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道光皇帝-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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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惩治盐枭（6）
据说，这是曹振镛一生唯一一件值得赞许的事。陶澍接到回信，感动不已，立即着手推动盐法改革。
改革刻不容缓。道光十二年（公历1832年）春，陶澍带领官员来到海州（今连云港市），最后敲定盐法改革方案。他的改革宗旨是打破从明朝以来在盐务管理和盐税征收上实行的国家特许专商经营体制，实行票盐制度。说白了也就是打破盐商对食盐的垄断，今后不需要特殊的资格和手续（原来先得认“窝”，也就是产盐地），谁给国家缴纳盐税，谁就可以贩盐。
这年五月左右，陶澍向道光皇帝报告：淮北于明年推行票盐法。道光皇帝立即予以批准。
票盐法就是印制一种“三联票”，一联儿作票根、一联儿存有关管理部门、一联儿给盐贩作为贩运的凭证。无论何人，都可以交税领票，然后凭票运盐，在规定的区域和期限内自行贩卖。手续简单，官吏没有侵蚀的机会，成本很小。
于是，人们纷纷前来交税领票，场面十分踊跃。《清史稿》记载：“人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抵岸，为数十年中所未有。未及四月，请运之盐，已逾三十万引（笔者按：一引400斤）。是岁海州大灾，饥民赖此转移佣值，全活无算。是法成本既轻，盐质纯净，而售价又贱，私贩无利，皆改领票盐”。
大家注意到了吧，“私贩无利，皆改领票盐”，就是说，原来的私盐贩子现在改作官盐的生意了，因为一经纳税，所运之盐即为官盐。陶澍指示减少手续，加快流通，又加强对黄河两岸渡口船只的管理，打击运盐道路上的匪徒，便于食盐销售。这样一来，淮北之盐销路大畅，供不应求，后来，考虑到不侵蚀其他产盐区的利益，特地规定了销售限额为46万引。
票盐法使原来淮北垄断盐业的盐商受到致命的打击，许多盐商破产了。花园变成了菜地，成群的仆人也是树倒猢狲散，盐商们用各种办法表达对陶澍的愤恨。扬州盐商设计了一种新的纸牌游戏，增加了一张叫“桃树”的牌，上面画着一个人手持大斧，奋力地砍伐一株桃树，拿到这张牌的人一般是输定了，所以，必定破口大骂。
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义愤填膺。
道光一面表示这件事儿令人发指，可以追究纸牌发明者的责任；一面安慰陶澍不要受这件事儿影响，再接再厉。盐商还通过御史向皇帝直接反映票盐法给原来的盐枭带来了利益，甚至举报陶澍把写给皇上的奏折私自出版发表，等等。对此，道光帝都给顶住了，他毫不动摇对陶澍的信任，使得票盐改革终获成功。
淮北私盐绝迹，国家税收大增，超额完成了任务。本来，两淮盐政亏损七百多万两，经济上已经走到了绝境。但经陶澍改革后，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公历1831~1837年），两淮完纳盐课2640余万两，存银300多万两。这真是一个经济奇迹，而且，陶澍打破垄断，平等竞争，自由贸易，重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思想更为可贵，这是道光朝最有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此后历代政府纷纷效仿，达百年之久。
陶澍决定趁热打铁，将票盐法推广到淮南，但身体日益羸弱，精力逐渐不济，于道光十九年六月（公历1839年7月）去世。道光皇帝闻讯悲痛万分，称他“实心任事，不避嫌怨”，赠“太子太保”称号，谥号“文毅”；同时命令将陶澍的灵柩运回湖南，沿途地方官员必须细心照料。据说，陶澍病重的时候向道光皇帝建议由林则徐继任两江总督，道光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在陶澍去世的时候，一个五千年未遇的强敌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上，正对着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政府虎视眈眈，两国之间已经是剑拔弩张。中国即将进入一个风雷激荡的新时代，可惜道光君臣还处在懵懂之中。
十六、王朝末路（1）
鸦片战争结束之时，道光皇帝已近暮年，在位二十余年，虽励精图治但始终鲜有作为；年华已逝，精力已然耗尽，暮气沉沉的他望着满目疮痍的大清朝也只能转而苟安。财政危机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此时偏偏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银库大案——925万两白银不翼而飞，作为天下身份最尊贵的失主，他该到哪里去查找？战后，夷务纷扰纷至沓来，外国鬼子厚颜无耻、得寸进尺，居然还想进入各个通商口岸所在的城市居住！为什么今天看来一个最无谓的争端会在当时掀起如此大的波澜呢？
【国之鼹鼠，监守自盗】
诗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道光二十三年，道光帝已62岁高龄。多年劳心操持，使他苍老得异常快，此时他疲惫至极，寝食难安。他大概知道大清王朝已经走到了末路，内忧外患使清政府岌岌可危。鸦片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沿海各地复归平静，但举目所及之处无一不是乱麻一团。
此时，道光帝面临的最大内忧来自财政方面，严峻的经济形势就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持续两年之久的鸦片战争用尽了3000万两白银，战后赔款对大清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谚语说，屋漏偏逢连阴雨，真是如此。就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同时，黄河连年决口，堵决口，救灾民，两千三百多万两白银又打了水漂。
