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评水浒-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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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水浒传》只有“编著者”,也就是郎瑛所说的“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编者的姓名,目前一般认定是施耐庵,少数人以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合编,并认为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更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过了几十年,出来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因此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修订者,不过是造个元代人名字随意加上去而已。甚至有人认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施耐庵”是“是乃俺”的谐音,意思“就是我”,也就是编者罗贯中。
六、《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2)
用今天的读者眼光来看,一部文学作品,是有版权的,那么作者为什么不愿意署名呢?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今天的读者,认为“小说”是文学作品,“作家”的头衔是光辉的;但是在中国古代,“小说家”却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或“勾栏”也就是妓院里说,低级的只能在马路边说,跟叫花子也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愁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他们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闯荡江湖,见多识广,有许多社会知识和素材,有的还特别善于言辞;落魄以后,无以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出来,或者自己讲,或者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因此小说家的社会地位极低,不但不敢争“版权”,有的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读书人的“名声”。因为在读书人的眼光中,写八股文章的是“文人”,写诗词歌赋的是“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文痞”甚至是作孽的“罪人”了。例如明代的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尽管思想是陈腐的,有些地方分明是在夸耀才华,结果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为此被取消进入乡贤祠的资格,就是明证。
在“正人君子”们看来,小说家是“误人子弟”的罪人恶孽,不但要受到世人责骂,还要受到天谴、遭到报应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以此证明这是“天报应”。清代的铁珊在光绪十五年刊印的《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说得更其邪虎:“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①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②撰《红楼梦》,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铁珊恨透了小说家,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中伤来污蔑、侮辱小说家的地步了。
① 袁于令——1592…1674; 明末清初小说家、戏曲家。吴县人,清初曾任荆州知府。作有传奇八种、杂剧一种。《西楼记》是他的代表作。
② 高兰墅——高鹗(1738?…1815?),字兰墅,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作者或编撰者。他于乾隆六十年中进士,在“清水衙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所以说他“终生困厄”。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强盗,宣扬“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励造反,作者不敢署名,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里咱们姑且按照一般的说法,认定《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或者罗贯中。那么咱们先来看看这两个人的生平历史如何。
遗憾的是:关于这两个人的历史资料,少得简直如凤毛麟角,许多专家考证,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参加进来发掘,所得到的资料,有的模棱两可,有的被批驳者所否定(所以鲁迅就不信真有施耐庵其人)。目前一般的说法是:
施耐庵,名子安,号耐庵,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或苏州人,后来迁居江苏兴化或淮安,元代至顺二年(1331),与刘基同榜得中辛未榜进士,并与刘基结识,曾在钱塘当官(当什么官各本说法不一,但是“进士出身”,总不会低于知县或县丞这个品级)两年,后来退出官场,终生不再仕,立志著书。生卒年月大约为元元贞二年至明洪武三年(1296…1370)。也就是说:考中进士的年龄大约是三十五岁,做官的年龄是三十六七岁至三十###岁,著书的时间共有三十多年。终年七十五岁。著书的地点,传说是在江苏兴化的白驹场。——有一种说法: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冬,朱元璋与张士诚交战,施耐庵为避战乱,迁来白驹场西定居,此地现名施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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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3)
