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追求:易中天文集 第二卷·美学论著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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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凇拔氖巍保╫utward embellishment），包括色彩花纹（如《情采》：“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音韵节奏（如《原道》：“声发则文生矣”）和语言文字的修饰（如《情采》：“文采所以饰言”）等，还可以引申为某一事物或某一作品的审美形式（如《情采》：“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或形式的美（如《颂赞》：“何弄文而失质乎？”），又引申为讲究形式讲究修饰的作品（如《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或注重形式注重修饰的风格（如《知音》：“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总之是含混而宽泛，庞杂而多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说过：“把一个专门名词用在不同意义上是容易引起误会的，但没有一种科学能把这个缺陷完全免掉。”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论著中就尤为严重。然而刘勰却巧妙地利用了“文”这个字的多义性，通过文学与人类文明或审美形式之间的类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论证文学的特质和功能。在刘勰看来，无论是文学或文明或文饰，本质上都是某一事物的某种外在形式。譬如色彩花纹是美术作品的外在形式，音韵节奏是音乐作品的外在形式，神采风度是道德修养的外在形式，典章制度是政治教化的外在形式，而文学则是内在心灵的外在形式，它们都广义地是一种文饰。
“文”作为这样一种带有“文饰”意义的外在形式，必然以审美为自己的特征。因为“文”的本义就是装饰。我们知道，“文”这个象形字，本来就是像人身刺以花纹之形，故其本义是“文身”，或“文身之文”；而文身是一种外饰，因此文也就必然地具有一种装饰的意义。《广雅·释诂》曰：“文，饰也”；《荀子·礼论》云：“故其立文饰也”；《韩非子·解老》称：“文为质者饰也”；刘勰也说：“文采所以饰言”（《情采》）。最早的文饰，当是对人身的。《庄子·逍遥游》称：“越人断发文身”；《礼记·王制》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淮南子·原道训》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汉书·严助传》称：“越，方外之地，断发文身之民也”。当然，我们的先民不但装饰自己的身体，还装饰自己的工具、器皿和洞穴。《韩非子》称：“禹作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也正是一种文饰。在距今七千到五千年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已发现了绘制着富丽繁复花纹的陶器，便是明证。当这种文饰活动相当普遍，并给人以审美的愉悦时，“文”的观念即审美意识也就产生了。于是人们便在现实地进行文饰活动的同时，把自然界固有的色彩、线型、音响等，也都观念地看作自然的文饰而称之为“文”，从而形成“文犹美也”（郑玄语）的美学观念。。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自然之道（2）
这种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又称作“采”、“章”、“文采”、“文章”。如《墨子·辞过》：“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论语·泰伯》：“焕乎其有文章”；《庄子·马蹄》：“五色不乱，孰为文采”；《楚辞·九章·桔颂》：“青黄杂糅，文章烂兮”；……刘勰则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也就是说，“文”是一种审美的形式。那么，它作为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外在形式，又有什么存在意义与价值呢？
于是刘勰提出了“德”的概念。作为与道相对应的范畴，它不是“体”而是“用”，因此既不是《左传·襄公八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之“德”，亦非《易·小畜·大象》“君子以懿文德”之“德”，应该说接近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之“德”。《尔雅·释名》曰：“德，得也，得事宜也。”这里的“德”作为“得”，即从“道”所得来的意义、作用、特性、功能。那么，文之德如何？刘勰说：“大矣，与天地并生。”他这样论述：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唯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文德之大，首先在于它有一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又体现在时空两方面。就时间而言，它与天地并生；就空间而言，它遍于宇宙之内：“仰观吐曜”，日月星辰交相辉映；“俯察含章”，山岳河汉交错纵横；人类作为万物之灵，更是文采斐然；即便“傍及万品”，也“动植皆文”。很显然，“文”既然具有普遍性，也就绝非一种偶然现象，或者说也就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刘勰用“自然”这个概念来表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所谓“自然”，与其说是自发、自为，毋宁说是必然。
