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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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一九五九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斯》，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外事活动是十分周密的，讲究纪律性。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红色娘子军》，是经过政治局讨论、同意的。可是，翌日晚，当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事先并未安排江青出场。
晚六时三十分，江青自说自话来了，要求会见尼克松夫妇。
出于礼貌，尼克松夫妇只得跟江青会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可是，此时此刻，周恩来和众多的客人却在新疆厅里干等着。
这一回，轮到尼克松不断地看手表，因为他知道早已过了宴会开始的时间。
江青说了一阵子废话，这才站起来告辞——她并不出席宴会。
她的突然出现，无非是向即将离开北京飞往杭州的尼克松夫妇，显示一下她的存在——她是毛泽东夫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
韩素音婉拒为江青立传
江青是怀着嫉恨之情，离开了人民大会堂：美国的总统和夫人举行答谢宴会，她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怎么可以被排除在宴会之外？
她不满周恩来。
她见到尼克松夫人，也使她感慨万千。因为尼克松夫人仅仅是“第一夫人”而已，并没有她那样具有“政治局委员”、“第四号人物”那么显赫的职务，可是，尼克松夫人却随丈夫周游世界，频频出现于电视屏幕上，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对于江青来说，她只具有中国知名度。就国际知名度而言，她无法跟尼克松夫人匹敌。
她早就注意到国际知名度的重要，企望着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
江青常常摹仿毛泽东。她跟毛泽东结合之后，就连写字也学“毛体”，以至一九八三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的一份毛泽东手迹，经笔迹专家指出那出自江青之手，这才取了下来！江青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好在种种文件上写“批示”，那语气、那字体，也照搬毛泽东的样子。
当然，江青也注意毛泽东的种种工作方法、谋略，暗中摹仿着。
她曾细细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知道，一九三六年斯诺前来陕北保安对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之后，写出《西行漫记》（英文版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为毛泽东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国际知名度。
一九七○年十二月，斯诺再度访华，毛泽东又与他长谈。虽说此时的毛泽东早已名震世界，但他通过斯诺，把他的许多新的思索告诉了西方众多的读者。
她知道记者、作家手中的笔的影响力。她知道“无冕皇帝”的无比威力。
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
最初，江青选择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
韩素音当然是很合适的人选。她比江青小三岁，一九一七年中秋节出生在中国河南省南部信阳周家谷、父亲是中国铁道工程师，名叫周映彤；母亲却是比利时人，叫玛格丽特。这个混血女婴，被取名为周光瑚，又名周月宾。
周光瑚最初学医。偶然，她对写作发生了兴趣。一九四二年初，她在美出版了题为《目的地重庆》的小说，署名“Hansuyin”，亦即“韩素音”。那是她的笔名。“素音”，也就是小而平凡的声音。后来，她竟齐医从文，以写作为业，也就以笔名“韩素音”知名。
韩素音加入了英国籍，她是以英文写作的，她的作品在西方具有相当的影响。然而，她又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何况她对中国革命相当了解，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她跟中国当局有着良好的关系。
正因为这样，江青看中了韩素音。
不过，江青自己不便于直说，她让张春桥向韩素音转达了为她写传的意思。
韩素音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二日，韩素音和笔者在北京饭店的谈话。）
在一九七一年夏天，江青请我和我的丈夫陆文星以及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和罗丽丹吃饭。
那天，在一开始，我就得罪了江青。她问我有多高，我说不上来，就说不知道。其实，我真的说不上我有多高。江青显得很不高兴，就只顾跟伊文思说话了。
这时候，张春桥过来了，他跟我谈起了江青。他说，江青的一生很了不起，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又讲，听说你对样板戏很喜欢，样板戏就是在江青领导下搞出来的……
不错。当时我看过几个样板戏，确实说过一些赞扬的话。不过，张春桥却借这个做由头，暗示我为江青写传——江青自己不说，叫张春桥跟我说。
当然，我不能干干脆脆地说，我不写。我只好转了个弯，说自己很忙，一下子恐怕顾不上，推掉了。其实，张春桥的意思，就是江青的意思。江青听说以后十年了！
江青找错了人！韩素音跟周恩来有着深厚的友谊。韩素音跟周恩来的助手龚澎（乔冠华夫人）是燕京大学同学。借助于龚澎的介绍，韩素音得以在一九五六年五月访问新中国，荣幸地一次又一次会晤周恩来总理，前后进行了八次长谈。
尽管那时江青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韩素音还是婉拒了为她立传——因为韩素音知道，中国老百姓对江青没有好印象，虽说她当时对江青的认识并不那么深刻。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江青的那些阴谋勾当。我庆幸没有去当她的‘斯诺’。”韩素音对笔者说，“我最崇敬的人是周恩来总理。正因为这样，我花费多年时间，在最近完成了《周恩来传》。”
