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杀"红十月"号-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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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从床上被唤起来去采访那艘救难舰的，好在圣诞节期间为晨间广播新闻网提供一条精采新闻。这些俄国人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西方新闻记者这类人，因此，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异引起了大混乱。记者们认出了那些军官，于是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使竭力控制事态的那些海军陆战队士兵大为惊恐。在一个记者面前，这些军官都装作一点也不懂英语，但却发现有一个钻劲十足的记者带来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市南卡罗来纳大学的俄语教授。彼得罗夫在六架摄影机面前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政治上无可指责的套话，但愿整个事件是一场恶梦。用了一个小时才把全部俄国水兵都安排到三辆专门租用的大客车上，然后开往机场。沿途，生满新闻人员的大小汽车与大客车并排疾驶，不断地打扰这些俄国人，闪光灯亮个不停，还叫嚷着各种谁也听不懂的问题。飞机场的景象没有多大差别。空军派来了一架VC—135运输机，但在这些俄国人登上飞机之前，又不得不在记者的海洋中拥挤着前进。伊万诺夫碰到了一位斯拉夫语专家，由于他带着可怕的乡音，俄语讲得一塌糊涂。登机又用了半小时。

12名空军军官安排大家坐好后，就分发香烟和小瓶酒。当这架要员运输机飞到2万英尺高度时，飞行令人十分愉快。一位军官通过机内电话装置向他们宣布以后的计划，要对大家进行体检。苏联第二天将要为他们派出一架飞机，但是大家都希望他们能多留一两天，可以充分地体验一下美国的好客。机组人员格外卖力，向他们的乘客介绍着航线途中每个地面文物、城镇、村庄、州际高速公路和汽车站的来历，还通过译员表明全体美国人要求与苏联保持和平、友好关系的愿望，表达美国空军对苏联水兵的勇气怀有一种职业上的钦佩心情，并悼念那些先人后己勇敢地留在后面而牺牲的军官。这一整套从头到尾是场冠冕堂皇的骗局，目的是征服对方；这场骗局已开始取得成效了。

飞机在华盛顿郊区上空低飞，快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了。译员解释说，现在他们正飞过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他们都是政府和当地工业部门的普通工作人员。地面上又有三辆大客车在等着他们，这三辆客车并没有走华盛顿特区周围环形公路的路线，而是直接穿城而过。三辆车上的美国军官为交通的拥挤表示道歉，他们说，几乎每个美国家庭都有一辆小汽车，许多家庭有两辆或者更多；现在人们只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省得自己开车麻烦。开自己的车还有麻烦，苏联水兵简直认为这不可思议。他们的政治军官以后会告诉他们，这全是胡说，但谁又能否认路上的成千上万辆汽车呢？这肯定不可能是为了一些水兵而在一小时以内故意安排的一场假把戏吧？当车驶过华盛顿特区东南时，他们注意到黑人也有汽车——几乎没有地方可停放那么多汽车！大客车继续沿林荫路行驶，译员说，他们要是能被允许去参观一下许多公开开放的博物馆就好了。译员还说，在宇航博物馆里有一块由“阿波罗”宇航员从月球上带回来的石头……这些苏联人看到在林荫路上慢跑的人，成千上百的人正在信步漫走。大客车向北一拐，通过华盛顿西北部漂亮的地区向贝塞斯达开去，这时车上的苏联人都嘁嘁喳喳地说开了。

在贝塞斯达，他们受到电视摄影记者的采访，通过三大电视系统作了实况转播，友好的笑嘻嘻的美国海军医生和卫生员迎接了他们，把他们领进医院进行身体检查。

十位大使馆的官员已在那里，他们都在琢磨如何控制住这批人，但从政治上说，又不能对本着缓和精神给予这些人的照料提出抗议。从沃尔特·里德医院和其他政府医院请来的医生们，为每个人作了迅速、全面的医疗检查，尤其是要检查是否受了辐射中毒。在检查时，每个人都发现自己身边单独有一名美国海军军官，有礼貌地询问他个人是否想留在美国，并指出，每个决定要留下的人需要亲自向苏联大使馆的代表去说明意愿——但只要他愿意这样做，他就会获准留下。大使馆官员感到恼火的是，有四个人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一个人在与海军武官面谈后撤回了决定。美国人很谨慎，把每次会见都作了录象；如果以后对方指责说美国人搞恫吓，就可以马上反驳。

医疗检查做完以后——谢天谢地，放射性照射度很轻微——这些人又吃了一顿，然后上床休息。


华盛顿特区


“早上好，大使先生，”总统说。阿尔巴托夫注意到，佩尔特博士又站在他的主人身边，就在那张宽大的古董桌子后面。他预料这次会见不会是令人愉快的。

“总统先生，我是来抗议美国政府对我国水兵的未遂绑架。”

“大使先生，”总统厉声回答说，“在一位前地方检察官看来，绑架是一种卑鄙而可恶的罪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不容被指控犯有此种罪行——当然更不容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们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绑架别人。你听清楚了吗，先生？”

“除此之外，阿列克谢，”佩尔特用缓和一些的口气说，“如果不是我们，你们说的那些人就不会活到今天。为了救出你们的军人，我们损失了两名优秀人员。恐怕你们至少应该对我们为救援你们的水兵所做的努力表示一点感谢，而且也许可以对那些在救援过程中失去生命的美国人作一点同情的姿态吧。”

“我国政府已注意到贵国两位军官所做的英勇努力，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确实希望对这次救援表示感谢。尽管这样，先生们，有人下了功夫，蓄意诱使这些人中的某些人背叛他们的国家。”

