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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红色记忆:纪事2007-第3部分

小说: 红色记忆:纪事2007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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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都是俄文的。
  前任哈尔滨交涉署署长张国忱精熟俄文,张作霖特意召他进京成立了“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但凡懂点俄文的政府工作人员几乎全被调用。编译会的人日夜加班,搞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发现组织暴动的计划。张国忱没有办法,就趁晚上陪张作霖吸鸦片烟的时候进言,说这么重要的事情,哪能一下子搞完,求张作霖多给些时间。
  重要文件在20日左右编译完毕。日、英、美、法等国使馆的工作人员被允许进入警察厅的俄文检查室拍照,以便将“罪证”送往各国发表。苏联则发表声明称,那些文件都很普通,在任何一国的使馆里都能搜得出来。编译出的文件目录还被陆续地刊登在报纸上。
  就在张国忱忙于翻译时,京师警察厅也没闲着,委派了15人专门负责审理。
  4月8日的《世界日报》上说:“李著灰棉袍,青布马褂,满脸髭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马克斯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云云。”
  李大钊光明磊落,问到后来,他干脆说:“你们拿纸笔来,我自己写好了。”于是,就有了后来被广为传诵的“狱中自述”。李大钊三易其稿,最后的成稿有2700余字。
  终日为革命奔走忙碌的李大钊,终于借这个机会梳理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共产主义学说,李大钊承认“崇信不讳”。他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一片赤胆忠心,襟怀坦荡。
  除了“狱中自述”,其实还有一份“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里,至今尚未公开。字里行间,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跃然纸上,他讲出伟大抱负和革命主张,也“供”出了国民党在北京、广州、武汉的一些情况和头面人物,不过,这在当时都是公开的。
  力主“讨赤###”的张作霖想要的绝不是这些。他甚至派出自己手下、李大钊的同乡杨宇霆做说客,许以高官厚禄,但也没能从李大钊口中得到苏联“赤化”中国的证据和共产党组织工农运动的情况。所以,警察厅一方面对外界宣称“李大钊口供颇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认“李无确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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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前方来电”(1)
“李无确供”怎么判刑?
  警察总监陈兴亚在警厅与顺承王府间来回奔波,送证物、送口供,请示张作霖到底要怎么办。张作霖似乎也没了主意。
  张作霖的身边人这时分成两派。一方主张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国家司法机关审理裁判,以示尊重国家法律。张作霖亲信杨宇霆也建议保李大钊性命,认为李大钊本为北方著名学者,不如判个终身监禁,让他在奉天的监狱里继续研究《资本论》。
  这种意见在当时呼声最高,所以报纸上的用词也大多倾向乐观:“安国军方面各要人对于本案,其欲依法办理取宽大主义,张作霖亦极赞同”;“但闻顺承王府对于此项建议,因其为政治讨论会提出,甚为重视”;“党案移交法庭说渐有力”;“党案处置办法仍未决定,据传被捕党人均无生命危险”;“然最重亦不过无期徒刑,决无生命之虞”……
  还有一种意见是军法论处,理由为“共产党在北方显有扰乱阴谋,则依照军法处分,自属适当”。张作霖给军阀张宗昌、孙传芳及前方各路将领都拍了电报,说“本地军警,于晨在使馆界内拘获著名共产党首领李大钊及同党三十五名”,“倘有意见,可即电告”。后来,张宗昌、孙传芳等6名军阀给张作霖的回电中,只有一人“电请量情法办”,其余5人均主张“严办”,山西军阀阎锡山没有回电。
  为堵悠悠众口,4月23日,张作霖最终决定派参议何丰林就任审判长,组成由军方一手控制的特别法庭。何丰林是张作霖大元帅府军事部长兼安国军模范军团司令,连他自己都承认“军人出身,对于法律,素未研究”。
  然而,事态的发展还是出乎了人们的意料。4月28日上午,特别法庭突然开庭,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决,立即执行。而当天出版的《世界日报》还称:“再经三次预审后,即可正式开审,其为期当在下星期一、二两日。”……
  张作霖为何突然下定决心,残忍杀害了李大钊和另外19位革命志士?有种说法:是来自前方将领的一封电报影响了张作霖。
  4月29日的《世界日报》报道称:“军###审各委员……最先只将证据较为充分之李大钊、张伯华二人判死刑,其余则未加可否,惟因某将领前晚来一急电谓前方既宣明讨赤,后方捕获赤化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张作霖乃命各审判官重为审讯,遂决定将李大钊等二十名处以绞死罪,即于前晚呈送安国军总司令判阅。”
  同日出版的《晨报》也发表了快讯“军###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称:“前日方传军###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二十名已被绞决矣。”快讯里也提到这样一个细节:“而前晚又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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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前方来电”(2)
