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三农-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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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工的肩膀能扛多少
采访对象：肖春华，35岁，四川巴中通江县新场乡人
人数总量：北京约1~2万人
群体特征：为居民小区或写字楼搬家
月均收入：1500元左右
12月19日清晨6点，天还没亮，搬家车就行驶在北京三环路上，肖春华蜷缩在车厢里，把保护家具用的脏得看不出颜色的麻毯再往身上拉了拉，“太冷了，咋回事嘛，车子又停了？这么早就堵车，不按时赶到人家，人家不高兴，又要少给钱，啷个办嘛？”肖春华对着同伴抱怨。
肖春华来自四川，这个只有168米高的巴中汉子1998年来到北京，刚开始是在建筑工地当保安，可公司总拖欠工资，一气之下肖春华辞了保安工作，回到老家正碰上乡政府与北京几家搬家公司搞劳务用工合作，肖春华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加上他体格强健，所以优先被选中，重返北京。
第二次来京，肖春华感觉这活虽然比保安赚的多，但没啥技术含量，而且纯体力劳动更加辛苦，不容偷半点懒。“不过每月工资结得清爽，所以咬牙也继续干，干活给娃子攒学费！媳妇在家种地，能让全家吃饱就不错了，孩子上学指不上她。”肖春华说。
做搬家的工作已经整整7年，长年的工作，极限的负重，肖春华的背有点驼。“我过去可不这样，用城里话说小伙子精神着呢，就因为总驮一些大家具，个子也矮了，看不出来吧，我过去1米7呢！现在抽抽了，1米68！哈哈……”现在像搬冰箱、衣柜这样的大家具对肖春华来说简直轻车熟路。刚开始搬家时，肖春华说自己还真不会搬，尤其是大冰箱，也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东西，总感觉有劲使不上。后来，肖春华就蹲下身子，用背靠住冰箱的一面，然后用手抓住侧面的两个棱，再起立，冰箱就压在他的背上了，这样，他再把它慢慢地背下楼去。
搬家碰上有电梯最好，但绝大部分还是走楼梯，有时候楼层有七八层高，这必须用技巧才行。冰箱还不算最重的东西，还有大橱柜、钢琴等，需要更多的技巧。刚开始，肖春华不会什么技巧，白白费了很多力气，也搬不动什么东西，有几次都把手磨破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自己慢慢地摸索。“说实话，搬重东西不可能不累，关键是掌握技巧。现在，每一天下来，都会累得直喘气，胳膊有时候发酸，但是毕竟帮别人把家搬好了，我的心里也挺高兴的。”肖春华笑笑。
“有的人家还好，很尊重我们，给我们递烟倒水的，公司规定不能在人家里逗留，我们一般对人家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就赶紧走。可有的人家就盯我们很紧，生怕我们偷走什么东西，还有的说：‘让那些盲流进卧室，别把地板踩坏了，那可是实木的！踩坏了赔得起吗！’说实在的，我们公司培训时都要求我们穿上鞋套才进客户家，我们就是进了客户家，也是小心尽心保护家具和客户家里的东西。有时不慎损坏了东西，肯定会照价赔偿。用‘盲流’说我们很难听，那是用来形容街上小混混甚至是犯罪分子的。别人可以不理解我们搬家工，但总不能骂我们吧。”说到这里，肖春华忿忿不平。
肖春华说：“有时候还会被刁难。有一次，说好了搬家费用是200块钱，辛辛苦苦把家给他搬完了，到最后结钱的时候，他却只给160块钱，按照他家的工作量，别的公司都要250块钱，我们的价格已经是很便宜的了，所以我们不答应。而那个人又说我们把他家的东西搬坏了。我们搬家时都小心翼翼，没有毁坏他家的东西。他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出是什么东西坏了，但还是没给够。我们也只好走了。”
由于公司包吃住，所以肖春华平时没什么开销，活儿多的时候，他们一天要搬三四户，根据客户家的远近决定早上出发的时间。早的时候要凌晨四点就出发，一个活能赚个15~20块。可有的时候运气就没那么好了，有的客户临时决定不搬也不通知公司，他们到了只能吃闭门羹，他们曾在一天内被连放空两次。等他们打电话回公司，公司每次都会花好长时间进行协调，而他们只能躲在绿阴下等待，盼望接到下一个单子。
“搬家不能穿太厚的衣服，一是怕使不上劲，二是搬家会出汗，忽冷忽热容易感冒，出门在外，就怕生病，小病就扛着，大病买药，现在一盒药都十几、二十块，太贵，够家里一周的花销了。”说起自己平时总结出的工作经验，肖春华很是得意。
总干这个也不是个事，年龄越来越大，肖春华开始觉得力不从心，可又能干啥呢？他说，自己睡不着的时候，老想这个。现在找份工作难，找份不拖欠工资的工作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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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街串巷“卖炭翁”
采访对象：常江，46岁，甘肃省甘谷县盘安镇人
人数总量：北京约2000~3000人
群体特征：走街串巷卖蜂窝煤
月均收入：800元左右（今年）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看到常江，不禁让人想到这首诗。连着3个月，常江一直这样走街串巷地卖蜂窝煤，因为这份工作的季节性很强，所以他得抓紧时间多卖点，尽管一车煤赚不了几块钱，但积少成多，也可以养家糊口。
“虽然我已经卖了七八年蜂窝煤了，可没攒下多少钱，现在推三轮车卖蜂窝煤的人越来越少了，别人用货运三轮车拉一次，我得骑车运2~3趟。”常江说，现在烧蜂窝煤的人家越来越少，他的收入一年不如一年，他的蜂窝煤是自己生产的，所以要比市价低一些，才会有买家，现在大多数北京居民都是向煤厂直接订货，只有理发店、小饭店、杂货店才会光顾他的生意，今年的生意尤为艰难。
“今年的蜂窝煤没涨钱，市价七毛一块，可我要卖就只得卖六毛五，要说质量，那是比七毛的差点，要不然我哪有钱赚，空跑腿的活儿我可不干。”常江说自己的进煤渠道绝对没问题。
