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批判-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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舐�12海里以外的海域，完全尊重中国的领海主权。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美国的真正想法。然而，对于外部世界来说，台海危机仍然是一个复杂而不可思议的事件。正如苏联外交官莫丘斯基所回忆的那样，当时苏联和美国在寻求解决这次争端的办法。它们告诉中国领导人，如果中国停止军事行动，美国同意向国民党施压，迫使其放弃这些岛屿。而毛泽东回复苏联说：“我们不需要你们在中美之间进行任何调停！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①
美国和苏联都忽视了中国计划中的主要讯息：中国不攻占这些岛屿才是关键。从更大的环境来看，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领土的完整和台湾不能脱离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只有一个中国；这个观念一直延续至今。只有到美国完全理解和接受中国人的这种爱国感情之时，远东地区才会有持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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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争端（1）
1949年12月16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两个半月后，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名义上是庆祝斯大林的70岁生日。毛泽东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友好同盟条约，以维持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由于中国已经开启了战后重建工作，所以他还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的经济援助。①
然而，令毛泽东失望和恼怒的是，斯大林对于废除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不感兴趣。这个旧条约是苏联在1945年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根据这个条约，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变成了苏联的卫星国。自从13世纪被成吉思汗征服以来，外蒙古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①
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毛泽东在陪同他的苏联官员面前大发雷霆，以表达他的愤怒。经过这以后，斯大林同意签订一个新条约。毛泽东专门安排了一次与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塔斯通讯社的会见，明确表示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和其他议程，如苏联向中国贷款问题、贸易问题和中苏贸易协定等，是他此次苏联之行的首要任务。①②
1950年1月19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中苏两国会谈正式开始。斯大林仍然不愿放弃苏联二战后在中国的任何既得利益，甚至还要求获得中国的“治外法权”。所谓“治外法权”，是指任何在中国犯罪的苏联公民，都不能在中国的法院接受审判，而应该移交给苏联领事官员处理。这种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态度引起了毛泽东及其同仁的极大愤慨，而且这也不符合中苏两国在未来几十年间的稳定和友好关系。①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两国政府于2月14日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了签字仪式。该条约规定，如果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双方要互相提供援助。其他的规定还包括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和让步。表面上看，中文版条约将中苏两国形容为唇齿相依的关系，但是中国“对这个持续良久的谈判结果并不十分满意。苏联提供的援助非常吝啬，而且还要求得到丰厚的回报”。①
不出所料，华盛顿对这个中苏条约十分不满和痛恨。3月1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帝国主义控制的不祥之兆”。②他认为，苏联的援助难以满足中国的需要，*领导人正在用其所谓“贪婪的新朋友”代替他们的“老朋友”。②然而，艾奇逊此番盛气凌人的言论却激怒了英国。英国人认为这会使中国更靠近苏联。②
令美国人感到沮丧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与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政府严厉警告美国军队不得越过三八线，并向中国边界靠近。然而，由于杜鲁门总统无视中国的警告，中国参加了朝鲜战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苏联将在战争中为中国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武器和其他装备。
1953年9月30日，朝鲜战争在僵持中正式结束。这场战争提高了中国在苏联面前的地位，也迫使美国承认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中国确实得到了苏联的支援。“这些援助尽管十分重要，但并不具有决定意义，所以北京可以名正言顺地宣布，成功地保卫了北朝鲜和中国边境，几乎是中国人民自己的胜利。”②在朝鲜战争之后，中苏关系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外交黄金时期。
中苏争端（2）
1954年9月29日，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率团访问北京，并于10月12日发表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宣布，苏联在华的全部利益与特权都将归还给中国，同时废除耻辱的治外法权。①苏联还大大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包括协助建立156家工厂和提供数亿卢布的长期贷款。①
在庆祝这次会谈取得全面成功的时候，毛泽东问赫鲁晓夫苏联能否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这使赫鲁晓夫惊讶不已。赫鲁晓夫勉强地告诉毛泽东，研制核武器的花费太大，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是承担不起的。他认为，中国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指出，当时中国的电力水平还无法满足研制核武器的需要。当然，苏联愿意为中国培养核技术方面的科学家。②毛泽东对苏联分享核技术的态度感到失望。由于长期遭受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威胁与讹诈，中国决定自己研制核武器。②
