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轨诉讼-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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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拨通了，果然没有人接。又拨了几回，仍然没人接。
见她放下电话，又摘下围巾，脱下外套，黑头姐姐问：“怎么又不去了？”
赵雅兰说：“我去的那家没人。”
黑头的姐姐问：“那还用不用我在这儿？”
赵雅兰从货架上拿一听可乐打开递给黑头姐姐，她知道如果不打开，黑头的姐姐绝对舍不得喝。然后才说：“姐，你家里要是没啥事，就在这儿坐着陪我说会儿话。”
黑头的姐姐当了一辈子工人，如今退休了厂里不景气，退休费也领不全，大儿子结婚后，两口子都是工人，日子过的也很紧，帮不上她什么忙。两个小儿子都上高中，处处要用钱，只好摆个小摊子，一天挣个十块八块地补贴家用。
“姐，那个摊子干脆别摆了，你就来看店，我还能腾出手来干点别的。你来这儿再咋着也比摆那个小地摊强，起码不在露天地里日晒雨淋受那份罪。”
黑头姐姐愁苦衰老的脸上绽出笑纹：“你有这份心姐就知足了，小地摊我也弄惯了，还真舍不得丢下。再说了，你这个店名堂太多，我还真弄不了。”小小地啜了一口饮料，她接着说：“你只要和黑头能早一天成家我就放心了。黑头从小就受苦，我虽然只有这一个弟弟，可是自个家里一摊子事儿拖累的照顾不上他，你是不知道，黑头是啥罪都受过，啥苦都吃过。你们准备啥时候办事？黑头可是三十好几的人了。”
赵雅兰说：“我和黑头商量过了，我们要趁年轻多挣点钱，等钱攒够了就办事。”
“钱那东西多少是个够？”黑头姐姐把易拉罐放到柜台上，站起身做走的准备：“我跟你姐夫结婚那会儿，一间房，一张床，亲戚朋友抽支烟吃块糖就算结婚了，不也照样生儿育女平平安安过来了。你们能办还是早点办了好，成了家再慢慢置家业么。”
正要走，忽然想了起来，黑头姐姐又说：“是不是因为没房子？我跟你姐夫商量好了，把房子腾出来你们先办事，我们可以先搬到你姐夫单位的门房去，把房子腾出来你们先结婚，等以后有了房子再说。”
赵雅兰知道黑头父母原来给黑头留下一套房子，黑头的大外甥结婚，黑头就把房给了大外甥，而且这房黑头也是决不会往回收的。看来黑头姐姐对这事心里有歉意，为了让他们能结婚，居然要把自己现住的房子让出来。赵雅兰很尊重黑头的姐姐，这位姐姐老实、本分、善良，老姐比母，这位姐姐为黑头付出的辛劳甚至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母亲。当年黑头在内蒙劳改，从东北到内蒙，往来路途两千多公里，这位姐姐每年都要千里跋涉从东北到内蒙去探望唯一的弟弟。为了节约开销，一路上扒火车、搭便车、睡候车室。每次出发前，她除了给黑头带的东西外，总要蒸一旅行包窝窝头，这一旅行包窝窝头就是她往返东北与内蒙的口粮。
“姐，你别多想了，我和黑头的事有我们的计划，绝不是因为房子。你要是和姐夫把房子让出来去睡门房，你想我们能过的安稳吗？这绝对不行，黑头也绝对不会答应。”
为了消除这位姐姐的心病，她又赶忙补了一句：“我和黑头已经准备买房子了，就是还没找到满意的地方，房子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黑头姐姐边往外走，边说：“我们黑头前半辈子尽吃苦头了，能遇上你是他的福气，不抓紧把事儿办了，夜长梦多，再出个枝枝叉叉可咋办。”
赵雅兰听她这么说，不由心里暗笑，原来这位姐姐怕她半道上把黑头给甩了，就说：“姐呀，你放心，真有缘份棒打不散，没有缘份钢丝绳也栓不住。等过几天黑头回来我们先把结婚证领了，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黑头姐姐说：“这就好，这就好。我那个摊子摆不摆关系不大，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干。你这儿要忙，明天我就把摊停了，过来给你帮忙。”
赵雅兰高兴地答应了。姐姐又说：“话可说在前头，帮忙行，雇我可不干，姐姐再怎么着也不能挣钱挣到自己亲弟弟头上。要是提钱的事我可不来。”
赵雅兰想，效益好了，钱上自然不能亏待这位当大姐的，效益不好，想给也没有，于是痛痛快快地说：“行，不花钱的劳动力谁不愿意要，你就过来给我帮忙吧。”
两人边唠边走，赵雅兰一直把她送到街口才分手。回到店里，赵雅兰想起程铁石托付给她的事，又给博士王家打了两次电话，仍然没有人接。
九
开庭的日子总算定了，博士王抓紧时间，到法院调出案卷认真研究了一天。又会同程铁石在海兴市第一律师事务所聘请的律师王天宝对案子的审理及对方的情况作了认真分析研究。王天宝代理这个案子办了个不明不白，几乎半途而废，自己也感到窝囊又憋气，如今又要重新审理，又有博士王参战，精神大振。
“银行那边在法庭上的战术就是一个字：赖！”提起被告银行，王天宝就生气，“你博士王不是外行，就这事实，你说你如果给银行当辩护人你能咋办？”
