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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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这番话时，江青显然以康熙皇帝自命。
十月一日，江青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大骂邓小平：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四月四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二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引者注：王洪文曾回上海”调查研究“一段时间），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引者注：指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一九八八年。）
江青还说：
“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一九八八年。）
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江青来到苹果园。在秋天的阳光下，苹果正熟。有人要给江青摘苹果，她话里有话地说：
“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
江青的“最盛大的节日”是什么？她笑而不言。
当人们给她拍照时，江青又借题发挥：
“胶卷留着吧，留着照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吧！”
江青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她又笑着不愿道破。
十月一日，当江青离开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时，她神秘地说：
“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
什么“特大喜讯”？什么“公报”？江青在葫芦里卖药！
十月二日，叶剑英从沈阳军区得到异常动向：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来北京！
孙玉国，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保卫珍宝岛战斗中一举成名。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的珍宝岛，当时成为中苏之争的焦点。苏联坦克二十余辆、装甲车三十余辆、步兵二百余人突然向该岛发起进攻。孙玉国是该岛边防站副站长，作战有功。三个月后，他跃为中共“九大”代表。二十八岁的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中共“九大”上作为部队代表发言。不久，中共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一九七三年，三十二岁的他，飞快地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翌年，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跟毛远新交往密切。王洪文当面向他许诺，将来提升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于是，孙玉国也就成了江青麾下一员战将……
叶剑英急电沈阳军区，命令那个装甲师返回原地！
十月四日上午，江青带着三十来人上北京景山上摘苹果。中午，在北海仿膳用餐。江青一边吃着，一边向同席者说：
“我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要加强锻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斗争是长期复杂的……”
也就在这一天，《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的地位，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内中发出了不寻常的充满杀气的讯号：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梁效”所称“修正主义头子”，明白无误地指华国锋：十月二日，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时，删去了原稿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华国锋的批语指出，“按既定方针办”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华国锋还说，我有毛泽东主席的原稿为证。张春桥得知，急忙以“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阻止华国锋的批语下达……
“梁效”的文章强调：
“‘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
在华国锋对“按既定方针办”作了批语之后，“梁效”仍然“对着干”，而且倒打一耙，说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十月五日，迟群在给毛远新的信中，声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十月六日，总决战终于在北京打响……
世界各报竞载《毛的遗孀被捕》
“新闻记者的耳朵，连睡觉时都是竖着的。”此言不假。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清早，英国《每日电讯报》送到订户手中时，一条十月十一日发自北京的电讯，一下子便轰动了伦敦。
那醒目的三行大字标题，把读者镇住了：
眉题——华粉碎极左分子
主题——毛的遗孀被捕
副题——四个领导人被指控策划北京政变
《每日电讯报》是独家新闻，首次在世界上报导了中国政局的突变！其他的报纸都晚了一步，在翌日才竞相刊载《毛的遗孀被捕》的新闻。
《每日电讯报》那独家新闻，是该报驻北京记者尼杰尔？韦德从北京发出的。他并非“老北京”，四个月前，他才从驻华盛顿记者调任驻北京记者。
据韦德说，他最初注意到，九月十六日，中国各报都在显著地刊载所谓的“遗言”，即“按既定方针办”，可是九月十八日华国锋在追悼毛泽东的百万人大会上致悼词，却没有提到这句话！当时，韦德在收看大会实况转播电视，他注意到，王洪文站在华国锋身边，不时不安地从华国锋的肩膀后看着华国锋的手稿。仅仅凭借这两点，韦德机智地发现了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步调不一致”！
十月十日，韦德从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中国雇员那里，得知北京大学出现了不寻常的大字标语。他当即追踪这一消息，终于摸到发生在北京、但又处于严格保密之中的重大新闻。
十月十一日，他从北京发出了电讯《毛的遗孀被捕》：
“据北京可靠消息，毛泽东主席的遗孀江青和她在中国政治局的三名追随者被指控策划政变而被捕。
“这一被捕行动是在周末特别会上向工厂和附近单位的政工人员宣布的。首都昨夜没有发现骚乱现象。”
“拘捕包括毛夫人江青在内的所谓‘上海帮’是一九七一年前国防部长林彪企图发动政变后，中国最大的爆炸性政治新闻。”
韦德由于第一个报导江青被捕，受到了国际新闻界的赞许，成为“新闻界的新闻人物”。
江青及其同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是在十月六日被捕的。关于这一举世瞩目的“爆炸性政治新闻”的详细内幕，在事件发生十多年后，才慢慢地从中共高层“渗透”出来。
近年来，正儿八经的官方文献中，透露内中细节的是《李先念文选》第一五七条注释：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引者注：指”四人帮“）。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这条注释虽然不是李先念写的，但编者在加这条注释时，显然请教过李先念，写毕后又经李先念过目。这条注释是迄今为止，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内幕的最权威的记述。当然，这条注释也有明显的缺陷，那就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提及也曾起了重要作用的汪东兴——虽然他在后来犯了错误。
关于如何逮捕“四人帮”，曾有过众说纷坛的传说。内中较为准确的记述，是范硕的《叶剑英在一九七六》一书：
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商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于中午一时发出电话通知。当晚八时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议题两项：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
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但是，姚文元只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决定以改动文献的名义，通知姚文元列席会议。
晚上七时，华国锋和叶剑英几乎同时到达中南海怀仁堂，而汪东兴则早已带着警卫人员守候在那里。
七时五十五分，张春桥来了。一进入怀仁堂正厅，立即被捕。
紧接着，王洪文到达，步入怀仁堂正厅时，遭到和张春桥同样的命运。
姚文元迟到，八时一刻才来。一进门，他便被捕，押往东廊大休息室。
至于江青，她不是政治局常委，没有通知她前来开会，对她实行单独解决。
奉命前去拘捕江青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十月九日、十日在西南某地，访问了已经七十有六、离休多年的张耀祠，请他详细谈了拘捕江青的经过——这是他第一次对外透露此事。
张耀词，早在他十六岁——一九三二年，便已在红都瑞金为毛泽东站岗。后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直至毛泽东去世。一九五三年五月，张耀祠出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局长为汪东兴），负责北京中南海等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虽然名为中央警卫团，实际上是师的编制，他是师长。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一九六四年，升为少将。
张耀祠清楚地记得，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下午三时，他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来一下。他和汪东兴都在中南海办公，他很快就来到汪东兴那里。多年来，他一直是汪东兴的副手，常到汪东兴那里。这一回，汪东兴的神情严肃，意味着有重大的任务下达。奉命来到那里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
果真，汪东兴以命令式口吻对张耀祠说：“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
张耀祠一听，感到颇为振奋。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批评过王、张、江、姚“四人帮”。
汪东兴继续说道：“分四个小组行动，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你负责江青小组。你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八时半行动——你顺便把毛远新也一起解决！”
就这样，张耀祠接受了这一历史性的使命。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制定的“十？六”行动计划。
张耀祠作为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对于中南海了如指掌。当然，他对于江青和毛远新的住处，也极为熟悉。那时，江青虽然长住钓鱼台，但近来住在中南海万字廊二○一号，而毛远新则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