“大使先生，去年贵国的拖网渔船救出了我国的巡逻飞机的机组人员之后，苏联武装部队的军官用金钱、女人和其他各种诱饵引诱我们的机组人员，要他们提供情报或者同意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对不对？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这件事，你知道这种把戏是怎么耍的。当时我们对此没有提出抗议，是不是？没有。那六个人还活着，我们就非常非常感激了。现在，当然罗，他们都回来工作了。贵国对美国普通公民的生命所给予的人道主义关怀，我们仍是感激的。至于当前这件事，每个军官或士兵都被告知，只要他们愿意留下来就可以留下来。没有使用任何武力。我们要求每个希望留在这里的人都要同贵使馆的一位官员见面，这样就给了你们一个公平的机会，向他说明他行动的错误。这当然是公平的，大使先生。我们没有给钱，也没有用女人。我们不收买别人，我们更不会绑架别人，永远不会。要是谁去绑架人，我就把他关进监狱。我甚至还曾处决了一个。不要再拿这个来指控我了。”总统理直气壮地结束了发言。

“我国政府坚持，必须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送回国，”阿尔巴托夫坚持说。

“大使先生，任何在美国的人，不论其国籍或来到我国的方式如何，都有权受到我国法律的充分保护。我们的法院对此曾多次作出裁决。根据我国的法律，在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情况下，不能强迫任何男人或女人去做违反他意愿的事。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有一艘弹道导弹潜艇在离美国海岸300海里处干什么？”

“一艘导弹潜艇？总统先生？”

佩尔特从总统的写字台上拿起一张照片，交给阿尔巴托夫。是“海崖”号的录象机录下的，照片上是那枚SS—N—20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

“那艘潜艇的名字是——曾经是‘红十月’号，”佩尔特说。“它已经爆炸，在离南卡罗来纳州海岸300海里处沉没。阿列克谢，我们两国之间有一项协议，即任何此类舰艇不得靠近对方国家500海里即800公里以内的地方。我们想了解那艘潜艇到那里去干什么。不要跟我们说这个导弹是什么捏造出来的——因为即使我们想干这种蠢事，我们也没有这个时间。那是你们的一枚导弹，大使先生，而这艘潜艇还运载了19枚此种导弹。”佩尔特有意把数字说错。“美国政府要求苏联政府说明它是怎样违反我们之间的协议到那里去的，而同时贵国又有那么多其他舰只如此靠近我们的大西洋海岸。”

“那肯定是那艘失踪的潜艇。”阿尔巴托夫主动说。

“大使先生，”总统轻声说道。“那艘潜艇直到星期四才失踪，是你跟我们讲了这件事的七天之后。总之，大使先生，你上星期五的解释与我们掌握的确凿事实并不吻合。”

“你到底要指控什么？”阿尔巴托夫怒气冲冲。

“怎么啦，没有什么指控，阿列克谢。”总统说。“如果那项协议不再起作用，那么它也就不再有效了。我想上星期我们也讨论过这种可能性。美国人民今天晚些时候将会了解事实真相。你对我国很了解，可以想象出他们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我需要有个交代。目前，我看不出贵国舰队还有什么理由呆在我国沿岸。‘救援’工作已经胜利完成，苏联舰队的继续存在只能是一种挑衅。我希望尔和贵国政府考虑一下我的军事将领现在会怎么对我说；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妨设想一下相反的情况，你们的将领将会对纳尔莫诺夫总书记说些什么。我需要有个交代。如果得不到解释，我只能得出一种结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都是我极不愿作出的。请向贵国政府转达这个口信，并告诉他们，既然你们有些人选择要留在这里，我们大约很快就能了解到具体发生的情况。再见。”

阿尔巴托夫离开办公室，转身向左，从西门离去。一名海军陆战队门卫把门打开，但他却没有注意到这种礼貌举动。大使的司机正等在一辆“卡迪拉克”高级小轿车的外面，为他开着门。这位司机是克格勃华盛顿站政治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怎么样，”司机说，看了一下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交通情况，然后驱车左拐。

“嗨，会见的情形正如我预料的那样。现在，我们可以绝对肯定他们绑架我们人员的原因了，”阿尔巴托夫回答说。

“是什么，大使同志？”司机立即问道，克制住自己的恼怒情绪。要是在几年以前，大使这个党的驯服工具是不敢对克格勃内高级官员采取应付拖延态度的。自从安德罗波夫同志逝世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变得失宠了。但情况还会纠正过来的。他对这点很有把握。

“总统就差谴责我们违反双方1979年的秘密协议，蓄意派遣潜艇接近他们的海岸了。他们扣下了我们的人，单独加以盘问，以便了解那艘潜艇的使命是什么。中央情报局这样干要多长时间才能完呢？一天？两天？”阿尔巴托夫气愤地摇摇头。“他们也许已经知道，只需用一些麻醉品，或许用一个女人，就可使他们松口。总统还提请莫斯科想象一下，五角大楼那些头脑发热的人要对他说什么！要他去做些什么！这没有什么难于理解的，是不是？他们会说我们在演习一场突然核攻击，或许甚至会说就在进行这场攻击！似乎在致力于实现和平共处方面我们还不如他们！这些疑神疑鬼的蠢货，他们对已发生的事情感到害怕，甚至还感到气愤。”

“你可以责备他们吗，同志？”司机问道。他把这一切都记在心上，在进行着整理，分析，考虑向莫斯科总部作出单独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