在中苏同盟的性质、战略防御和共同利益方面，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这些分歧最终导致了随后的冲突。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一事件推动了中苏之间的冲突。迄今为止，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都认为斯大林是一位绝对可靠的伟大领袖。由于事先没有预见，中国领导人对这个报告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赫鲁晓夫当时似乎要抛弃斯大林的遗产，转而执行新的路线。在外交政策方面，赫鲁晓夫接受了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可能性，并提倡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对赫鲁晓夫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核武器时代避免战争。因此，苏联“愿意减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努力与美国达成一致”。②
对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特别报告，中国领导人反应平淡。一方面，他们祝贺莫斯科否定了对斯大林的极端个人崇拜；另一方面，他们也反对赫鲁晓夫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论断。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抛弃了革命的*主义，代之以修正主义。①3月19日，毛泽东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苏关系问题。会上的发言者列举了斯大林对华的错误政策，认为苏联共产党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②
几天以后，毛泽东又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此次会议对苏联的批评更加强烈。与会者指出了苏联错误的农业和工业政策。中国外交官谴责了苏联对亚非人民的沙文主义和傲慢态度。毛泽东提出了他与斯大林的问题，并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政策的批评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毛泽东说，每个国家都不能盲目跟从苏联的发展模式，而应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①
苏共二十大将斯大林的错误公之于众，随后匈牙利革命爆发。这些事件促使毛泽东去努力寻找一条与苏联不同的发展途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毛泽东同时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尝试。赫鲁晓夫公开向美国参议员胡伯特？汉弗莱表达了对中国国内经济政策变化的批评，从而引起了中国的不满。因此，1955年夏，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一位美国编辑表示，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裂痕正在加深，并且美国在这场论战中将会站在苏联领导人一边。②
为了离间中苏两国，牢记上述言论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向赫鲁晓夫发出邀请，拟于1959年9月26~27日在戴维营召开一次历史性会议。为了取悦美国人，苏共中央委员会通知中国，苏联将停止与中国的核合作。在苏联领导人到达之前，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亨利？*告诉这位总统，赫鲁晓夫“非常希望讨论中国问题，因为他担心中国人”。①
中苏争端（3）
赫鲁晓夫在戴维营会议上有意避而不谈中国，但在会议结束之时，却主动提出了中国问题。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保证，关于被监禁在中国的美国人的问题，他将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在戴维营会议结束两天后，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赫鲁晓夫及其随行人员于1959年9月30日抵达北京。在庆祝宴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抨击中国的台湾政策。他指责“中国就像公鸡渴望斗架一样，十分希望战争”。赫鲁晓夫还将中苏关系的恶化完全归咎于中国。最令中国领导人恼怒的是，针对台湾问题，赫鲁晓夫提出了*的解决办法。在接下来的会晤中，中国领导人逐一反驳了赫鲁晓夫的观点。赫鲁晓夫十分恼火，在气愤中离开了中国。①②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的分歧不断扩大。美国政府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中国坚持认为，赫鲁晓夫对美国采取的“缓和”战略将会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在6月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中苏之间的争论达到了顶峰。当中国挑战苏联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时，赫鲁晓夫借机谴责中国的观点是“武断而具有煽动性的”。④
在报复中国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下令终止同中国的一切协议。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将全部工厂蓝图带回国内，留下了仅仅完成一半的工业项目。然而，中国领导人拒绝做出让步，甚至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所谓的“中苏争端”和中苏关系的恶化状态还在持续。①
在经过长期的战争后，中国的确从苏联的经济援助中获益匪浅。但是，中国“也发现了苏联的吝啬与自私。莫斯科要求北京补偿它在朝鲜战争中提供的援助；相反，北京给北朝鲜的援助却是无偿的。许多直接接触苏联人的中国人都记得他们的傲慢态度”。①赫鲁晓夫是苏联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典型代表，十分轻视中国人。赫鲁晓夫在他的*中“鄙视中国和亚洲的发展道路，并怀疑他狡猾的中国同志们”。①
在西方，“中苏争端”被视为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毛泽东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铁杆的斯大林主义派的代表。然而，英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杰克？格雷认为，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反对者。格雷研究中国问题的时间比其他任何英国学者都长。在格雷看来，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农业政策是一个使农民日益贫困的制度，是“竭泽而渔”。②
斯大林时期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因为斯大林声称社会主义社会禁止发生冲突。而毛泽东是群众运动的主导者，“一直坚信唯有斗争才能创造进步”。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一味强调国家利益，忽视了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而苏联建立的军工联合体就是证明。此外，斯大林还“不懂得如何使短期利益为长期利益服务”。②
“中苏争端”始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随后其强度与范围逐渐增加，最终卷入了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大跃进、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领土争端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