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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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在一个地方。”
“好。什么地方？”
“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
“是的。这一言难尽哪，鲁迪。”
“告诉我，好吗？”
包娣小姐此刻和昨天在柏树花园不同，她现在有的是时间。她没有其他任务。博斯科不在场。不需要她监督午餐后的打扫清理，也不需要她担任棋赛的裁判。
她慢慢地转动着手中的咖啡杯，低头望着桌面，默默回想着过去的一切。“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她声音很轻很轻地说，口中的假牙磕碰了一两次。“至少孟菲斯没有一个人知道。”
“怎么会呢？”我问，也许有点儿过于性急。
“我的孩子一无所知。”
“对钱一无所知？”我不信地问。
“哦，他们对钱的事知道一点。汤玛斯工作很勤奋，我们省下了很多钱。他在11年前去世的时候，给我留下了将近10万美元的储蓄。我的两个儿子，尤其是他们的老婆，相信这笔钱现在已增值到50万。但是他们对亚特兰大的事一无所知。给你加点儿咖啡好吗？”她已经站了起来。
“好。”她拿着我的杯子走到柜子边，放进半匙略略多一点咖啡，兑满不算热也不算冷的开水，然后便又走了回来。我用匙搅着咖啡，那模样仿佛是在准备享受一杯又香又浓又烫的意大利卡普契克咖啡。
我正视着她的眼睛，心里充满同情。“嗯，包娣小姐。如果这件事让你过于痛苦，我们不妨把它跳过去。你知道，谈谈关键的问题就成了。”
“这是一笔财产，我咋会痛苦？”
嘿，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好。那就请你告诉我，不必太具体，告诉我钱是怎么投资的。我特别关心不动产。”我说的是真心话。现金或其他流动资产通常总是首先清理交税，而不动产却是最后的一招。所以我提出这些问题决不仅仅是出于好奇。
“我从来没有把钱的事告诉任何人。”她说，声音依然很轻。
“可你昨儿说你和肯尼思·钱德勒谈过啦。”
她在福米加塑料贴面上转动着咖啡杯，好久没有回答。“是的，我想我跟他谈过。但我不能肯定，是否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很可能说了一点点谎。而且钱是从哪来的，我肯定没有告诉他。”
“好。从哪来的呢？”
“我的第二个丈夫。”
“你的第二个丈夫？”
“是。托尼。”
“汤玛斯和托尼？”
“是。汤玛斯去世大约两年之后，我嫁给了托尼。他是亚特兰大人，他路过孟菲斯时我们相识的。我们断断续续在一起过了5年。仗是一直干个不停，后来他走了，回到亚特兰大。他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眼睛里只有我的钱。”
“我搞糊涂啦！我想你刚才说过，钱是从托尼那儿来的。”
“我是说过，可是我没说他自己知道呀。说来话长。有些遗产什么的，托尼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托尼有个有钱的兄弟，那是个疯子，他们全家都是疯子，真的。就在托尼去世之前，他从疯子兄弟那儿继承了一笔钱。我是说，在托尼翘辫子之前两天，他兄弟先在佛罗里达断了气。托尼死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除了一个老婆啥也没有留下。而那个老婆就是我。所以他们从亚特兰大跟我联系，一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跟我联系，告诉我说，根据佐治亚州法律，我现在值一大笔钱。”
“多少钱？”
“比汤玛斯留给我的要多出老鼻子的了。不过，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只是现在才告诉了你。你不会说出来的，对吗，鲁迪？”
“包娣小姐，作为你的律师，我是不能告诉别人的。我宣过誓，必须保持沉默。这就是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拒绝泄露内情权。”
“好极了。”
“你怎么没有告诉你原来的律师？”我问。
“哦，他呀。不相信他。我只告诉他留赠给孩子们的数目，没有说出总数。可他一算出我有钱，就要我把他也放进遗嘱里面去。”
“但是你绝对没有把一切全告诉他？”
“绝对没有。”
“你没有告诉他总数？”
“没。”
如果我算得不错，她原来那份遗嘱留赠给儿孙的总数至少有2000万。所以起草遗嘱的那位同行至少知道了这个数。现在问题显然是：这位宝贝小老太究竟总共有多少钱？
“你准备把总数告诉我吗？”
“也许明天，鲁迪。也许明天告诉你。”
我们离开厨房，朝屋后的院子走去。她在玫瑰花丛旁边新装了一套喷灌设备，想让我一饱眼福。我神情专注地仔细观看，并且用热情洋溢的美好语言对它大大赞扬了一番。
对我来说，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包娣小姐是老富婆，但她不想让任何人，尤其是她的家人知道她有钱。她一直过着舒舒服服的生活，现在作为一个靠绰绰有余的储蓄为生的80高龄的寡妇，她没有引起过任何怀疑。
我们坐在装饰华丽的铁凳上，在幽暗中啜着毫无热气的咖啡，直到最后我找到了一长串的理由好让自己溜走。