这个拍电报来的“某将领”和“南方某要人”究竟是谁?1927年5月12日出版的《民国日报》(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报道了此事,并提出“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根据这篇报道,“南方某要人”是指两手刚刚沾满“四一二”死难志士鲜血的蒋介石,而前方某将领是张学良。
  张次溪则在《李大钊先生传》中提到,“李先生遂丧命于张宗昌一电之下”,说是“张宗昌忽由山东前线拍来一电,谓李大钊是北方革命领袖,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究危险”。
  这个用一封电报将李大钊等人置于死地的“某将领”究竟是谁,至今也没有定论。
  事实上,张作霖本就是绿林出身,匪性不改,对“文明”、“法制”那一套本就无所顾忌。他当时一心想做“大总统”,认为只有反苏###,才能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并获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再加上反赤将领的怂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榜样”力量,仓促做出杀害李大钊等人的决定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容就义(1)
1927年4月28日12时30分,6辆汽车押送着李大钊等人,从京师警察厅出来,开进了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附近马路遂宣告戒严。
  李大钊等一下车就被宪兵拥进了看守所,大铁门随之紧闭,前来探听消息的人通通被阻隔在外。有人扒着门缝往里看,但是什么也看不见。
  京师看守所,正是明清两代的刑部监狱。明嘉靖年间,这里关过有名的忠臣杨椒山。这个人笃实刚正,不畏权势,弹劾大奸相严嵩未果反遭杀害。杨椒山曾留下一个名对——“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李大钊在1916年创办《晨钟报》时,每期刊头都用一条警语以醒国人,第6期的警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最得李大钊喜爱,并将其作为一生的追求。清朝末年,另一位仁人志士也曾被关押在此,并在墙壁上题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而后慷慨赴死。这个人叫谭嗣同。
  30年后,李大钊来到了这里。也有人说他就像谭嗣同一样,决意成仁。
  张作霖不敢在天桥刑场公开处死李大钊,便决定使用从国外进口的绞刑架(这个绞刑架解放后被送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馆里的001号文物),在看守所里秘密进行。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架,英勇就义,时年38岁。
  至于临刑前的种种,有各种传言和说法。有人说,刽子手用残忍的“三绞法”杀害了李大钊,绞一会儿就放他下来用冷水浇醒,连续3次以延长他的痛苦;有人说,李大钊曾想讲话,却被宪兵一拳打倒;也有人说,李大钊曾要求纸笔写遗书没有得到允许,他便不再说话,神色未变。
  如今,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李大钊临终前的模样,有就义前为其拍摄的照片为证。照片上的李大钊身着布棉袍,淡定从容。
  赵纫兰母子在李大钊被害当天获释,第二天才知噩耗。报纸上说“李大钊身后事凄凉”,“李妻闻耗悲痛而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五人环榻哀号,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5月6日,督军潼关的冯玉祥才得知此讯,放声大哭。就在一天前,他刚刚发表宣言称:“李大钊等数十同志之生命即本军三十万将士全体之生命,誓必竭力保障,不容任何人擅加危害。”当天,冯玉祥召开追悼大会,令各机关、各部队下半旗一日,中级官长以上戴黑纱一周。
  李大钊的一生无私无畏,与人肝胆相照。刘半农曾为李大钊撰写碑文,赞他“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章士钊则说“守常之强,其诚挚性之感人深也”,“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李大钊曾身兼5所高校的教授,薪金不菲。但他把工资或资助贫苦学生,或作为革命经费,或捐给公益事业,以至于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不得不嘱咐会计科的办事人员,每月发薪时将部分工资直接交给夫人赵纫兰,以做全家度日之用。
  

从容就义(2)
因此,才有那么多人愿为他的性命奔走,后来又继续照顾孤儿寡母。
  李大钊被捕当日,大儿子李葆华恰好外出郊游,躲过搜捕。多亏周作人冒险将葆华安排在自己家里,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李大钊牺牲后,是同乡白眉初等人带着星华姐妹赶往下斜街长椿寺收尸,并为先生更换了一口崭新的红柏木棺材。新棺材则是梁漱溟等人帮忙张罗的,棺材铺师傅用了20多斤松香和桐油熬在一起刷了里子,又买了十几斤黑生大漆,把石子打成小碎块,搅拌在大漆中,前后共上了5道漆。
  李大钊的文集也有人悄悄地收集起来。这个人叫李乐光,是李大钊的同乡晚辈,在清华大学念书。李大钊牺牲以后,他立志搜编遗稿。据李星华的丈夫贾芝回忆,李乐光一开始躲在清华大学的地窖里编书,后来又转移到岳母赵老太太家。老人家白天把一包文稿埋在几株向日葵下,晚上再把文稿挖出来,李乐光就坐下来摊一桌子稿子,继续抄写、编纂。这批文稿后来交到周作人手上。周作人曾写信给友人曹聚仁欲将文稿出版,曹聚仁力邀鲁迅作序,这倒促成了已然反目的周氏兄弟的一次合作。尽管文稿与鲁迅所作的《〈守常全集〉题记》当时没能出版,但绝大部分遗稿就此保存下来,没有散失。
  1950年,《守常文集》首次出版发行。在其基础上重新编纂的《李大钊文集》在1999年、李大钊诞辰110周年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厚厚的5卷本,据说在出版社便销售一空,都没来得及运进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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