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血色战旗-第5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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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高压下，中央政府一边尽力敷衍日本，另一边敦促“海容”号尽快成行，将生米煮成熟饭。外交部不断催促海军部，“即日开驶”，并电告海参崴总领馆，切实做好“海容”号的煤炭、淡水、食品等补给供应。4月9日，在日本的一再责难下，“海容”号驶离国内军港，4月16日在华侨们的欢呼声中，进入了海参崴港口。
此时的海参崴港口中，已经有了另一艘悬挂中国五色国旗的商船“飞鲸”号。“飞鲸”
号属于国有企业“轮船招商局”，此次奉派前往海参崴撤离华侨。这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动用民用交通工具从海外撤侨。早在确定了“海容”号巡洋舰赴俄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就要求交通部和东三省地方，紧急加派机车、商船，从陆海两路加快撤侨。“飞鲸”号于4月10日出发，先期到达了海参崴。
“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飞鲸”号的撤侨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当俄方禁止华侨们搬运两具棺木上船时，在外交交涉无效的情况下，“海容”号巡洋舰应总领馆的要求，“派兵四十名，登岸排立”，在武力面前，俄方边检人员也只能退让，“始得将枢装运”。
“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的第三天（，“飞鲸”号就满载了1165名华侨，起锚返航烟台港。
“海容”号巡洋舰在海参崴，还多次派兵登陆，前往保护因争夺工作机会而被当地人包围的华工。几次三番武装示威后，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大为减少。
与此同时，中央宣布放松自上年圣诞节开始执行的对俄粮食禁运，对运往海参崴的粮食车队或船队，一律从速放行，以缓解海参崴的粮食危机。国内各地立即停办赴俄工作的护照，旅俄华工最多的山东全省动员，做好侨民的安置准备。
“海容”号巡洋舰进驻海参崴还不到一个月，“捷克军团”发动叛乱，远东局势更为混乱。
捷克军团全称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
，本是协约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奥匈帝国统治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捷克斯洛伐克的侨民们组织了志愿军部队，加入俄、法等协约国的军队序列。而在东部前线，与俄军对抗的德奥军队中，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也投奔俄军，到二月革命爆发时，俄军中的捷克军团人数高达5万。
十月革命后，列宁与德国单独嫣和。这支捷克军团宣称将加入法军队伍，继续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新生的苏联政府为不激怒德奥，下令将该军团调往海参崴，并与该军团达成协议：抵达海参崴后，即行缴械，然后从海参崴登船返回西欧。列宁此举，一是为了避免刺激德奥，二是延缓捷克军团加入法军，三是由捷克军团搬运全套武器装备到远东，加强远东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但这个愿望随即落空。
捷克军团进入混战中的西伯利亚后，立即向布尔什维克开火，得到了各地“白卫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大力支持，沿途接连推翻并不稳固的苏维埃政权，到8月初已经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刚刚泛“红”的西伯利亚，又回归了一片“白”色。
失算后的列宁立即着手弥补，建立了红军“东方面军”，对捷克军团和白卫军展开攻击。“白”方逐渐不敌“红”方，开始步步向东撤退。而支持“白”方的协约国，包括中国在内，开始积极部署营救捷克军团的使命。
毫无疑问，拯救捷克军团，为协约国干预俄国内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也为中国出兵西伯利亚护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捷克军团事件，令远东华侨的处境更为悲惨。捷克军团切断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至少20多万华工滞留鄂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日军虽然数次前来赈济灾民，却明确宣布华侨不在赈济范围，连购买赈济粮的资格部没有。
同时，管理远东地区的“自卫军”高尔察克政府，为了备战，积极搜刮民间财富，而华侨、尤其是略为富裕的华侨，成为主要的盘剥对象。白俄政府不断要求华侨换领“居留票”，进行勒索，1卢布的”居留票”，对华人却要收取10卢布，军警严厉盘查，无票和过期者将被罚款甚至监禁。华人离境，只能携带500卢布现金，超额的一律没收。日本支持下的谢苗诺夫“白卫军”，仅在1919年元旦一天，就从查获的70多名华商身上，没收了高达665万卢布的巨额现金。
白俄政权之外，布尔什维克、日本军等，也纷纷印刷各自的纸币，强行兑换，令远东地区成为全球纸币币种最多、物价最为离谱的地区。加上各种政权强行征收高额税收，远东地区的华商被彻底地变威了“无产阶级”。而且，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针对华人的烧杀奸淫不绝于耳。“财产任便处置，生命随意蹂躏”，“数十万侨民生命日居釜底，千百万财产形若垒卵。”
远东华侨们再度向祖国发出呼吁：
出兵！出兵！
此时，协约国各国也在积极磋商出兵干涉俄国内战，日、美、英、法等逐渐形成了共识，而北洋政府也不甘落后，与协约国列强展开外交交涉，表示中国将随同出兵西伯利亚，“此次若协商各国公共出兵，我国对于参战应尽之义务，自应一致派遣一二千人，并以保护领馆、侨商”。与此同时，北洋政府行动起来，筹划利用这一良机收回被沙俄强占的一些主权，包括中东铁路的控制权。