博士王没吭声，作为负责任的诉讼代理人，如果银行找他代理，他会实事求是地告诉银行，他们有过错，只能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争取跟对方达成协议，如果银行坚持要打这个官司，他也只能明讲，自己没有能力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战胜对方。他绝不会为了几个代理费给当事人充当无赖，尤其在法庭上。不说职业道德，单单是为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他也不会为犯有明显错误的当事人在法庭上信口雌黄靠诡辩和耍赖让法官们在心里嘲笑自己。这也正是他不愿继续干律师的又一原因。这种话他不能对王天宝讲，王天宝也是律师，当律师不靠关系、不靠诡辩、耍赖甚至贿赂要想替人打赢官司，尤其是民事、经济官司，实在很难。他如果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做法说出口，在王天宝面前无异于守着和尚骂秃子。再说，律师们都是这个样儿，为了客户、为了饭碗，为了金钱。
见博士王不吭声，王天宝又说：“案子你已经很了解了，开庭时只能视对方的动态随机应变，也不用过多地研究，研究也没用。再说，你过去也没少开庭，庭上只不过看个效果，庭上效果好不见得结果好，大量工作都在庭下、庭外做了。你想想，银行庭外工作的力度和能量我们能比吗？银行庭外工作要事做得不好，这个案子咋会移到公安局去？你们要是不做庭外工作，上面不干预，案子哪会又移送回来？”
程铁石说：“王律师，你讲的不对，庭外工作和庭外工作性质不同。银行那边是用邪门歪道，我们是通过正常渠道向上级反映问题，一没请客，二没送礼。”
王天宝说：“不管你们的性质同不同，从执法角度看，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非曲直只能由法庭根据证据和法律做出判决，任何形式的庭外活动都是法律排斥的。”
博士王说：“你讲的理论上是对的，可是任何一种理论也不可能涵盖复杂纷繁的人类具体行为。算了，咱不讨论这些，与本案无关。”他给程铁石和王天宝每人让了一支烟，自己也点着一支。程铁石见三根烟囱排出来的烟把小小的房间弄得乌烟瘴气，便打开了窗户，一阵冷风扑了进来，三个人的精神为之一爽。
“我想到一件事，”博士王说：“银行一口咬定真假印章他们辨别不出来，因而不能承担民事责任，这也是他们反驳我们诉求的重要论点之一，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实际上《合同法》、《民法通则》关于这个问题有所体现。预留印章在存款人跟银行之间而言，是一种无前提绝对约定：银行只能按预留印鉴支付存款，银行承担的义务就是有能力保证分辨印鉴真伪而避免错付，如果银行没有能力区别真假印章，却又让存款人留印鉴，就是一种欺诈行为。所以，银行讲辨别不出印章真伪就不承担民事责任完全是诡辩。”
“你说得对，”王天宝点头承认，“可惜你不是本案审判员，不是庭长，不是院长，所以你说了也没有用。”
“你说的也对，这就是我们做律师的悲哀。”博士王苦笑道：“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法庭审判水平够，对这一点的看法与我们一致。但法院内部个别领导却利用法律没有具体明确规定的漏洞，支持银行的说法。我详细看了卷宗，又先后找了法庭内外的朋友做了点调查工作，在几次讨论会上，合议庭跟主管此案的何庭长分歧很大，合议庭由于庭长持有异议，也无法下判决。”
博士王说到这儿，看看程铁石，程铁石正全神贯注地听他讲，又看了看王天宝，王天宝用手揪胡子，揪一下，脸抽搐一下，然后把手指对在眼前仔细看看自己的劳动是否有收获，如果有收获就把收获蹭到裤子上再揪。
“王律师，根据这个情况你看看我们该怎么办？”
王天宝暂时放弃了腮边一根几次没有揪下来的胡茬，看博士王和程铁石都盯着他看，自我解嘲地说：“我这胡子不知咋搞的，乱长，该长的地方不长，不该长的地方往外窜，连脸蛋上也长胡子。刚才你说那事，我注意听着呢，刚才你说的那个情况，我看到了庭上只能正面驳斥他们，我们能占住理。难办的是何庭长，用钱买都买不通了。”
“怎么回事？”听出王天宝话里有话，博士王跟程铁石异口同声地问。
王天宝神秘地说：“论钱，你们能比银行钱多吗？论人，我跟博士王都是大老爷们，哪比得上人家银行的代理人头发长，脸蛋嫩……”
博士王截断了他的话：“这个案子我们本身就占着理，即便是我们有钱，也不行贿去，况且我们没钱。如今的形势是有另外的因素在里面，我们行不行贿都没用了。所以干脆就别往这方面想。这个案子让对方搅了快两年了，连个章子分辨不出来真假银行负不负责任都没搅出个结果来，这正中对方下怀。他们也希望在这种问题上继续永远纠缠下去。我看不能跟他们再纠缠这个问题。”
“这由不得我们，人家把这一条作为主要答辩理由，我们总不能置之不理吧？”王天宝边说边继续跟脸蛋上那根胡茬子斗气，揪了几次都被胡茬子滑脱。
“王律师，你能不能停一会儿？累得我的脸都酸了。”
王天宝看了程铁石一眼：“你那叫条件反射，我揪胡子，你脸累得发酸，典型的条件反射。”说归说，他总算停止了对胡茬子的讨伐，用手在脸上狠狠搓了几下，问博士王：“你说咋办？”
博士王说：“那枚假印章的印文跟真印章的印文我们都看了，你说能不能区别出真假？”
“那还用问？搭眼一看就知道不是同一枚印章盖的。”王天宝肯定地说。
“我也是搭眼一看就看出两个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的。我们说用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