总之，这两三年间，用于战争、赔款、治河的支出合计将近七千万两白银，而当时国家每年的总收入仅有四千多万两。银子花得像流水似的，道光帝，这个以节俭闻名遐迩的皇帝，心疼得要命啊。但是没办法，咬牙跺脚也得花。当时户部银库存银仅一千万两多一点儿，这已经是大清开国以来的最低值了。无论如何，这点儿钱不能再动了，如若再用，就突破道光帝的心理防线了，这么大个国家，总得留点儿备用金吧。
然而，道光皇帝做梦也没想到，国库是空的，一千万两存银仅仅是账面数字！真不知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贵为一国之君的道光又将如何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呢？
道光二十三年（公历1843年）初，户部银库的库兵张诚保的侄儿捐了个官（买官，美其名曰捐官，把钱捐给国家，国家给个官衔。）钱捐到了户部，叔叔张诚保负责过秤收钱，最后钱没收，但是开了收据。这事儿瞒上不瞒下，由于牵涉到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利益分配，结果被捅了出去。于是，黑幕越揭越大，最终揭发出户部银库巨大的黑幕来。史称“（道光）二十三年，库吏分银不均，内自攻讦，其事不能复蔽，达于天庭。”
道光帝闻讯后惊骇不已，迅速命刑部尚书前去查验，这一查非同小可，发现账面上的数字与实际库存银两相差万两之多。本以为国家还有一千万的国库余存，一查验就成了泡影，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众所周知，道光皇帝是个节俭得出了格的主儿，大臣到北京述职，赶上吃饭时间，都舍不得留大臣吃顿饭，这回一下子丢了925万两白银，可以想见节俭得近乎吝啬的道光帝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三月二十六（公历###日），道光帝痛责诸臣说：“竟亏空银至九百二十五万二千余两之多，实属从来未有之事，览奏曷胜忿恨。以国家正项钱粮，胆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丧心昧良，行同偝国盗贼……历次管库及历次派出查库王大臣，皆系亲信大员，亦复相率因循，毫无觉察，并无一人能发其奸，甚负委任，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朕自咎无知人之明！”同时，他指示刑部、吏部、步军统领衙门迅即介入调查，一查到底。
十六、王朝末路（2）
黑幕解开。
大批库兵被抓下狱，大批官员被停职审查，刑部官员忙得不分昼夜。经初步研究，刑侦专家得出了一致的意见：925万两白银非一人所偷，也非短期作案；至于案犯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银库的库兵。
这不是废话吗！925万两白银要是用现代载重四吨的中型卡车运，能装满一百车，一个人敢从戒备森严的银库运走如此多银子吗？就是能偷走，他往哪儿藏？至于说库兵是嫌疑人，也不是有价值的观点，因为除了库兵，谁也接触不到银子。
这么多银子放在哪里？又是怎么被偷出去的呢？
当时，北京共有十个大库，有装粮的、装钱的，还有装布匹绸缎的。其中装钱的共有三库：
第一个是紫禁城内库。此库存白银120万两，是给皇帝备用的“过河钱”，就是皇帝走投无路时用来流亡的路费，到目前为止还没用过，而且都是50两一个的大银锭，不易被盗，所以封条一封，上级官员基本不查库；
第二个是内务府银库。虽名曰银库，但不藏银，专藏金玉珠宝，库房不大，管理也很方便。
第三个是户部银库，即国库。国库里面藏着白花花的银子，差不多每天都在收支。库兵每日都在搬进搬出，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保证国家资金的安全，清朝银库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设管库大臣一员，由户部侍郎兼任，下面设郎中等职，再下有库书数人，这些人都没有权力进入银库，能进入银库的只有库兵。
库兵如要进入银库，即使严冬，也必须脱去衣裤，进库后再换穿库内的衣裤；干完活儿出库时，再###衣服，库门口有一个板凳，库兵光着身子跨过板凳，两手往上一拍，大喊一声“出来”，然后就可以穿上来时的衣服，下班回家了。跨板凳、举手、拍手、高喊，是为了表明自己体内、腋下、嘴里、手中没有夹带银子。
由此看来，国库监管制度十分严密，库兵貌似也无机可乘，其实不然。库兵守着白花花的银子，怎么会不费尽心机搞一点花花呢。
据说库兵偷银子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个是“以谷道藏银”。库兵把银子通过肛门塞入体内，塞入时，用猪脂肪将银子包上，同时还得用点儿松骨的药，一次最多能塞80两，能###受30分钟。这招是要勤学苦练的，不过也有两个局限：首先，年纪稍大点儿的人难以夹带；其次，只能夏天用，冬天不能用。
那么在严冬，库兵怎么往外偷银子呢？
第二个办法是用茶壶往外带银子。壶里有水，把银子放在茶壶里，出库时打开茶壶盖，将茶壶往下一倒就过去了。实际上，银子冻在茶壶里，自然倒不出来。
这是最主要的两个办法，还有其他一些方法。这样一来，天长日久，积少成多，银库的银子不知不觉间就被盗了很多。
调查组调查出答案，可问题又来了。既然不是一天所为，也不是一人所偷，为什么时至今日才发现呢？
此时，距清政府上次大规模、彻底地清查银库已整整43年了。从嘉庆五年（公历1800年）彻底清查国库以来，每年只是例行公事般地查库，查库大臣翻翻账，看看门窗，检查一下管理制度，煞有介事地叮嘱库兵几句，走完过场就作罢。要说他们对库兵监守自盗一丁点儿察觉也没有，谁也不信，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