北洋政府的出兵要求，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日本所希望的，是将中国纳入所谓“中日共同防敌”的体系，中国只要提供基地和补给即可，日本军队将会协助保护华侨。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借机攫取在中国东北的更大利益。
北洋政府并不示弱，虽不能与日本人针锋相对，但还是实行了软对抗，将中国出兵的目的由护侨修改为“援助契克（捷克军团）为宗旨”。这一理由，得到了美国、法国的支持，美国甚至明确表示，北洋政府应自行掌控中东铁路。日本也不便继续反对，但提出中国出兵的人数不必多。
外交斡旋结束后，北洋政府确定出兵西伯利亚。出兵的真正目的有二，一是未雨绸缪，保障包括黑龙江航权在内的中国主权，防止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列强达成任何损害中国的协议：二是护侨。
8月2日—8日，日、美、英先后发表出兵宣言，正式对俄国内战实施武装干涉。日军的人数，最多时高达72000人，美、英、意、法等**队分别达到9000人、5800人、1400人和1200人。
8月3日，已经在海参崴的“海容”号驱逐舰舰长林建章，被任命为“代将”，负责驻俄部队的全权指挥。
8月22日，北洋政府正式发表出兵宣言，陆军第九师抽调了相当于2个团的总兵力，人数达4000人，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和机关枪部队，分6批陆续开进了西伯利亚，由团长宋焕章负责指挥。主要使命就是确保海参崴．双城子·绥芬河的撤侨通道。
中**队的到来，大长了华侨的志气。驻俄部队不断派出小分队，应华侨的要求，前往执行拯救和保护任务。而在驻俄部队无法驻守的城市，华侨们开始成立自己的民兵组织“商团”，领事馆悄悄协助他们购置枪支弹药，增强自卫能力。
在驻俄部队的壮威下，在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中国外交官员不畏艰险，从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全程护送，仅1918—1919年就抢运出3万名被困华工。
尽管中国出兵的公开目的是援救“白俄”，但白俄对华人的态度并未丝毫改变。
白卫军首领谢苗诺夫继续屠杀和抢劫华侨，1919年1月1日他“没收”了华商们665万卢布的高额现金后，7月份再度刷新此纪录，华商们1000多万卢布被“没收”。
谢苗诺夫丝毫不顾“友邦”情谊，排华暴行越演越烈，干脆宣布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没收华侨的全部财产，禁止华侨居住。
是可忍、孰不可忍。
驻俄中**队的枪杆子也不是摆设，在外交抗议的同时，他们并没有龟缩在“顾全大局”的乌龟壳里，而是勇敢地抗击，向敢来骚扰的“友邦”“白卫军”开火。同时，驻俄部队也分兵进驻伯力、双城子、海兰泡等地，武装护侨。
为对抗谢苗诺夫军队，在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多次催促下，中央制定了更为详尽的“境外出兵计划草案”，计划在俄境的大乌里、格林木斯克、赤塔、大乌金子、伊尔库茨克等地驻兵，但最终未能实施。
这其中，最大的一起“摩擦”事件，就是所谓的“庙街事件”，中**队面对俄罗斯白卫军、以及日军，勇敢地用枪杆子捍卫自己。
北洋政府出兵入俄的同时，为加强中俄界河的防务，中央宣布将驻守长江的“江亨”、“利捷”、“利绥”等3艘小炮艇和“利川”
号武装拖船，调往东北，扩建“吉黑江防舰队”。
这是一支吃水很浅的江上舰队，却必须从海路赶往东北。为此，由海上运输舰“靖安”
号拖带护送。舰队由“靖安”舰长甘联趋指挥，在1919年9月上旬到达庙街，进入黑龙江，“靖安”舰南下返航，舰队指挥权交给“江亨”号炮艇艇长陈世英。
中国收回三江的航权，这自然是俄国人和日本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舰队需在黑龙江封冻前赶往“吉黑江防舰队”司令部哈尔滨，但行进到西伯利亚大铁路桥附近，遭到自卫军和日本军队炮火阻挠，不许西下。因此，舰队被迫停泊在庙街，随后，黑龙江封冻，舰队只能在此等待开春。
此时的庙街，驻扎了俄罗斯的白卫军和日军，日军还有4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平日里，白卫军与日军对这里的2000多华侨予取予夺，双方矛盾极深。
10月份，苏联红军开始攻打庙街，白卫军要求陈世英的舰队为他们协防，遭到陈世英的拒绝。不久，红军攻入庙街，白卫军撤离，红军将负隅顽抗的日军包围在日本领事馆内，但因为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克。这支红军部队纪律还算不错，对华侨并未骚扰。因此，当他们拜访陈世英，希望从中国舰队的炮艇上拆借几门大炮时，陈世英及各艇指挥官们经过会商，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江亨”舰的1门边炮、“利川”舰的1门格林炮及一批炮弹，“借”给了红军。在中国大炮的帮助下，红军迅速攻占了日本领事馆，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130余人。次年春天江面解冻，在此兵力单薄的红军主动撤离，撤离时指挥官下令将日军俘虏全部处决。
日军卷土重来后，发现了“惨案现场“，并通过炮弹弹壳发现了中**队支持红军的证据，恼羞成怒，派出军舰包围了中国舰队，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
陈世英一面矢口否认，推卸得一干二净，一面积极备战，准备在庙街与日军决一死战。
双方相持数月，在协约国各国的调停下，调查最后也无法证实中**队协助了红军的进攻。
中**事法庭因此仅判处陈世英革职，”永不叙用”，而日军也无奈解除了对中国舰队的包围。“永不叙用”的陈世英后来悄悄更名为陈季良，依然在海军中供职，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已经高居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中将指挥官，亲自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