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哭-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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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孩子的人家领养小思怡，李桂芳，这个孩子的母亲她答应了，可她又三两天就找领养人家要钱要物，对方不堪其扰，又把孩子送了回来。当地民政部门以李桂芳吸毒为由拒绝给予她们母女低保待遇；而妇联则认为，“妇联主要任务是维护妇女的权益，儿童权益保护主要应该由共青团负责”。
除了李桂芳，小思怡还有个姨妈，她是李桂芳的二姐。提起小外甥女，李二姐满脸是泪：“我第二天看到报纸登了，才知道孩子死了……她（李桂芳）吸毒，害死了小思怡啊。她从来不跟我们说孩子是谁的，我们也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思怡3岁了，连户口也没有！”
几个兄弟姐妹中就李二姐和妹妹住得最近，妹妹经常找她要钱，派出所也常为李桂芳的事找上门来，弄得她和丈夫关系紧张。迫于无奈，每次妹妹来都不敢让她进门，实在觉得孩子可怜也只能给她10元、20元买点吃的，不敢多给是怕她又拿去买毒品。当地警方曾经想让李二姐收养小思怡，她因为害怕妹妹无休止的骚扰而没有同意。
“上个星期，我还给孩子送旧衣服去，拍门拍不开，还以为妹妹把孩子带到外地去了，就把衣服从阳台的缝缝里扔了进去。谁会想到，孩子会活活饿死在里面啊！”李二姐痛哭失声。
生死一百米
在李桂芳被送去强制戒毒后，据成都市公安局的调查结果所说，相关办案民警，无论是金堂县公安局还是青白江区公安分局的办案人员，都只是通过电话与李二姐家联系，在无人接听电话的情况下并未采取其他办法进一步核实情况。
妈妈我饿（3）
实际上，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就在李二姐家对面，距离不过100米。而那个在这里实习的警校学生穆羽，他只肯打个电话，电话无人接听，他就置之脑后。100米，仅仅100米，挡住了小思怡生存的希望。
一位记者在关于此事的报道中这样写到：“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个在派出所实习的市警校学生穆羽。这个学生后来是被开除了，但透过该生的所作所为，我们可见培养人民警察的‘警校’之一斑。你如果对我说，这个警校是一向注重‘服务精神培养、救助意识教育’的，从校长到老师到课程设置都贯穿了这样的教育，对不起，打死我我也不相信。”
不知道这个穆羽知不知道，就在离派出所也只是一个街口的九千小区里，小思怡正等着妈妈给她开门。
强制戒毒的效用
这是来自当地警方的消息：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副所长王新、团结村派出所实习的市警校学生穆羽等人工作极端不负责任，执法冷漠，严重失职、渎职。该市公安局决定：对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刑警队队长、副所长王新，副所长卢晓辉，民警黄晓兵，王华麟移送检察机关处理；负有直接责任的金堂县公安局政委吴仕见、城郊派出所所长刘继国、副所长王际勇、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所长王国富、教导员邱小琳等人停止执行职务；穆羽被开除学籍。
可是，小思怡的死，对于这些“执法冷漠，严重失职、渎职”的民警的惩戒，到底会不会惊醒那些冰冷的心，到底会不会给更多的弱者带来人情温暖？
“我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更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个普通的母亲，我为这孩子放声大哭！我为这种母亲这种公安这世间大哭。”这是第一位报道此事的记者李亚玲在网上的呼喊。
“她哭着求警官放她一马，她先回家把孩子放出来托给别人再回来自首，警官没理她。如果警官能帮她通个气，这孩子一定不会死。孩子死得太惨，也太冤了。”这是与孩子的母亲一起被抓的人的电话。
对于被强制戒毒人员，按照有关法规，有关部门应该在规定时间（三天）内通知吸毒人员家属。然而17天过去，李桂芳一直被“悄悄”关在戒毒所。
对于李桂芳这样的人，强制戒毒只有三个月，三个月后，李桂芳到底有怎样的变化？她会洗心革面？会痛改前非？会重新做人？
对吸毒者进行强制戒毒，对贩毒者依法严惩，执行不难，但在“强制”、“严惩”之后，那大量复杂繁琐的善后工作由谁来做？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是治标还是治本？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组数据：2002年，中国内地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到100万人，同比上升了11％；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占总数的74％。
小思怡，一个毒品间接受害者，一个执法冷漠的牺牲品，一个社会救济体系薄弱的无情揭露，一个城市文明的巨大悲剧。
悲剧后的丑恶已一一揭开。愿3岁的李思怡，她小小的灵魂在天堂得以安息，愿无数善良人的热泪能催化文明前进的哪怕小小一步。
一个3岁的孩子，一个人，被关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被电力公司停止供电的黑房子里，在寒冷、饥饿、恐惧中死去。她死了，她去了天堂，在天堂里，她用不着，再一次次地哭喊：“妈妈，我饿。”
