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祠时代-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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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的时间很长,延续到今天不少于6千年。但是,崇拜并不是社会的属性。崇拜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方才出现,因此崇拜是社会的一定阶段的产物。原始的崇拜产生中华史诗。从原始崇拜的巫祠延续到今天的宗教,我们看到了崇拜行将完成自己的历程。哲学时代的春秋人展望未来社会,提出世界大同的理想。今天一代人曾经思考过共产主义理想。从社会进程角度看,这两个理想显然都超出了崇拜阶段,就是说,是对无崇拜社会的描绘,(正因为这样,所以称作理想)。作为社会的思想,古中华的原始崇拜结束于晚商和商周之际。原始崇拜以后的崇拜逐渐失去了进步性。
人工生产的早期,在古书中,习俗的权威称作帝。帝是什么意思呢?帝就是崇拜。我们的祖先崇拜很多,五花八门,归类的讲有:植物崇拜,动物崇拜,生育崇拜,帝崇拜。帝以后的崇拜依次是,首领崇拜,皇帝崇拜,宗教崇拜。在今天,我们身边的崇拜有:个人崇拜,金钱崇拜,明星崇拜。象模仿,追随,鬼神,算卦之类的行为实际上是从古老的崇拜(习俗)延续下来。
远古人崇拜的帝很多。春秋时代是将帝描绘为氏族首领。春秋人从众多的崇拜中整理出来5个帝,叫作五帝。5个帝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春秋人对历史没有明确的年代,但是春秋人是以5帝的内容明确的描绘了古中华。
辩证法
近代以来流行1种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叫作辩证法。辩证法最先由德国的黑格尔提出来(或总结出来,发现出来),成功的应用于哲学的探索。这个方法经由*,毛泽东几代人实践,应用于政治领域,获得成功。这个方法在今天已经很成熟,已经被学术界承认。本书使用这个方法对古中华探索。
对于历史学(其他学术也类似),通常的方法叫作考证。读者1定看到“经过考证,结论如何如何……”的套语。这就是考证的方法。考证的方法起源于考据学。考据学最早在西汉时提出来。考据学有1句名言,叫作“代圣贤立言”。代圣贤立言固然是好事,只是有许多事情圣贤没有言,就不好办了。
辩证法是怎样的方法呢?
西汉司马迁作史记时,有历史从“尧以来”还是从黄帝以来的争论。司马迁以“皆不虚”为标准将黄帝时代写进史记。这个皆不虚,用今天的话说,叫作历史的真实,本质的真实。皆不虚就是应用了辩证的方法。
就说三皇吧。三皇是史诗还是神话?
社会的内容固然需要准确的语言来表达,反过来,没有社会内容的语言也不存在。这便是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我们用“语言的社会性”来考察史诗就发现,远古的史诗,被当作神话传说的中华史诗实际上是对远古社会的记录,是我们探索远古社会的原始资料。这就是从哲学的高度对语言的认识,这就是辩证的方法。
口头传唱的祖先歌叫作史诗,由巫宣讲的祖先歌叫作祭祀辞。从史诗到祭祀辞,表达了崇拜的过程。祖先歌经由祭祀辞崇拜流传下来。在今天的古书中记载的只言片语很难将史诗和崇拜分开。这是因为祖先歌和祭祀辞都将崇拜当作祖先传唱。
史诗的流传 语言的社会性 汉字起源
史诗的流传
汉语是大语言,极丰富,极悠久,极富表现力。古中华时代成千上万个始族林立,汇集起来古汉语。从古汉语延续到汉语,因此丰富的中华史诗也是世界的任何民族不能达到的,可是,没有史诗流传下来。我们民族没有象许多民族那样传唱祖先歌。汉语的史诗哪里去了?象许多民族那样的祖先歌哪里去了?本文的作者曾经因为汉语没有史诗以为憾事。如果有史诗就好了,读一读,唱一唱,远古中华,一目了然。资料积累多了方才知道,汉语不但有史诗,而且内容十分的丰富。它的丰富的内容,是任何的民族都不能达到的。史诗时代没有文字文化,只有“传说(宣讲)”文化。古中华的文字出现得太早,文字一旦出现,传唱的史诗就不再生产,也不再流传。古汉语的史诗见于古书,原来是进入了文字。但是古书的记载十分零碎,有很多只是只言片语,看不出诗的模样,像学说话的孩子说的话。是的,这些零碎的记载确实是史诗。我们祖先的时代也确实是孩子的时代。史诗,是说始族时代始族人讲述的始族起源的故事,始族创业的故事。这些故事经由古汉语氏族时代流传下来。
(古书“诗经”收集有关于商周祖先创业的诗篇,这些诗篇是文字创作,与本书的史诗不是一回事。)
中华史诗经过了以下的流传过程:
初始阶段
每一部史诗都是从始族起源讲起,有一个产生史诗的母始族,这是史诗的初始阶段。经过了长期的流传,母始族已经无法找到。母始族或者在以后的迁徙中消失了,或者汇合进了别的氏族中,组成了别个氏族群。母始族一定有,史诗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流传地区
流传地区大多能够找到。这个流传地区也就是起源地区。我们寻找一部史诗的起源,就是指它初始的流传地区。某一部史诗在初始阶段被所在地区的始族群接受,流传起来,叫做史诗的起源。这使得我们能够知道某一部史诗演变的早期情况。
演变
