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会战内幕全解密-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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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定的中山堂,日军已有人等待,引导着一行人来到设于城郊欧家町天主教堂的日军68师团司令部。在一个防空洞内,血战47天的两军指挥官们真切地见到了彼此的面孔。
双方相对坐定,谈判于上午10时开始。日军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首先发言说:“本人以日军最高指挥官资格,向贵军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
七项条件被否定得一条不剩,只因为第10军战败。也许战败者本来就无权提出停战——除非是无条件投降。
在森严的警卫中,中国将领们失去往日虎威,无言以对。方先觉在日军翻译将话说完时,面部颤抖。良久,低声道:“服从这个要求。”
谈判(如果说这也可以称为“谈判”的话)结束后,方先觉一行人被关进天主教堂院内的一间屋子。中午12点,大批中美空军的飞机轮番轰炸衡阳城区。在第一个波次中,设于城内大西门银行公会的救护所落入几颗炸弹,1;000多名伤员遇难。被日军集中在汽车西站的千余名被俘官兵中,落入两颗炸弹,当即死亡200余人。
饶少伟说,在决定“停战”即投降时,惟一支撑着人们心理,使之能作出如此违心选择的,就是让剩余的官兵、特别是已经饱受伤痛之苦的伤员们活下来,但投降不到两小时,大批没有死在战场的官兵们死在了来自己方的轰炸之中。而且从那天开始,一批又一批官兵死于饥饿、疾病、伤口恶化和日军的疯狂虐待。
国民革命军第10军3师8团2营4连1排全排惟一没有死于战场的3班下士吴久煌,在被俘的第三天被派去打水。他在日军的看押之下,用一根降落伞绳子拴在一只水桶上,提着水桶走向城郊农田旁的一口水井。日军不愿喝浮尸横漂的湖水和河水,甚至嫌城中的井水也有血腥味道,这个原因使他有机会在40多天后第一次走出自己和战友们曾经浴血坚守的防御圈。
他记得守城作战第一次打响的那天,正是农历五月端午。在他的家乡,这是一个热闹的日子。那天,连长让他们班去城郊接应从本连前进阵地撤下来的两个班。他记得很清楚,那时城郊的田野中一片青青禾苗。而在腥风血雨之中,在短暂而又漫长的一个半月之后,田野中的嫩绿已变得一片金黄。
吴久煌世代务农,他是26岁时丢下锄杆子来参军的。作为农民,此时他欣喜地看到,这一季稻谷竟长得好极了。
吴久煌揪下几根稻穗,痴痴地闻着、看着,心中莫名的情感终于冲决堤坝,他瘫坐在井边,朝着田野,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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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回抗日队伍,回重庆去!(1)
8月7日傍晚,190师570团机枪3连连长符能将全连尚存人员召集在一起。百多人的连队只剩下28人,27张疲惫不堪的面孔望着这位在这次战斗中临危受命的连长。
符能说:“营部、团部、其他营,都联系不上了。敌人已经攻破了城防阵地,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决定,率领大家突围。”
28人分为两队,符能和蔡特务长各带一队。
步枪早已没有子弹,符能命令上紧刺刀。大家分头在烈士身上找,找到8颗手榴弹,每队4颗。
符能对蔡特务长说:“我今年25岁,尚未结婚,我父母远在海南岛,敌人把我的家乡占领了,他们还不知死活,我如果牺牲了,没有人挂念。”这番话,使符能在与蔡特务长关于哪队走在前边的争执中说服了对方,走在了危险性更大些的前队。
半夜,两支队伍一前一后,沿着稻田、水塘悄悄摸出北门。幸运没有遇见日军,队伍在黑夜中疾行起来。不知走了多久,直至迷失了方向,才在一个小村庄边停下来。
