圆融互摄的阐释话语体系，开放而缜密。
由上可见，吴言生博士的禅学三书，有着较强的开拓性、新创性，独辟蹊径，自成一家，是近年禅宗研究著作中令人耳目一新、不可多得的好书。
吴言生博士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宗教学博士后流动站后，甘于淡泊，潜心治学。现在，中华书局出版他的禅学三书，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禅学三书的出版，将为研究禅宗思想、哲学、诗歌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预料，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咬定青山不放松”，吴言生博士一定会以更加厚重的成果，为中国的禅学、诗学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５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导言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禅宗诗歌。对文人禅诗文人创作的有禅意的诗歌的研究，近二三十年来涌现了相当数量的论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仔细检点一番之后，笔者发现这些文章中涉及到禅宗诗歌的比较少见，站在禅本义的立场来研究禅诗也比较少见。近百年来大陆地区的禅诗研究论文，大多集中在对文人禅诗的研究上详本书附录《近百年禅诗研究论文要目》。专著方面，也出版了若干种研究文人禅诗的著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这类著作同样是仅在有限的篇幅里涉及到禅宗诗歌。国内现有的禅诗研究著作，主要研究文人禅诗，而非禅宗诗歌，研究禅宗诗歌的专著迄今尚无一部。这些论著对禅诗文本的选取偏离主干，对禅诗文本的解读缺乏理性的省察与悟性的透入，由此形成了禅诗研究重心偏离、研究方法浅易等不足。
当然，这种情形并非是近二三十年来所特有，而是由来已久。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铃木大拙与胡适便分别站在偏重悟性和偏重理性的立场上，进行了一场中外闻名的禅学论争。铃木大拙有着极其深厚的宗教热忱，但片面强调禅宗 “反理性”、“反逻辑”，对禅宗缺乏理性的省察，容易把人引入迷宫，因此在胡适等人看来，铃木大拙的相关著作，为禅宗研究徒增一层不必要的淆乱。胡适具有史学家的冷静与缜密，对早期禅宗史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铃木大拙等人看来，胡适仅仅是钻入了考据一途，对禅宗精神境界缺乏体证，作为历史学家的胡适难以想像禅宗超出具象的“非时间性”。铃木说：“历史与禅都关涉着时间，但有本质上的区别。历史对于非时间性毫无所知，甚至把它当做一种虚构；禅却反要贯穿时间与非时间。禅的生命呈现在时间与非时间的矛盾。” 引自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第３１０页，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 这两种倾向代表了禅宗研究中的重要倾向。直接或间接受此影响的禅诗研究，要么采取完全站在外部的、局外人的角度，缺乏禅意的感悟；要么一味沉溺其中，遇到不可解的公案、诗句，采取“反逻辑”、“反理性”的方法，使人读来仍然难得其解。
这种情形在对诗禅关系的研究中也鲜明地凸显了出来。研究诗禅关系的著作很多，然而能够得其要领者似并不多见，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诗与禅，或者作诗与参禅的关系，是我国文学史、美学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仅就我涉猎所及，我发现这个问题的典籍，一千夺年以来，多得不得了。一直到今天，此风未息。论文专著，层出不穷。内容丰富，词彩动人，读起来令我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但是，一旦掩卷沉思，则又似乎没有在脑海里留下多少东西，杂乱而浑沌，一点也不明朗”，“诗与禅的根本问题依然存在，还没有得到解决。进一步加以探讨，是不可避免的。我并非此道专家，但是对此道的文献却确实阅读了不少。可惜的是，就我浅见所及，没有发现哪一个是搔着痒处的。”季先生得出结论说：“这些机锋的语言，看来五花八门，但是，据我看，纲只有一条，这就是中国汉语的模糊性。”季羡林《作诗与参禅》，见《禅与东方文化》第１页、２１页、３２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 这是非常客观的看法。确实，有相当数量的禅语完全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其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与禅僧普遍追求语言的新奇、玄妙有关。支持者谓此类禅语是禅师启悟学人的“断流语”，反对者则认为是迷惑人的故弄玄虚。岳珂《？史？解禅偈》：“今之言禅者，好为隐语以相迷，大言以相胜，使学者伥伥然益入于迷妄。” 禅诗研究所要解决的，正是这“模糊性”中的禅悟内涵。阿部正雄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