史诗经过了演变,在内容上增添了,丰富了,故事完整了。在地区上,流传的范围扩大了,转移了。在语言上,可能从一种方言传播到另一种方言,甚至史诗的母语方言消失了,不能为今天知道。这其中,大量的史诗没有流传下来,消失了。保留到今天的记载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保存
中华史诗的一部分以帝崇拜的方式保存下来。古中华有一个长达千年的帝崇拜阶段。流传到今天的史诗经过了几千年时间的保存阶段。成千上万部的史诗中,只有那些被当做帝崇拜资料的部分,或者被当做帝故事的部分才能保存下来。大量的史诗丢失了。古汉语的史诗还好一点,一部分能够被古汉语流传下来。但是,使用古汉语的地区并不大,大地区的非古汉语的史诗几乎全部的丢失了。这使得我们对这些地区的历史无法从语言知道。在今天对非古汉语地区的历史从中华史诗的“外来语”中寻找,(例如,木兰辞的可汗祖先已经汇合进了古汉语氏族无法再找到)。
巫祠的宣讲
史诗是语言文化,口头流传,从宣讲到传唱,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史诗流传的主要形式是巫祠的宣讲。早在始族时代在村落里已经有专业的宣讲和祭祀主持人。专业的主持人叫作巫,巫是古中华时代的文化组织和文化人。从始族时代的巫到氏族时代的巫祠,史诗这样流传下来。
文字记录
史诗流传的时期没有文字。史诗经过了几千年的口头流传才被文字记录下来。文字记录下来的,没有丢失的部分是今天能够知道的部分。中华史诗由古汉语流传下来,非古汉语的史诗(历史记录)在今天也不能知道。
语言的社会性
史诗使用语言作工具,史诗的起源和流传与语言工具密不可分。
在今天,对古社会的认识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考古的途径和语言的途径。对中华史诗的探索就是通过语言的途径对古中华的认识:语言的讲述,语言的传说,语言的流传,古书的记载,等等,古社会以史诗的形式表达出来。本文对语言(和文字)作一些讨论是必要的。
广义的讲,用声音传递的信息都可以叫作语言。人有人言,兽有兽语。阿猫有阿猫的语言,阿狗有阿狗的语言。这样看,语言无所谓“社会性”。但是,如果我们用“社会的高度”来衡量一下,就知道,任何的动物的语言都达不到社会的高度,进入不了社会。这就是语言的社会性(社会的属性)。就是说,任何动物都没有(社会)语言的能力。
关于兽孩的报道很多。被动物哺育过的兽孩无一例外的丧失了语言能力。兽孩像动物一样的被隔离在社会之外。兽孩与人一样,具有语言的生理构造。这一点无需怀疑。那么,是什么妨碍了兽孩的语言能力?
语言由词汇构成。词汇表达了固定的社会内容(意义的,概念的,抽象的)。问题就在这里:兽孩(的声音)不表达社会内容。孩子(在没有对社会的认识以前)只有长期生活在人中间才能获得社会的内容。就是说,语言要有一个学习社会,认识社会和符号社会的前提,这样才谈得上对社会内容的交流,即对语言的学习和使用。兽孩不肯学习语言,是因为他不需要语言。语言的产生是因为需要。没有社会这个需要语言的条件,语言也就产生不出来。可见语言对社会的依赖(属性)关系。我们考察一下聋哑人的语言现象。哑人因聋而哑,因为聋失去了声音语言的能力,妨碍了对语言的学习。但是,聋哑人能够用手语,通过学习能够用文字来使用语言,而兽孩却不能。这些也说明了语言的社会性。社会的内容固然需要准确的语言来表达,反过来,没有社会内容的语言也不存在。这便是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我们用“语言的社会性”来考察史诗就发现,远古的史诗,被当作神话传说的中华史诗实际上是对远古社会的记录,是我们探索远古社会的原始资料。这就是从哲学的高度对语言的认识。如果我们对史诗是否记录社会产生争议,那么,我们就可以运用语言的社会性这把尺子。读者,你不这样认为吗?这样认为吧。
语言的社会性,这是一个极常见,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语言现象,因为普通,反而不为我们注意。这就象我们每天几次的上下楼梯却少有人知道楼梯的步数一样。
承认了语言的社会性,就可以探讨语言的起源。社会开始于距今万年,语言也开始于万年前。人与动物(包括动物人)的最后分界也在这个时间。语言的产生为思维准备了条件,思维发育。离开了语言的社会性去谈思维,去谈动物语言毫无意义。
中华社会开始于距今万年,动物人进入社会时已经有了动物语言的能力。随着社会关系的产生,“动物语”开始丰富,开始了向社会内容的转变。这便是语言的产生。语言产生于社会。
语言产生于社会?可能有读者觉得不舒服:这可能吗?在百万年的进化时间里,语言的能力就没有进化?提出这样问题的读者还是没有想明白语言对于社会的依赖关系。今天的哺乳动物何止千百万年的进化时间,何止百万年的发声能力?哪一种动物,包括灵长类,产生了语言?与人类亲缘分支的当属“野人”。从语言的角度看,野人是没有进入社会的古人类。哪一位“野人”产生了交流思想的语言,能够在一起说长道短唠家常?没有。因为野人没有建立起社会的关系。
说到这里,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因为人类的语言与动物的语言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以致无法想象怎样发生从动物语到社会语的转变。一定有读者相信人类的语言是天生固有的。其实,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人类从动物进化出来,因此,人类的语言也是从动物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