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祠时代-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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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祠时代即是人工生产的开始时期。人工生产是社会的重要转变时期。人工生产是人类脱离动物群的最后一个界限。从这个意义讲,将人工生产称作文明,将人工生产的开始称作文明的曙光。本文以华夏时代为例探索人工生产。
从神农的讨论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因为发现了五谷(粮食)而实现了定居,开始有了村落生活。这是公元前6千年的事情。又是2千年的时间过去了,野生的谷也近于枯竭。食物的减少加速了氏族人的流动,饥饿促成了始族的失散,食物质量的下降加大了人口的死亡率,公元前4千年,可供人口流动的大空间已经不多了,始族人开始了争生存,争土地的斗争。
在古文中,有田字。田字与土地生产,人工生产有关。田字能够启发我们去推测初始的人工生产。
到了华夏时代,开始出现一方一方的田。田的四面是无法跨越的壕沟。田里长满了荒草。这样的田原来是吸引野兽的,将野生的动物关进田里,这可能是原始的人工生产。因为田联成了片,已经没有野兽可以吸引,只有羊,兔,猪一类的动物任其自然的繁殖。兔,羊吃荒草,猪则拱食地下的根茎。在夏时代,河洛地区不大吃草种子,草种子就不像豆菽那么有饱满的籽粒,也不像瓜果那么多汁,也不像臻栗那么香甜,也不象老鼠那样肉质。这些食物在方田的范围内也难见到。全氏族的人几乎都奔向很远的地方去采集。这时候的方田已经没有动物,唯一的是铺天盖地的鸟雀在啄食草种子。于是 在鸟盛的季节里,人们便张网捕鸟。
在华夏时代,洪旱雨涝的灾害时时的威胁着生存,食物极紧张,略微地减产也被感觉到。夏人对天的依赖比对祖先(崇拜)的依赖大多了。生育神的女娲不再有凝聚力,相对来说,治水的禹更受崇拜。
一支始族在伊洛住下来。这住下来的始族人以草种子为食。这支始族人就这样的解决了食物的来源。人少地荒,到处是废弃的田,这支人定居下来,不再去采集。春天到了,将地里的荒草烧掉,重新撒上采集回来的草种子(黍,粟),种子成熟了,将别块田的猪,羊赶进田里。这田里的出产便是人,猪,羊的食物。
这一支始族人建设了自己的巫祠,巫祠的崇拜叫做禹。在夏时代没有人的名字,也没有“族”的名字。只有一个崇拜的名字,叫做禹。
象夏人这样的方式叫做田牧。田牧跟种植不一样,跟畜牧也不一样。请读者想像一下,这样的生产收成极低极低。从采集到田牧一定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过渡过程。如果说从田牧以后的生产叫做土地生产,那么,田牧以前,也包括田牧在内,只能叫做人工生产。从采集到田牧,人工生产的比重逐渐的增加,从副业转变到主业。夏人排除积水,划分领地,扑杀田里的鸟兽,补种种子,挖沟扩田,恢复瓜果的种植,等等。
夏人的种植是前无古人的事情,就象南庄头人烧制出来的第一片陶片。夏人走上了种植的道路,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在河洛生存了下来。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河洛也象渭河那样的“墟”下来,象“太昊”那样墟下来,那么仰韶文化就失去了最后一块土地,华夏史也就象世界的古文明一样发生断代。如果是这样,源自伏羲人的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将消失于墟,历史将是别一种记载。人工的生产大约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已经开始,不同的地区有先后,这由食物的来源决定。食物来源较充分的地区(氏族),人工的生产要晚,人口稠密的地区要早。氏族人不懂得生产致富的道理,只有饥饿的逼迫才是生产的开始。这个时期的生产组织者或者叫做生产氏族的首领自然谈不上政权。说原始社会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大约指的是这个时期。这是个极其艰苦的时期,一定不是如今天这样的农业技术,如今天这样的生猪饲养场。在初期的千年的时间里,在对人工生产的摸索中,又不知有多少人饿死才换来了生产的能力。
夏人的种植生产叫做田牧。这是一种极其原始的生产方式,象半坡人那样的壕沟围起来的村落叫做田。田里生长着禾草,畜养了动物,始族人的居住都在田里。如果说原始社会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用在夏人的社会形态却很合适。这样的生产方式也只能是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在以后的几百年的时间里,夏人开始有了中心氏族。一个中心氏族有若干的依附人口。这依附的人口不一定住在壕沟里面。依附人口的出现,是因为采集的生存越来越困难,那些离散的人口就不能不以依附劳动的方式。在今天,有工厂主和工人。在皇帝时代,有地主和农民。在夏时代,就是依附劳动。
依附劳动的开始也就是分工的开始,社会的人口开始分做生产者,生产的管理者和积累的消耗者3个部分。田牧生产一旦出现,现代意义的社会结构也将出现。田牧生产的出现立刻就出现了“族”的划分,叫做氏族。氏族是具有生产关系的社会群体。从社会形态上讲,仍然是始族,始族的联合。就生产的关系讲,中心氏族,或者叫首领氏族实现了对积累的占有,而依附的劳动,以及后来的依附氏族则没有占有。