尖兵吴班长报告,听见一间茅草屋中有一位老人的咳嗽声。符能轻轻敲敲门,一位老人走出来。符能说:“老乡,我是守衡阳第10军的人,刚刚突围出来,请老乡指一条路。”
老人见是第10军的人,十分热情。他听说洪桥一带有中国军队,指引符能向西走。一行人不敢迟疑,谢过老人后向西一直走到天亮。
在一片山地中,正要休息一会,忽听见附近山上枪声大作。符能判断是援军与日军交火。援军近在咫尺,大家十分高兴,但由于他们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不能循着枪声去找,只好躲入树林。蔡特务长拿出仅有的一点干粮——一一包前几天空投下来的饼干,每人分到两块饼干。又困又饿中,这就很不错了。
枪声停下来,众人踏上山林间的小路继续向西。不知什么时候,几个携儿带女的逃难老乡也跟在了这支队伍后面。战争中,军人给老百姓带来安全感——哪怕是失败的军人。
走到下午,终于到达洪桥。事后想,那个体力,竟也能不歇气地走出50多公里。
李玉堂兵团司令部正在洪桥。第10军老军长李玉堂听说有人从衡阳突围,立即召见。
符能先给李玉堂敬礼,再给他身边的美军少将顾问敬礼。他报告说:“小职是第10军190师570团机枪第3连连长符能,昨天夜间从衡阳城内突围出来。”
“好。方军长、容师长是否突围出来了?”李玉堂问。
“敌人已冲入衡阳城中,我连与上级联络中断,情况不明。”符能具实禀告。
190师569团2营迫击炮独立排在衡阳作战开始不久调入预10师29团。排长符气东率领全排紧密配合步兵打退日军一次次冲锋,直到所有的“八二迫”炮弹打光。
炮弹打光,炮兵变步兵。符气东毫不含糊,奋勇作战。固守虎形山,大智大勇,升任步兵连长,战斗中两次负伤,第二次伤重,住进了医院。他谈道:
8月7日凌晨,我带伤从医院摸出来,由西门悄悄出城,向洪桥方向走。因距日军太近,白天只能躲进山间隐蔽,直到夜幕降临,再寻路前行,这样走了两天。第三天白天,我走到离洪桥公里的一个山峪,遇见一群老百姓,正携幼扶老地向山区逃难。他们见到我,热情地与我交谈。
我说:“我在第10军当连长,在衡阳和日本鬼子打仗,负了伤。衡阳沦陷了,我从医院逃到这里,准备归队,请你们指点。”
逃亡。回抗日队伍,回重庆去!(2)
老百姓们很同情我,带我到一个村庄,将我介绍给庄中一位有名望的中年人。这人名叫刘琼,他留我暂住他家,并找草药为我敷伤口。住了三天,他引导我向祁阳地界关帝庙方向走。
别时再三向刘琼致谢,他对抗日军人的热情,至今思之,仍很敬佩与感激,可惜无法保持联系。
我又风餐露宿地走了两天,终于在邵阳与祁阳交界处遇到74军的前沿突击支队。支队长将我报告的衡阳敌情电报军部。支队长留我在支队中治疗与休息。我为又回到了抗日部队之中而欣喜万分。
预10师情报参谋毛啸风被俘后逃跑了三次。他说:
8月9日上午10时左右,4架美军飞机飞临衡阳上空。我趁敌看守龟缩之机,迅速潜至江边躲藏起来。我找到两截巷战时使用的路障木,用铁丝紧扎两端,成A字,躲到半夜,我将木架放入江中后,下到水里。
下水不久,只见对岸有大队日军,举着火把,还不时向江心胡乱射击,我不知自己是否已被发现,十分惊恐。更糟的是,盛夏夜晚的江水,竟冰凉刺骨。不一会,我就全身颤抖,体力不支,只好泅回原地“归队”,第一次逃跑行动失败了。
几天后,日军从俘虏中挑出30名较为健壮的,去参加修复衡阳北郊蒸水上的草桥。我混入修桥的队伍。一天夜半,趁敌困乏之机潜伏到稻田中,随后以逐次跃进的方式,向西北方向疾走。一夜跋涉,回头已不见衡阳的影子。
脱离了危险,顿觉又饿又困。我找到了一个农舍,主人不知去向何处,只见屋内一片被洗劫的惨景。我在菜园里寻到一些豆类、瓜类,狼吞虎咽后,取下门板,和衣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偏西,我急忙上路,因做情报工作,了解李玉堂将军指挥62军和100军抵进洪桥至樟木镇一线,心想向西再走15公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甩开大步一路急行,在一座小山拐弯处,不意与3个日本兵碰个迎面。
3个日本兵中两个人挑着血淋淋的牛肉和猪腿,另一个腰横战刀,戴高度近视镜,大概是个军曹,我心中叫苦。狭路相逢,已避不开,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企图侥幸闯过,这个想法太天真了!