为了维持自己的这种富裕的生活方式，我过去3年中，在距校园不远的尤吉酒家既当酒吧侍者又当跑堂。这个大学生们常常光顾的地方，以带汁的洋葱汉堡包和圣帕特里克节①供应的生啤而远近闻名。从午餐开始到关门打烊，在冗长的营业时间里，一直吵吵嚷嚷又快快活活的。一罐淡啤在“周一之夜橄榄球大赛”时只卖一美元，其他时间则卖两美元。
①圣帕特里克节是在3月17日，是爱尔兰人过的节日。
店主名叫普林斯·托马斯，是个梳着马尾巴辫子的古怪家伙，长得又粗又大，而他的自负甚至比他的身躯还要厉害。他是孟菲斯那些神通广大的人之一，喜欢干些标新立异的勾当，让自己的照片印在报纸上，让自己的尊容在电视晚间新闻中出现。他组织逐店饮酒和湿T恤比赛②。他曾要求市府批准他这样的酒店通宵营业，而市府却对他提出起诉，指控他犯有种种罪行。他喜欢被人起诉。只要你能说出他的罪名，他就可以组织一批人马，设法使之合法化。
②一种低级趣味的比赛。女孩子们穿着湿透了的T恤，比谁线条最突出，最性感。
普林斯对尤吉酒家的管理颇为松弛。我们这些雇员按自定的时间上下班，自己处理小费，各干各的活，很少有人干涉监督。而且业务也并不复杂。只要柜台上有足够的啤酒，厨房里有足够的碎牛肉，酒店就会有条不紊地运转。普林斯喜欢在柜台上忙活，招呼那些漂亮的女学生，把她们领进火车座，和她们打情骂俏，而且往往总是使自己丢人现丑。他喜欢坐在靠近大屏幕的桌子上，对正在播出的体育比赛跟人打赌。他身材魁梧，手臂粗壮，店里发生武斗时偶尔也会出面制止。
普林斯还有更见不得人的一面。有人传说他卷入了皮肉行业。在这个城市里，脱衣舞俱乐部十分兴旺发达，而他那些所谓的合伙人都有过前科。这在报纸上时有所闻。他曾经上过两次法庭，一次是因为赌博，一次是因为担当赌注登记经纪人，但两次庭审都因为陪审团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而不了了之。在他那儿打了3年工之后，我对两件事已深信不疑。一是尤古酒家收到的现金，他大多不入账。我估计每周至少有2000块，一年高达10万之巨。二是他用尤吉酒家来掩护他那个小小的腐朽王国，通过它洗钱，并且使它显出一种经营不善营业亏损的模样，以便逃避税收。他在地下室里有个办公室，他就在那个没有窗户十分安全的房间里会见他那一帮狐朋狗友。
对这一切我才不管呢。他对我一直不错。我每小时挣5块，一周打工20小时左右。由于顾客全是学生，因而小费不多。考试期间，我可以调班。每天起码有5个学生来找工作。所以能有这份工作，我已经觉得运气不错了。
再说，不管尤吉酒家可能还搞其他什么花样，它却是一个学生常光顾的地方。一年以前，普林斯按照孟菲斯州大校旗的颜色，把它粉刷成蓝灰相间，焕然一新。墙上挂满了球队的锦旗和镶着镜框的体育明星的照片。虎将劲敌的照片比比皆是。它离校园又很近，因而总是挤满了大学生，他们在这儿谈笑调情，一坐就是几小时。
今儿晚上普林斯正在看一场球赛。棒球赛季刚开始不久，但他已经确信布雷弗斯队肯定能进入秋季决赛。只要有球类比赛，他都愿与人打赌，但他最喜欢的却是布雷弗斯队。他们与谁比赛，在哪里比赛，谁投球，谁受了伤，这一切对普林斯来说都没有任何关系，他反正都是把宝押在布雷弗斯队上。
我今夜在酒吧当班。我的主要任务是时刻注意把他杯中的朗姆酒和开胃水斟满。当戴夫·贾斯蒂斯漂亮地打出了本垒打时，他高兴得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尖叫，然后从一个学生手上接过了几张钞票。他们赌的是谁将首先打出本垒打，是戴夫·贾斯蒂斯还是巴里·邦兹？我曾见过他用比这更荒唐的题目打赌：在第三局中，投给第二击球手的第一个球是坏球还是好球？
我今天晚上幸好无需在大堂里侍候客人。头仍在痛，我得尽量少走动。而且我可以从冰柜里取出啤酒，偶尔喝它几口。普林斯并不在乎他的侍者间或拐点儿酒。
我将来会怀念这个工作的。或许会的吧？
前面一个火车座里坐的是法学院的学生。那些熟悉的面孔，我宁愿避而不见。他们都是我的同窗，三年级学生，而且可能都已经找到了工作。
当你还是个低年级的学生时，当个酒吧侍者或者跑堂并无伤大雅，而且在尤吉打工实际上还有其可取之处。但不到一个月我就要毕业，那时候这种可取之处就会突然消失，我的处境将比一个在困难中挣扎的学生还要糟糕。我将成为一个竞争中的失败者，一个统计数字，又一个在律师行业的筛选中被淘汰的法学院毕业生。
……
7
我根据何种标准把奥布里·H．朗法律事务所作为首选的进攻目标，老实说，我已记不起来了。但我想，这与它在电话簿黄页上登的广告多少有点关系。那张广告颇为气派，蛮能吸引人，上面有一张颗粒清晰的朗先生的黑白照。律师如今已变得和按摩师一样下贱，喜欢把自己的尊容到处张贴了。和出现在律师栏里的大多数怪模怪样的面部照片相比，他看起来像个诚实的人，年纪大约40岁，脸上的笑容也颇为动人。他的事务所有4位律师，精通车祸引起的法律诉讼，在人身损害保险索赔等等案件中全方位地伸张正义，为争取委托人的利益全力以赴，而且不打赢官司决不收取任何费用。
管他妈的，我总得从某一家事务所开始嘛。我按照地址在闹市区一幢小小的十分难看的方形砖房里找到这家事务所。砖房隔壁是一个免费停车场，这在黄页广告上曾特别标明。我推开门，随即响起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在铺得乱七八糟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又矮又壮的女人。她紧皱着眉头用近于嘲讽的口气招呼我。我妨碍她打字啦。
“有何贵干？”她问，肥胖的手指稍稍离开打字机键盘。
妈的，真叫人难堪！我强使自己挤出了一丝笑容。“嗯，我不知道能否见一见朗先生？”
“他在联邦法院出庭呢，”她回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