依附劳动显示了一种新的生产力,这种新的生产力能够产生积累,能够将一点点的生产剩余积累起来。这样的积累在始族的关系中较难实现。
壕沟围起来的一块块的土地,人畜杂居在里面,这就叫田。一个氏族都有几块这样的田。田里长着粟类,秋天的时候,粟成熟了,却并不收割,任凭在地里自然的风干。夏人没有粮食仓库,没有堆积粮食的地方。吃多少就到田里去采集多少。几年以后收获越来越少,于是就放一把火,将田里的禾草烧掉,再重新撒上种子,长出禾来。羊,猪就放到田里自己找食吃。这样的种植,收获一定是极低的,可是,夏人还只能这样的种植,经常的大量的劳动是修整沟渠,以防羊,猪逃逸和防止野兽来袭击。如果生产的粟不够吃,就再去开新的田。繁重的粮食加工,以及到地里收割由女人来做。
田间管理,开辟新田都是很繁重的劳动,这繁重的劳动由依附工人来做。如果没有依附工人的劳动,那么就只能产生如半坡人那样的遗址,停滞在半坡的高度。夏人的生产剩余很少,只是依附劳动的方式方才能够将点滴的剩余集中起来。
氏族人住在田里,田里建有房屋,依附工人住在田外。田外也是氏族的土地,依附工人被允许住在氏族的土地上,要参加氏族的田间劳动,也许三天,五天,依附工人进到田里采一次粟。这就是维持生命的食物。
依附工人没有生育权,依附工人中的女人被收留进了田里,进了田里依然是依附工人。依附的女人如果生了孩子,孩子还是依附身份,孩子长大了,男孩到田外去,女孩留在田里做女依附工人。
依附工人住在向地下挖的穴里,上面搭盖遮雨的柴草,或者是遮雨的草棚。每天,氏族人带领工人们去做那做不完的劳动。依附工人如果感到吃不饱,就自己去采集野生的食物,或者去打小动物改善生活。这些都是他们的自由。农时以后是依附工人的快乐的日子,这个时候,不再有繁重的劳动,也不再有蚊虫的叮咬。依附工人如果觉得不满意,可以自由的离开这个氏族,到自己愿意去的别个氏族去。从氏族的角度讲,只有善待依附工人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劳动人口。依附工人越多,氏族也将越兴旺。
氏族往往从依附工人中提拔出管理者,这样的管理者能够更有效的管理生产。管理者往往被允许有女人,以示与依附工人的不同。这样的人口可能从原来的氏族独立出来,产生新的氏族。
氏族人都做些什么?其实,氏族的人口是很少的,氏族的男人只有一个妻子生的子女认为是正式的氏族成员。氏族的女孩是要出嫁的,嫁到别一个氏族去做“主妇妻子”。同样的,氏族男子从邻氏族娶来的妻子也是主妇妻子。主妇妻子是以氏族的男子的名义嫁到氏族中,她有充分的生育权,不管她生育了哪个父亲的孩子,这孩子都被认为是氏族的成员。这主妇不但有生育权,而且当她的子女长成人,她还有充分的决定权。主妇妻子权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与自己的母氏族是否强盛有关。这样的氏族关系直到周建国以后还能看到。
社会关系
华夏时代是近二千年的历史时期,是始族关系到氏族政权的过渡时期。这是因为有人工生产,发生了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引起了新的社会关系。这新的关系不同于始族时代的始族关系,也不同于政权时代的社会关系。关于华夏时代的社会关系还只能从想像来描绘。上一篇说到,依附劳动是人工生产的通常情况,在以后的发展中依附劳动从个人依附到氏族依附,一个氏族去对另一个氏族做依附劳动,从个人的依附扩大到氏族的依附。依附关系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了贵族和依附氏族的不同。在华夏时代不同的社会成分还不明显,是说,虽然生产的分配权在首领氏族手中,分配的差异却不明显。这是因为依附的劳动,依附的氏族与首领氏族在分配上,除了基本的生存保障而外,几乎剩不下什么。
华夏时代,氏族的关系还很简单,或者是依附,或者是离散,这种关系不同于奴隶关系。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古中华的大范围的沟通,大范围的向集中,统一的趋向。这种趋向在世界史上是唯一的。从仰韶到龙山,从伊洛到古河道,奴隶的社会关系没有建立起来。
在华夏时代,田牧式的的生产,是初始的种植阶段,天灾时有发生,氏族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极弱的,可以说凭天吃饭,氏族间的斗争,强氏族对弱氏族的掠夺,依附人的离散等等。都可能导致首领氏族的消失。氏族的兴起,始族的消失一定是非常的频繁。严重的时候可能发生氏族的迁徙和反叛。这样的情况,史记叫做衰微。
从依附劳动到依附氏族。依附氏族达到了田牧的能力,可能从依附关系中独立出来。许多的生产氏族产生出来。到了华夏的晚期,已经是成千上万个氏族林立的情况。古人认识到了这种情况称作万邦之国。所谓的国(从巫祠术语借用过来)不过是生产的氏族。夏时代的万邦之国,比仰韶人的始族和村落扩大了许多。在始族时,还是由母亲做维系的纽带,所以叫做始族,到了邦国阶段,出现了氏崇拜,氏崇拜做了维系的纽带。氏崇拜是建立在动物崇拜的基础上,主持崇拜的机构叫做巫祠。这个时候,巫开始从始族和村落独立出来,出现了新的社会成分,叫做巫。所谓的邦国,实际上是氏族的巫祠。巫祠代理了生产氏族对社会的管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从巫祠中心到氏族政权
从巫祠中心到氏族政权
氏族政权产生于生产氏族,巫祠中心产生于采集始族。生产氏族经过了千年的人工生产的阶段,达到了相当的积累能力。生产的管理,生产的组织初具规模。政权便是由生产的组织发育出来。氏族政权包括了商时期的殷政权,唐政权,西周,以及大大小小的依附氏族的“方国”。氏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