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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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克所说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是指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曾奉命于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前往广州。江青限令他于八月二十五日前整理出“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情况(包括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还要整理抗美援朝战争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况。各种材料要简单扼要,都要附图。”
张清化说:
“江青于八月二十五日将维接到广州,维到后,当夜江青就与她开始谈话,之后,每天一次,一般每次都谈五、六小时左右,长者达八、九个小时,一直谈到八月三十一日。”
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前后共七次,六十小时。谈话时,有两位翻译,一个速记员,两个医生,一个外交部新闻司干部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在跟维特克谈话时,维特克当场作笔记。另外,江青还安排工作人员录音。江青答应把录音带复制一份送给维特克,并送一份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
回到北京之后,忙坏了江青手下的一批工作人员。他们根据江青的指令,把录音带上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稿。
江青看了文字稿甚不满意,嘱令作修改、补充。她自己也动手改。
江青曾打电话要姚文元参与修改。姚文元平素对她言听计从,这一回却打起“太极拳”。他深知这稿子非他能改的。每一回江青派人送来稿子,他只说看过,未改一字,连错别字也不改。
文稿经江青改定,排印,印成一本又一本。一九七三年三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终于都印了出来。
江青把记录稿,派人送到了周恩来那里。
不久,周恩来召集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是参加过接待过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谈话记录稿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地宣布:
“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周恩来所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
虽然没有得到江青组织工作人员整理的记录稿,也没有得到复制录音带,维特克根据自己的笔记,在美国还是着手江青传记的写作。
据韩素音回忆,一九七三年四月,当她来到美国纽约时,她的当年燕京大学的同学、那时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黄华转告她,维特克希望跟她见面。
韩素音同意了。
韩素音提醒维特克:“中国的老百姓不大喜欢江青。你要小心点。”
维特克也说,她感到江青“有些专横跋扈”,她周围的一帮子人使她想到“慈禧太后”,“姚文元真像个太监”!但是,维特克认为:“江青将会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人物!”
维特克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 Chiang Ching》亦即《江青同志》后来被译为《红都女皇》。封面上印着江青一九四五年在延安所摄一帧披着军大衣的侧面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特克的一首诗的手迹,那是江青题写在她所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照片背后的。全文如下:
庐山汉阳峰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摄 诗赠
维特克夫人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日
那是江青在与维特克第一次见面后翌日,题赠维特克的。
《江青同志》的出版,达到了江青的目的。这本书在西方成了畅销书,第一次就印了三万五千册,然后又不断重印,并被译成好多种文字出版。许多西方报纸、杂志加以摘载、转载,一时间,江青在西方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西方报纸还多次报道有关此书的“幕后新闻”: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江青在与维特克会见时,要求维特克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作为“范本”写作她的传记——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分别报导,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美联社报导,维特克所作江青谈话笔记在她的办公室丢失。过几天又报道,“丢失”的笔记本已找到了。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当新华社有关人员向姚文元请示,可否把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关于毛泽东主席批评江青和维特克谈话的消息,刊载在内部参考刊物上,姚文元在电话中答道:“今后这类挑拨离间的材料不登刊物。”
其实,毛泽东确实尖锐地批评了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当毛泽东得知《江青同志》在西方出版,曾颇为震怒。
第十九章 攻击“周公”
毛泽东面临着第三次挑选接班人
称江青为“红都女皇”,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她的“女皇梦”,在一九七二年越做越美:
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突然休克,意味着毛泽东的余生已经屈指可数;他说:“我已经收到上帝的请柬。”
就在毛泽东休克不久,一九七二年四月,在例行的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这表明,周恩来也余日不多了!
这么一来,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在受疾病困扰,“第四号人物”江青充满信心,仿佛未来的党的主席非她莫属了!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在考虑着第三回挑选自己的接班人……
毛泽东早就注意接班人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当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跟他谈起了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注意到,斯大林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他说:“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搞了三驾马车,只会用皮鞋敲桌子”。
毛泽东又说:“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呢!赫鲁晓夫脱下皮鞋敲桌子,是两面派。斯大林在时和死后,完全是两副面孔。”
蒙哥马利问起,将来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要对此作“战略观察”。
毛泽东答道:“主席谁来当?七个副主席第一个是刘少奇。前年开会选了国家主席。原来两个主席都姓毛(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了。过几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毛泽东的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他所选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后来,毛泽东渐渐不满于刘少奇,在“文革”中打倒了刘少奇。
于是林彪成了毛泽东选定的第二个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粉身碎骨,毛泽东第二次遴选接班人失败。
眼下,毛泽东不能不郑重其事地第三次考虑他的接班人。
虽然江青自以为这第三个接班人非她莫属,但毛泽东的视野里却没有她。毛泽东早在中共“九大”前,当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时,就明确地说:“江青不能当副主席!”
也正因为这样,当刘松林后来问及江青会不会成为党的副主席时,毛泽东一口否定:“不会的,她不行!”为此,尽管江青暴跳如雷,把刘松林投入监狱,毛泽东仍不改口。
毛泽东深知,不论是就理论水平、领导能力、革命经验、个人品格,江青都够不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第三次遴选接班人时,根本没有考虑江青。何况江青是他的夫人,就连有人提议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都未同意。
当然,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也是很有可能入选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紧挨在江青之后,何况他在庐山上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立了“大功”。可是,也许因为他跟江青的关系过分密切,毛泽东也没有考虑张春桥作为接班人。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当年,在他第一次选定接班人时,确定刘少奇是非他莫属;在他第二次选定接班人时,林彪的地位也是明摆着的。可是,如今第三次选择接班人,却不那么容易,没有一个人是“呼之欲出”的!
毛泽东在着手做各种调整工作:
林彪倒台后,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于是,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陈云、王震显眼地露面了——他们“下放”到江西,已经三年多未曾露面。
也就在陈云、王震露面后的第四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从江西寄来的信。这封信使毛泽东的眼睛忽地一亮……
邓小平得到毛泽东重新起用
那封信来自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一座小院里。小院里有一幢两层红砖小楼,本是步兵学校校长住的。自一九六九年十月下旬起,一位六十五岁的老人成了那里的新居民。这位老人是从北京用专机押去的。从此,他默默地“贬居”于这座小院里。
他,便是中国当年“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根生活在一起,他成了家中的“壮劳力”,扫地、劈柴、砸煤之类活儿,都由他“承包”。他还“奉命”每日上午去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每当黄昏来临,邓小平总是在小院子里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邓小平在小院里走出了一条“邓小平小道”。他一边散步,一边沉思。他在思索着中国的未来,思索着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终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邓小平坐在工人之中,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听完中共中央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件的传达,邓小平回家后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林彪的倒台,给了“左”派们沉重一击。
差不多同时跟邓小平来到江西的陈云和王震,被调回了北京。那些日子里,陈云在南昌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王震则在东乡红星垦殖场“蹲点调查”。
一九七二年“五一”节前夕,邓小平的身患残疾的儿子邓朴方获准去京就医。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同哥哥邓朴方前往北京。
在北京,王震托人找到毛毛,要毛毛上他家。王震详细询问了邓小平的近况,他对毛毛说:“我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你父亲出来工作。”
毛毛回到南昌,把“胡子叔叔”王震的话,转告了父亲。
周恩来更是关心着邓小平,最初,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那天在与张茜的谈话中,提及邓小平,说邓“属人民内部矛盾”。在侧的周恩来注意了这一重要信息,他知道毛泽东已原谅了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在那小院里写了给毛泽东的信。此信很快地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了毛泽东。
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语:(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一九八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