日本兵二话不说,让我向后转,将担子压在我肩上。我在前面走,他们跟在后面,咿哩哇啦说着日本话,不时发出阵阵狂笑。七弯八拐,竟然又看到了分别不久的衡阳城。我的第二次逃跑又告失败。
我被送回俘虏营不久后,又遇到出劳工的机会。在路过一个集镇时,我又一次果断行动,混入赶集的“良民”群里,由好心的乡亲指路,我几乎是一路跑步,经泉溪市奔向衡山与攸县交界的铁丝塘。
在铁丝塘,我找到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一名姓陈的领导给我开具路条,把我送到永兴至柳州的路上时,已是中秋节的第二天了(注:10月2日)。
当时第九战区长官部在郴州,我在这里以衡阳突围将士的身份受到抚慰。几天后,我登上郴州开往广东埤石的列车,取道连县,过广西贺县、荔浦,徒步跋涉,跨过柳江,直奔宜山,向李玉堂将军重新编组的第10军报到。
当我终于见到第10军大门的哨兵时,不禁热泪涌流。我以必死而未死之躯,在47天惊天动地的衡阳保卫战之后,冒千难、历万险,三次逃离虎口,穿越湘粤桂三省,终于又回到了抗日的队伍。
惨烈悲壮的衡阳保卫战失败时,城中的中国官兵约有3;000余人,这其中有千余人因伤病和日军*先后死去,如以上所述的城破时突围和被俘后逃走的人毕竟不多。随着时间的延续,方先觉等高级将领的命运越来越被全国民众、军队和最高军政当局关注。那么历史在他们身上是怎样发展下去的呢?
日军将方先觉等被俘将领关押一个多月之后,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汪伪政府导演下,上演了一幕将第10军改编为伪和平军的丑剧。日伪取方先觉的“先”字和和平军的“和”字,将新编的部队命名为“先和军”。以方先觉为军长、孙鸣玉为参谋长,下设4个师,师长分别为原第10军在衡阳守城的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日伪向几位将军各授“任命状”一张,日式军刀一把,并将驻地的内层岗哨撤掉,只留下几个名为“联络员”、实为监视他们行动的汉奸。
10月初的一个夜晚,周庆祥和孙鸣玉越窗而逃。日军没有追捕到他们,又恢复了军部的内层岗哨。
11月21日夜10时,被软禁在东洲小岛的饶少伟烧掉“先和军第4师师长”的任命状,将那把崭新的日式军刀扔在床下,与原暂54师司令部的甘印霖一起,冒着细雨,驾着一只破烂的木船驶向对岸。
这是饶少伟与副官林权经过多日谋划和准备而进行的一次逃亡。船靠岸时,两位农民接应他们,几个人又悄悄渡过耒河,在泉溪市一位农民家中,与99军谍报队取得了联系。在谍报队员的护送下,到达郴州九战区长官部。
方先觉逃离衡阳的记载散见于海峡两岸和日本的一些史料。其中以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编印的《戴雨农先生全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