河水冰冷（1）
那个涉水过河的小女孩
徐惠的奶奶站在村口的路边，她在等徐惠，她流着泪。徐惠死了之后，她就常在这路口站着。没有人听懂她念念叨叨说些什么，她说着说着，一脸是泪。
不设防的工地、少了盖子的窨井、没有警示标志的河流，一个个危险险恶地尾随着人们，尤其是孩子背后，伺机吞噬着一条条活泼泼的生命。
悲剧曾经上演，悲剧正在上演，悲剧还会上演——如果生命之重在一些人看来甚至无法让他们停止嘴里的烟、杯中的酒、手里的麻将的话。这话似乎有些主观，但表述的事实内核却是铁一般坚硬的：相关人员只要把手中或有意义、或根本没有意义的事停下来，用头脑、更用心去想一想，想一想那么脆弱、那么可贵，却又是只有唯一的一次，再也无法重复的生命，也许他们就会做什么，这项工作甚至可能只是举手之劳！
然而——如果去了解每一条被成人世界的冷漠扼杀的小生命，你会和我一样有锥心的疼痛。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就是悲剧，而制造悲剧的又总是人类自身，这是一种何等的悲哀！
事后，人们都在想4月29日晚上的那场大雨。
溧水白马镇南下庄，大雨如注。
雨一直下着。徐惠去接电话，接爸爸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徐惠自己家没有电话，爸爸的电话是打到隔壁邻居家的，邻居在门口大声地喊。
徐惠冲了过去。
雨越下越大。
爸爸说明天就回来了，爸爸说要给徐惠带些什么。爸爸春节后就去上海打工，明天，就回来了。回家过“五一”。
雨的声音像要盖过爸爸电话里的声音了，哗哗地从屋檐向下倒着。
“期中考试成绩怎么样？”
“马马虎虎。”
雨可能停不了了。雨落在徐惠天天上学的泥泞不堪的大坝路上，雨落在大坝上的南坝桥上，噢，南坝桥已经拆了，雨打着光秃秃的两根桥桩。桥桩的旁边，堆了一条土坝，临时，替代那桥。
徐惠说：“爸爸，我不要什么。”
爸爸说：“要么，给你带点吃的吧。”
徐惠说：“不要，你就给我买两本练习簿吧。”
徐惠9岁，上二年级。
妈妈让徐惠早点睡，明天还要上学。
雨下着，徐惠睡了。
南坝桥边的河水涨起来，河水卷起了漩涡，冲刷着那断桥边上的，一堆矮矮的泥坝。这泥坝，是徐惠们上学的必经之路。每天，有20多个孩子要从这里经过，从这里过去不多远，就是王家边小学。
河水涨起来。没有人知道，不知在什么时候，涨起的河水把这个土坝冲了个缺口。
徐惠起床了，才6点。
徐惠说：“妈妈，我走了。”
“噢。”妈妈答应。
每天都是这样的。徐惠6岁就一个人上学了。没有人送她。爸爸在外打工，妈妈不会骑自行车。从家到学校，有3里路，徐惠要走半个小时。徐惠习惯了。
前面两个同学走得太快了，他们是五年级的，一个叫冯源，一个叫林鸿。徐惠背了书包紧紧地跟着。
路一拐，就到了大坝路，路不好走。脚陷进去就拔不出来。
“你快点。”
徐惠一声不吭，加快步子。
南坝桥拆了，40多天前就拆了。现在，南坝桥下堆的那个，让孩子们走来走去的土坝也不见了，土坝淹在了水的下面。
河水打着漩。
“我下去看看。”冯源脱了鞋，卷起裤腿。林鸿跟在后面。
水不深。能趟水过去。
然而就在前面，在土坝靠对岸的那一端，有着一个大大的缺口，缺口藏在水的下面。
三个孩子摇摇晃晃地向前。
学校离这里不远了。
这是4月30日，清晨6点30分。
徐惠走在最后。
她看到了冯源跌进水中。
冯源在水里挣扎，冯源抓着了一根绑在木桩上的铁丝。林鸿跟在他的后面，林鸿跨了过去，惊惶地爬上对岸。“拉我一把，拉我一把。”冯源喊。林鸿把手伸给他。冯源被从水坑当中拉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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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冰冷（2）
“徐惠，别过来，别过来。”可是徐惠已经一头栽进水中。水卷起徐惠，冲下去。过了土坝的水有两米多深。
林鸿、冯源在岸上追着。水卷了徐惠飞快向前。
100米。
林鸿、冯源停下来。徐惠不见了。河水将她完全淹没。
十几分钟后，大人们赶了过来。打捞着。徐惠在下游一座桥下面找到。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的徐惠被匆忙送往医院。
这一天，徐惠的爸爸和她约好回家。爸爸给她带回了她要的练习簿。
5月9日。徐惠走了已经10天。
徐惠的奶奶站在村口的路边，她在等徐惠，她流着泪。徐惠死了之后，她就常在这路口站着。没有人听懂她念念叨叨说些什么，她说着说着，一脸是泪。她看到了我，就一直拉着我的手，“惠惠说，奶奶，我就比你矮一个头。”她用手比划着，说徐惠已经这么这么高了，“活蹦乱跳的，就死了。”她又哭起来。
徐惠的爸爸坐在屋子中央的八仙桌边上，什么也没看，木木地坐着。邻居们过来，满满地坐了一屋。徐惠的爸爸还是那样坐着，一言不发。
徐惠的妈妈在后门外面，倚着门框站着，手里拎了一只竹篮。她就那样紧紧地抓着篮子，低着头。
许多人在说着话。徐惠的奶奶反反复复地跟人说着“就矮一个头”、“活蹦乱跳的”。邻居们嘈杂地聚在一起。
“那个篮子做什么？”我问。
“采茶。是徐惠的，徐惠帮她妈妈采。每个星期天，她跟着她妈妈。”一个邻居说。
“她采了这么多。”徐惠的妈妈用手比划着，她说的是徐惠最后帮她采茶叶的那一次，“她一下午，采了有半篮子。我说可以卖10块钱，她高兴得直跳。晚上回到家，一边写作业，一边问我，妈妈，真能卖十块钱啊？”
那条路，已经没有孩子走了，没有人走。如果去王家边村，去王家边小学，要兜一个圈子，要从左边山脚下，或者从右边的另一个小村穿过，要多走三四里。周围三四个小村的，去上学的孩子，要起得更早。
我到王家边小学的时候，是中午。偌大一个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