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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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偏听偏信了翻译的不如实的意见。他在跟基辛格会谈时,态度格外强硬,所以连基辛格都明显感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是毛泽东,不是周恩来。
十一月十四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公报》,周恩来送走了基辛格,毛泽东就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在跟基辛格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那时,毛泽东已不大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通常由周恩来主持。
江青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喜出望外。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显得格外激动,把久久郁积在内心的对周恩来的不满,倾泻出来。
江青尖锐地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大秀才”姚文元马上附和江青的这一新见解。
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那是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共党内已进行过十次路线斗争,被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江青的意思是,如今所进行的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来!
江青还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他“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江青那张“刀子嘴”,也真是够锋利的了!
周恩来毕竟富有涵养,端坐不动。他跟江青打交道打了那么多年,深知其人。
毛泽东听了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感到江青讲话太过分。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信中批评江青“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等。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是不恰当的,称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不恰当的。
倘若此信落到江青手中,非要追查那个“普通共产党员”不可,非要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可,毛泽东却在来信上,写了一段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实际上是借“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批评了江青。
半个月后——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和艾什瓦尔雅王后之后,把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
晚年的毛泽东,几乎不出席会议,见他很不容易。会见外宾之后,把陪同的人留下来聊几句,成了那时毛泽东的特殊的跟主要党政领导人会面的方式。
那天,毛泽东先是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他说的“这次会”就是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接下去又说: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引者注: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引者注: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的话,挫败了江青发起的对周恩来的攻击。毛泽东指出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地想当主席,可谓一针见血。
此处要顺便提一下王海容和唐闻生。在毛泽东晚年,倒是她俩常能见到毛泽东,常为毛泽东“传话”。
王海容跟毛泽东沾亲带故。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跟毛泽东算是师生。毛泽东见了他,喊“九哥”。王海容的父亲王德恒,经毛泽民介绍加入中共,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后来,在回湖南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王海容生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南长沙人。在长沙读完初中,于一九五二年进入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九五七年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厂当过学徒工。一九六○年至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学习。然后到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语一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她调入外交部办公厅工作。
王海容是烈士子女,她爷爷又与毛泽东交厚,很自然的,毛泽东对她很关心,也很信任。一九七○年夏,王海容出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一九七二年,她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尼克松访华时,担任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翻译,便是王海容(后来,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她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唐闻生则出生于外交世家,唐闻生之父唐明照,历任外交部专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一九七一年,唐明照作为中国代表团副代表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未几,他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原名唐锡朝,一九一○年生于广东恩平,少年时代他随家迁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读小学、初中,因此他英语纯熟。一九二七年他回国,不久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共,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他再度赴美,就读于加州大学历史系。一九四○年出任《美洲华侨日报》社长,总编辑。在美国,他与加州莴苣种植园主的女儿张希先结婚。他们的女儿出身于纽约,那就是唐闻生。正因为这样,唐闻生能操一口道地的美国英语。唐闻生既擅长英语,父亲又是资深中共党员,因此也得以重用,活跃于中国外交界。
在那特殊的岁月,中国的特殊情况,王海容、唐闻生成了架设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一座“桥梁”。
郭沫若忽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
前波未消,后浪又起。
在第一个回合中,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未能获胜。她处心积虑,又一次向周恩来发动攻击。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这一回,年已八十二岁、沉寂多年的郭沫若(他比毛泽东年长一岁),忽地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热点人物”。
郭沫若,中国文坛巨子,集学者、诗人、创作家于一身,集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于一体,原本是中国文艺界活跃的人物。“文革”一开始,郭沫若便吃了一问棍。荒唐岁月的荒唐批判,今日成了笑柄:
郭沫若写过一首词《满江红》,内中有一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这“东方白”遭到多方责难,理由是人人皆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你这“东方白”不是明目张胆“反毛主席”?!
吴晗的《海瑞罢官》,据云是“为彭德怀翻案”。偏偏郭沫若曾写过许多替曹操翻案的文章,这“翻案”乃是当时中国政坛最大的禁忌。郭沫若被指责为“大刮翻案风”……
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面对种种诘难,郭沫若激动起来,说了一番激动的话:
“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康生从内部简报上见到郭老这番“慷慨陈词”,当即嘱令《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公开登出,弄得郭沫若好尴尬!
幸亏郭沫若跟毛泽东、周恩来交谊甚厚,总算在“文革”中列入“重点保护”名单,免遭“喷气式”批斗。
郭沫若悄然度着垂暮岁月。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被叫到首都“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上,几次三番遭到点名批判。点名之际,随着“郭沫若站起来”,年已八旬的他不得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江青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她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样的态度,和林彪一样”!
当天夜里,周恩来急急派人前往郭寓,传达他的指示:“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
周恩来还作了四条具体规定:
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
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中搬到大房子里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
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
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听罢周恩来的有关指示,郭沫若连声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可是,郭沫若未得安宁。几天后,张春桥便闯到他家。
张春桥还要郭沫若当面承认: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毛主席的。
张春桥还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郭沫若理所当然地回绝了张春桥。
周恩来得知此事,两度亲自前往郭寓,慰问郭沫若。
二月十日,江青忽地前来郭府。江青胡搅蛮缠,无论如何要郭沫若作检查,折腾了三小时!
郭沫若当晚病倒,被急送医院。
这下子惊动了毛泽东,他当即派人前往医院慰问,周恩来则派出自己身边的医生为郭沫若诊视……
一时间,郭沫若处于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出有因——那便是江青向周恩来发起第二次攻击。
江青抓住毛泽东的话“做文章”
“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浪潮,把郭沫若卷了进去。
“批林批孔”,林是林彪,孔是孔子。把林彪跟孔子“挂勾”批判,形成一次席卷全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颇为令人费解。
事情的起因,最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了北京毛家湾林家住宅,发觉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诸如“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这样,在批判林彪时,便称他是“孔孟信徒”。不过,仅仅凭藉林府的几幅条幅,还无法发展成为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原本是谈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
毛泽东忽地谈起了外交部最近的一份简报。他不同意这期简报中对于苏美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说: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又说起对外交部的意见: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毛泽东所说的“明灯”,是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内中称“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据王力告诉笔者(注:本书作者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对王力的采访。),这一贺电是他起草的。
毛泽东还是批评外交部: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以《孟子》上的典故,批评了外交部那个“屁司”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错误分析。
他由此谈起了读书: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引者注: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