张士诚是元末泰州白驹人。白驹这个小镇,当时属泰州,现在属盐城。史书说张士诚是泰州人,现在说他是盐城人,当然也可以。
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在乱世英雄四起的时候,三十二岁的盐贩子张士诚和两个弟弟揭竿而起,称帝称王,雄踞东南十四年。张士诚是个复杂的人物,反反复复,先反元,后降元,再反元,最后败在朱元璋手下。他属于“败者为寇”的草莽英雄一类人物。
施耐庵后来定居白驹,与张士诚可以说是小同乡。许多有关施耐庵的文章都提到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想请施耐庵出仕,即便是空穴来风,没有根据,至少也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有一位署名“施家后人”的网友给我发来一封长信,还说施耐庵曾经当过张士诚的军师。施耐庵给张士诚做军师的时候,主张在江北打开局面,反对到苏州称王。施耐庵一直劝告张士诚:要以江北草堰一带为基地,然后用兵夺取天下。然而张士诚享乐心切,只想及早占领江南。施耐庵的话他一点儿也听不进去。结果在苏州城住下来以后,天下大势未定,就急于称起吴王来,偏安一隅,不思进取。施耐庵看到张士诚目光短浅,又如此腐败,叹了一口气说:“可惜项羽当年不听范增的劝告,落得个乌江自刎的下场。今天我纵有满腹经纶,奈何不遇明主,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施耐庵就离开了张士诚,张士诚也终于被朱元璋打败。张士诚的失败,施耐庵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也有一分责任。所以后来他在写《水浒传》的时候,特地把梁山军师智多星吴加亮改名为“吴(无)用”,意思就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帮助张士诚平定天下,——是军师无用啊。就这样,“梁山上的军师——无(吴)用”成了一条人们口头常说的歇后语,一直流传到今天。
白驹场现在建有施耐庵陵园,但不是原墓,原来的牌坊、墓碑早已经被毁了。矗立在墓前的牌坊,是1943年抗日民主政府重建的。施耐庵在白驹镇写作《水浒传》的书斋,清咸丰五年由施耐庵的十四代孙施涔(cén)加以修建,改成了“施氏宗祠”,供有第十五世始祖施耐庵的牌位。据1928年11月8日上海《新闻报》载:当地施氏宗谱卷末有《施耐庵传》残页,为淮安人王道生作,略述生平梗概而已。残存文字如下(方括弧中为《兴化县续志·卷十四补遗》中与此文不同的文字,估计是《兴化县续志》的编辑所改):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1296),为至顺辛未(1331)进士。'元末赐进士出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音jī机,指携带、怀抱)恨以终。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以缕述;公之面目,余'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死之年,'享年'七十有五,'而届时'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音xiè谢,指残烛)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①。其所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或可为用武之秋;志士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室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人述元'(文昱之子)迁其祖坟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距白驹镇可十八里,因之,余得与'先生移柩南去,与余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时'哉'!先生之身世,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遂闭户著书,以延岁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六、《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4)
① 亥鱼——成语“亥豕鱼鲁”或“鲁鱼亥豕”、“鱼鲁亥豕”的简略,指字形相似而读错。“以正亥鱼”,就是“校正错误”的意思。
墓志下文剥蚀,无法辨识(所以《兴化县续志》的编辑在最后面增加了“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一句,以凑完整)。
从文字看,作者淮安人王道生比施耐庵小七十来岁,比罗贯中小三十多岁,而且与罗贯中在福建见过面,所讲的事迹,应该可信。
但是据《水浒》研究者及考古学家们的考证,此文仅见于清代的施氏族谱,不是明代的版本,也没有旁证,有伪造的嫌疑。特别是《兴化县续志》,分明有人改过。这里姑妄录之。
此外,清咸丰四年版《施氏族谱》,还有一篇序、一篇宗祠建立记述、一篇施让墓志铭,都提到了施耐庵迁徙白驹场的事情。
从陆续发现的《施氏族谱》等材料和施家桥出土的《施让地券》、《施氏家簿谱》等文物,补充了淮安王道生所撰的《施耐庵墓志铭》,勾勒施耐庵的生平如下:施耐庵,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字彦端,耐庵是他的又字或者别号。祖居扬州兴化,后来迁居海陵白驹,至顺间“乡贡进士”,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白驹著书,避朱元璋征而去淮安,卒后骨殖迁葬白驹施家桥。
关于以上推测,学术界尚有争议。
同意者认为:
《施氏长门谱》凡名前皆有“讳”字,凡各人父亲,皆冠以“公”字,第四世至第九世名讳缺,第一世彦端公名亦缺,说明修谱者严谨,不知为不知。施氏宗祠《木榜文》载:施耐庵“讳子安”,与《施耐庵墓志》一致。二十世纪初,吴梅在《顾曲麈(zhǔ主)谈》中说:“《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吴梅大弟子任二北说,吴师家中孤本甚多,所说必有所本。明代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四次说到施君美作《水浒》。何满子先生说,徐为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