说话间，一个卖菜的商贩在菜棚里招呼着他：“煤怎么卖？”“6毛5，看这煤的质量，你就放心使吧！”看菜贩有些动心，常江钳着一块蜂窝煤进了屋子，熟练地用钩子把炉眼打开，将里面的蜂窝煤取出，将自己的蜂窝煤放进去，炉火立刻烧得旺了起来，“瞧瞧这质量，烧三四个钟头绝对没问题！”“好吧，要400块！放在后面吧！”菜贩将常江向屋后引去。
因为常年从事体力劳动，常江练就了一副好身板，手指关节粗大有力。他有专门的搬煤工具，一块带把儿的木板，把蜂窝煤齐整地放上，一哈腰，双手使劲，以木板一侧紧抵小腹，像小孩子一般高的蜂窝煤抵着胸腹，直至高高仰起的下颌，乍看上去，好像他用下颌与两手就将小山似的煤搬起来，噔、噔、噔往前走，步履稳健。
到了菜贩指定的位置，如何摆放蜂窝煤很有技术含量，外行人即便勉强摆好，那堆煤也摇摇晃晃。常江是摆放蜂窝煤的高手，摆得错落有致，常江说这样要用煤时，只需从外到里依次拿，那堆蜂窝煤会一直稳稳当当的。
离开菜棚，常江说现在市场上的煤有好有差，一般的人看不出来，他却能轻松分辨出来，颜色稍微白点的是质量差点的煤，因为两种煤燃烧的时间差不多，所以一般的买家也看不出来。
常江说自己家穷，许多人出来打工，他也就出来了，没找到别的活，就干起了卖煤生意……过去，生意好时，一个月也能挣千把块钱。“家里没有别的收入，全指望着我这几个钱。”他叹息着，但很快就又笑起来：“什么活都得有人干吧，对不对……”
常江说自己租住的房子也烧煤，他出门上工，妻子在家一般舍不得烧煤，只是等他回来前，妻子做饭时才生炉子，妻子说生一天的炉子能烧了一天的饭钱。妻子有病，常江怕妻子凉着，所以每次进煤的时候总拣点煤渣，可即便这样，妻子也舍不得烧。
跟煤打交道的时间长了，常江的身体也起了变化，他说自己有时会咳嗽，但不严重。“可能是煤灰熏的。”这点小毛病在常江看来，是不用去医院的，他说自己折腾不起，去趟医院没有个三五百的下不来，常江说自己去年冬天发烧5天都没退烧，去医院，光挂个号就花了7块钱，吓得他硬是回家挨着去了。
“我们出去卖煤就怕遇上雨雪天，这煤就怕泡，打湿了就不好卖了。所以车上放着塑料布，雨雪天可以用得上。”常江从车座下取出塑料布披在身上，“天冷的时候还能挡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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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对辽宁部分地区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的调查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村青壮年富余劳动力输出逐年增多，由此带来一个亟待关注的社会问题——很多农村孩子成为没有父母照料的“留守儿童”。这些孩子大多处在身体和心理快速发育的童年和青春期，因为得不到父母的悉心照料，产生了不少引人深思的问题。为了深入剖析“留守儿童”现象，探讨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今年5月，中国县域经济报社与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对辽宁部分地区的农村中小学生进行了一次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的问卷调查。
经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525人中，有313人的父母的双方都在外打工。有6533％的留守儿童的父母是一年甚至一年以上才回家一次；有将近七成的留守儿童希望父母能回到自己的身边，和自己在一起；有6457％的留守儿童明确表示由于父母不在身边，自己的学习受到了影响；留守儿童中有5028％要在休息日或者是假期里承担起帮助家里做家务活和农活的责任；将近七成的留守儿童不认为自己有“很多”的朋友；有接近一半的孩子最想感谢的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天天照顾着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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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札记（1）
（一）让留守孩子得到更好的照顾
在沈阳，经常可以看见一起来打工的夫妻。他们每天辛勤劳作，付出了太多，然而，在他们的背后，还有那些付出成长代价的孩子们。
这次关于留守儿童的调查问卷，让我了解很多不知道的事实，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撼，那些父母都出去打工的孩子一方面学会了独立，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更有4533％的孩子经常帮助家人做家务；但另一方面，这些孩子也经受着与他们年龄不符的艰辛。
家长不在孩子身边，给孩子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不方便，还有思想上的影响和变化。由于孩子与父母见面交流的机会较少，许多孩子性格内向，甚至有了自闭的倾向。虽然他们在生活上、学习上遇到困难，仍然倾向于向父母倾诉，遇到困难时首先给父母打电话。但是大多数孩子认为父母出去打工对自己是不利的。
农民工越来越多，是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必然结果。无论是为了基本的生计，还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进城打工都是不少农民的选择。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样让留守孩子得到更好的照顾。
在笔者看来，主要就是以下几个方面：从政府角度看，应该从教育的角度加大投入，也可以动员社会力量经常举办一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