那么，“文”的这种客观必然性是从哪里来的呢？或者说，“文”的存在根据和终极原因是什么呢？从“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的说法看，这个根据和原因应该是很大的。因为“体”大“用”才大，“道”高“德”才高，既然文之德大到了“与天地并生”，那么它的根据也就不会在“经国之大业”的社会功利之内，而只能在阴阳太极一类的世界本体之中。
这个根据就是“道”。不但那天地之文毫无例外地是“道之文”，便连后来的“人文”也如此：“辞所以鼓天下之动者，乃道之文也”（《原道》）。所以鲁迅指出，刘勰的观点，是认为“三才所显，并由道妙”①。总之，道是原因，道是根据，道是本体，文的普遍性无非体现着道的普遍性，文的必然性最终取决于道的必然性，当然文的美归根结底也就只是道的美。那么，道是什么？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自然之道（3）
二
“道”是中国古代理论著作中使用颇多的一个范畴。道，路也，人行所必须遵循者。道规范行，行遵循道，所以道的意义是“决定”。引而申之，可以用来表示事物运动变化所必然遵循的规律，如《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这一意义向思辨哲学方向衍变，推指宇宙间万物的本原、本体，如《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向伦理哲学方向衍变，则指一定的人生态度、政治主张或思想体系，如《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与谋”。这些意义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因为本体决定着现象，规律决定着运动，人生态度和政治主张决定着行为，在上述意义的引申和衍变中，“道”这个概念中所含的“决定”性质并无变化，但它已不是物质形态的道路，而转化为超越物质（形器）之上的东西了，即《易·系辞上》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在上，是本体、原因、根据、规律；“器”在下，是现象、作用、特性、功能，形上之道决定着、规范着形下之器，因此，源文之道，也就是要寻找文之为文的本质规定和终极原因。
然而这个作为“文”之存在根据和终极原因的“道”究竟是什么，在刘勰这里却十分含糊。是“有”还是“无”？是物质还是精神？是自然元气还是虚无理念？是客观规律还是主观意志？……都不清楚。刘勰自己既未明说，后人注释也众说纷纭，所以鲁迅指出：“其说汗漫，不可审理。”我们只知道它是幽微的（“道心唯微”）、神秘的（号为“神理”）、不可捉摸的（“天道难闻”）、难以再现的（“神道难摹”），但又确实存在。正是在它的主宰下，天地、人类、万物，都按照一定的层次和规律，有秩序地展开为一个充满了文采的美的世界。在这个美的世界里，日月争辉，群芳斗艳，林泉结韵，虎豹凝姿，而人类灿烂的文明，更是独秀于其中，成为道这个本体最光辉的显现。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唯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在这里，刘勰表现出这样一个思想，即“人文”是观照、认识“道”的结果。按照《原道》篇的逻辑，道似乎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天地之文或万物之文显示出自己的光华，它还要创造一个能够观照自己表现自己的“有心之器”——“人”。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他“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序志》）。唯其如此，才能体察道心，代天立言。然而“道”幽微神秘一如前述，人何以能够合于道心呢？刘勰认为，这就得靠“神启”：“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原道》）“道”用这种神秘的方式启迪、暗示着圣人，圣人之心也就自然契合于天地之心。圣人既得天独厚，更兼以神启，于是能画八卦，立文字，设制度，创经典，“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这样才“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辉事业，彪炳辞义”。总之，圣人的著作，“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而“道心”“神理”也正是通过圣人的著作，才能教化黎庶，鼓动天下。这就叫“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也就是说，正是通过“圣”这个中介，“道”才在“人文”中显示了自己。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自然之道（4）
于是“道”便平行地显示为两种“文”：一种是包括天象、地貌和万物的形态声色在内的自然现象，它可以广义地称为“天文”；另一种是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风度神采、学术著作和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文明，它可以广义地称为“人文”。“天文”与“人文”这两个概念，无疑来自《易·贲卦·彖辞》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但有资格“化成天下”的当然只是“圣”，即从伏羲中经文王、周公直到孔子这一系列儒家学派所尊崇的“圣人”。“圣人”之文为“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宗经》）之所以是恒久之至道，因为它是道这个世界本体的显现。因此儒家之道也就应于宇宙之道，纲常伦理也就合乎道心神理，后世作者只要宗经征圣，也就能够创作出合于道心之文。正是靠着这样一套一半是装神弄鬼、一半是含糊其辞的把戏，刘勰始于天道而终于人道，发于自然之道而归于儒家之道，而他自己，也许还正因为自以为窥见了宇宙的秘密而得意洋洋呢！
于是“原道”也就有了双重意义：作为文学本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