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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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捕江青的一幕，我曾听到过种种传说：江青在地上打滚，大喊大闹……
张耀祠笑道，这些传说纯属“推理”、“想象”。
这位历史的当事人，叙述了那转变中国历史的一幕。那过程似乎并无“惊心动魄”之处，他说得那么平淡：
他离开了汪东兴那里之后，便着手作了安排，把这一重大任务向几位警卫作了交代。
晚上八时半，张耀词带领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当时，张耀词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在张耀祠看来，拘捕毛远新、江青，易如反掌——他们四周的警卫们，本来都是张耀祠的部下。
张耀祠来到毛远新那里，向他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
张耀祠身后的警卫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带三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
江青那里，张耀祠常去。尤其是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差不多他每天要上江青那里去一、二越。正因为这样，他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走了进去。
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见张耀词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这一回，张耀祠与往日不同，他站在江青面前，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说了以下一段话：
“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
“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内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眼怒视，但并没有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她似乎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
江青慢慢地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
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然后放进钥匙，再把信封两端用封条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江青自己的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司机也是张耀祠的部下。
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十月六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
震惊中外的“十？六”行动，兵不血刃，未发一弹，“四人帮”便被一网打尽！
人称：这是中国的“十月革命”！
六天之后，英国《每日电讯报》就把《毛的遗孀被捕》，公诸于世……
十六年之后，张耀祠在与笔者的长谈中，首次披露了他当年拘捕江青的详情……
第二十三章 尾声
被告席上依然演员本色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北京正义路一号人头济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这里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主犯共十六名，即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蚊。内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死，出庭受审的是十名主犯，人称“十恶不赦”。
下午三时整，庭长江华宣布开庭。
三时十五分，江华宣布“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已经四年多没有公开露面的江青，在两名女法警的押送下，走出法庭的候审室，站到了被告席上。
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据云，在出庭前，她为自己订了三条“决心”：
“一、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
“二、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
“三、坚持真理，不认罪、不怕死。”
据副庭长伍修全回忆：在开庭之前，“我们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在不被他们知道的情况下，一一观察了这些即将受审的主犯。记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时，她正坐在床铺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纹，看来她一方面是感到很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些，时刻不失她的‘戏子’本色。”（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据云，江青在关押期间，每日闻鸡起舞，锻炼身体，为的是上法庭“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杀头坐牢，无尚光荣。”
开庭之前，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江青曾会见律师。她提出，“委托史良作我的律师”。
律师答复她：“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江青说：“我提出多少次了，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候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律师答：“作为辩护律师，对于委托他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了‘顾问’的作用。”
江青也就向律师问起问题来。她很快就发现，律师是站在“那边”的立场上，解答她的问题。
她恼怒了：“你们是那边的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这样，江青拒聘了律师。
公审之前，江青被押往正义路法庭候审室。那候审室共十间，供十名主犯各居一间。屋里有一桌、一椅、一床和一个厕所。她提出要在床头挂一幅毛泽东像，遭到拒绝。不过，她要求在桌上放一套《毛泽东选集》，倒是被接受。
江青依然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总是穿一件黑色棉袄出庭，外套一件黑背心，棉袄的领子上打了一块补丁。比起其他九名主犯来，她坐在被告席上，表情要“丰富”得多：时而冷笑，时而蔑视，时而怒气冲冲，时而装聋作哑，依然演员本色。
她跟张春桥全然不同。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耷拉着脑袋，如一段木头。她则喊喊喳喳，要辩解，要“反击”。
在受审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江青总共出庭十次：
第一次，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读起诉书；
第二次，十一月二十六日，庭审“长沙告状”。
第三次，十二月三日，庭审“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非法逮捕无辜；诬陷王光美”。
第四次，十二月五日，庭审“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特务’、‘反革命’”。
第五次，十二月九日，庭审“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
第六次，十二月十二日，庭审“伙同康生诬陷迫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诬陷迫害邓小平；诬陷陆定一”。
第七次，十二月二十三日，庭审“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第八次，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庭辩论。
第九次，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庭辩论。
第十次，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法庭宣判。
“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在最高法庭对江青进行犯罪事实调查时，江青最常用的答复词是：“不记得了。”
有时，进了一步：“可能有的，不记得了。”
查一下庭审记录，江青回答“不记得”，几乎占她答话的十之七八。
偶然，她也答复：“是事实。”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庭进行辩论。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知道她作为被告人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作辩护发言，江青早就作了准备。
江青声称，她要在法庭上宣读“宣言”！
她的“宣言”是什么样的呢？
起初，她想写一首长诗，一首比文天祥的《正气歌》更加“雄壮”、更加“磅礡”的长诗。她曾向监狱当局要了《文天祥集》，要了《辞海》。不知道是因为她已经没有“激情”，还是本来就缺乏“诗才”，折腾了三天，“新正气歌”没有写出来。
她又说要学屈原的《楚辞》，依然没写出什么“留存千古”、“映照青史”的“史诗”来！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在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宣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被告人江青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
于是，江青拿起了一叠纸，站起来宣读《我的一点看法》。那标题，似乎还算“谦虚”，只是“一点看法”而已。不过，她的“诗一般的语言”，充满火药味：
“项庄舞剑，意有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要害问题两个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党。穷凶极恶，大现原形。掩盖罪恶，画皮美容。树立威信，欺世盗名。标新立异，妖言惑众。弥天大谎，遮瞒真情。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张冠李戴——强加。移花接木——暗中。栽赃嫁祸他人，推责盗誉——缺公。转移人民视线，妄图施耍臭名，罗织诬陷中央文革，迫害灭口有关知情，笑修正主义螳臂之辈，推动世界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
江青的“看法”何止“一点”。她在法庭上滔滔不绝，作此生此世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逮捕审判，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抬不起头来。”
“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
江青质问法庭：
“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动？”
“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江青说起了自己当年跟毛泽东转战陕北，质问法庭：
“战争的时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随毛泽东主席的女同志只有我一个，你们躲在哪里去了？！”
江青念《我的一点看法》，历时近二个小时。
江青念毕，把原文交给了值庭法警。
审判长反复问江青：“还有什么要说的？”
江青答：“已经累了，到此为止。”
于是，审判长宣布把江青带出法庭，休庭。此时已是上午十一时三十八分。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第一审判庭继续进行法庭辩论。
在庭长江华宣布开庭之后，检察员江文就江青二十四日上午的长篇辩护词，予以逐点批驳。
江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