江青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江青仍在继续物色、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随着历史性的文件——《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款款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
内中有一位三十四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在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古代史以及日本历史。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直至一九七八年，她才升任正教授。她的丈夫叫恩特洛？纳森，也研究东亚问题。
维特克此行，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她学过中文，虽说并不精通，但她对中国的现代史还是了解的。她要求会见中国妇女领袖，作些采访。
那时，中美之间的大门，才打开一条缝，来华的美国客人很少。另外，正处于“文革”之中的中国人，听说维特克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也就把她划入了“友好人士”的行列。维特克的请求，得到了批准。邓颖超、康克清接见了她，回答了她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些问题。
在访问了邓颖超、康克清之后，维特克又要求访问江青。
中国的有关接待部门考虑：邓颖超早在一九二七年便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解放后担任了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三届副主席；康克清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常委、副主席。她俩都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领导人，由她俩接待维特克是恰当的。可是，江青并没有跟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有多大瓜葛，由她出面接待维特克并不合适。当然，更使外事部门担心的是，江青那么任性，说起话来没这没拦，吹起牛来没完没了，所以外事部门极少安排她接待外宾。
不过，维特克的要求，又不能不向江青通报。不然，如果事后江青知道，追究起来，谁也受不了。
于是，维特克的报告，被呈送到周恩来那里。
此事理所当然使周恩来为难：不同意让她见江青吧，江青会不高兴；让她见江青吧，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
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当时，江青正准备去外地休养，她见了周恩来的批示，又看了关于维特克的简介。她觉得才三十四岁的维特克，资历太嫩了点——“不过，斯诺当年去延安，也只这样的年龄。”江青曾如此说。
于是，她打电话给姚文元，约定翌日——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下午，一起会见维特克女士。
《红都女皇》畅销于西方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那时几乎成了江青的专用厅。
当穿着一身连衣裙，显得年轻又漂亮的维特克，跟江青紧紧握手之后，寒暄不过几句而已。
江青说：“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你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我热烈地欢迎你！”
维特克说：“江青夫人，我见到您非常荣幸！今天，是我来到中国后最为高兴的一天！”
双方几乎一拍即合：江青正在物色着自己的“斯诺”，恰恰在这个时候，维特克出现了；维特克来中国了解现代妇女运动，所获甚少，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热烈的握手，表明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
后来，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这样报导：
“江青和维特克女士第一次见面后，维特克女士就认为江青想确立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所以两人‘合写一本书的意念’，马上形成了。”
据当时在场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回忆，江青跟维持克见面之后，便这样说道：
“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
“我谈的都可以发表。”
“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
“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可以跟你谈。”
江青的态度如此明确，当然使维特克深为喜悦。
尽管周恩来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江青不予理睬，第一次跟维特克见面，就谈了六个小时……
既然一个愿意谈，一个愿意写，谈六个小时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合写一本书的意念”既已明确，江青就要跟自己的“斯诺”长谈。江青要飞往广州休养，她要把维特克也接往那里。
周恩来得知，加以劝阻。他通过外交部接待人员向江青传达：“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
江青大为不悦，说道：“我的事，用不着你们管！”
维特克后来曾回忆说：“跟江青共同度过的一个星期，那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注：一九八八年第九期《新观察》，《〈红都女皇〉作者维特克女士访问记》）
维特克所说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是指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曾奉命于一九七二年八月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