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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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写出政治报告，装入牛皮纸口袋，密封，写上“即呈毛主席”。可是，这牛皮纸口袋很快从毛泽东那里退回来，上面写着毛泽东字迹“退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陈伯达细细一看，那牛皮纸口袋竟未拆过！
陈伯达大哭一场，因为毛泽东对他的稿子连看都不看，就原封不动退回去了！
毛泽东采用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这下子，陈伯达作为“大秀才”、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威风扫地！
陈伯达扳着面孔，步入中共“九大”会场。他以为，这一回彻底完蛋了！
不料，毛泽东仍给他“面子”，他仍被选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号椅子上。
不过，经过中共“九大”前的那一番围绕政治报告起草权的角斗，陈伯达跟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闹翻了，闹僵了。
陈伯达是一个有野心而无原则的人。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他总是附庸于别人。他的擅长，是手中的那支笔，而他却缺乏组织能力。“中央文革”既然吵翻了，散伙了，他不能不另找新的伙伴。林彪正野心勃勃，雄踞于中国政坛。他改换门庭，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呢，手下尽是“武将”，正缺乏“大秀才”。双方的政治利益，决定了陈伯达倒向林彪——虽说在历史上，陈伯达跟林彪并没有什么渊源。
在庐山浓雾遮掩下的搏斗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诗《题西林壁》，流传千古，形象地勾画了多雾的庐山。
不识真面目的庐山，在中国当代史上两度成为中共党内大搏斗的所在：一回是在一九五九年炎夏，那批判“海瑞”——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曾震撼着华夏大地；另一回，则在一九七○年酷暑，又一次庐山会议召开了。
庐山多雾。尤其是夏日清晨，群峰被雾海所淹没，庐山成了“牛乳世界”。
就在雾浓如粥的清早，常有一辆轿车从“芦林一号”缓缓驶出。车前，有两位战士手执马灯开道，轿车跟随着马灯徐徐向前，其速度比往常步行还慢。如此这般，当轿车驶抵脂红路一七五号，常常要花一个来小时——按正常车速行驶的话，用不了十分钟就到了！
车上坐着脸色倦怠的毛泽东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在庐山召开。激烈的斗争正在进行。
①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采访于成都。
毛泽东公开的办公地点在芦林一号。那里不仅有宽大的办公桌，而且有为他特制的宽大的木板床，似乎表明他睡在那里。
其实，他的真正的住宿处是脂红路一七五号。那是美国亚细亚银行在一九二○年建造的一幢别墅，面积为六百六十四平方米。一九二四年，转到美国托克博士手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先行上山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选中了这幢僻静宽敞的房子，作为毛泽东住房。
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夜晚工作的习惯。形势是那样的严峻。自以为羽毛已丰、急于抢班夺权的林彪，串通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向毛泽东发动进攻。毛泽东通宵在芦林一号找人谈话，一个个做工作。拂晓，当毛泽东结束了工作，准备从芦林一号返回脂红路一七五号休息时，扑面而来的浓雾使他的轿车行路艰难，何况庐山的公路往往一侧是悬崖，稍一疏忽便会出现险情。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词安排警卫战士手执马灯在车前开道……
这一回，江青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堂而皇之出席了庐山会议。上一回，她是在听说贺子珍上山之后，才急急地以家属的身份上了庐山。②
②据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的回忆。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至三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
庐山上的新斗争，是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展开。可是，这场斗争被罩上了浓雾，叫人难识真面目。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议题，是关于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围绕宪法的修改，两个问题一时成为毛、林交锋的焦点：
一是在刘少奇死后，还要不要继续设国家主席？
二是在修改宪法时，要不要在前言中写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这原是《毛主席语录》林彪所写《再版前言》中的一段“名言”。
看似平常的两个问题，潜伏着幕后不平常的争斗：
毛泽东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因为他已看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以求形成“两个主席”的格局；林彪力主设国家主席，明明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却偏要说成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否认自己是“天才”，林彪坚持毛泽东是“天才”——世上有无天才，原本是可以平心讨论的理论问题，可是在庐山上却成了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
尤为微妙的是，毛林之争在幕后，而公开爆发于会场却是两位“秀才”之争！
毛派“秀才”乃是张春桥，林派“秀才”则是陈伯达。两位“秀才”围绕宪法的修改，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论战。
张春桥依据来自江青的指令，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反对在宪法前言中写上“天才”之类字眼。
林彪把张春桥定为“陆定一式人物”，要陈伯达以及“五虎大将”——黄、吴、叶、李、邱，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
于是，在会上，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从“理论”上阐述了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关于天才的论述。吴、叶、李、邱则接着起哄，攻击张春桥“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一时间，张春桥成了“靶子”。
就在林彪指挥陈伯达等猛攻张春桥之后，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以陈伯达为“靶子”，猛烈反击。毛泽东写道：
“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毛泽东称陈伯达是“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
毛泽东一言九鼎。他的《我的一点意见》，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陈伯达的死刑。尽管陈伯达曾以“马列主义理论家”在中国政界享誉多年，此时如同泥足巨人，毛泽东一戳即倒。
陈伯达彻底垮台了！江青为之欢欣鼓舞，因为她早在中共“九大”之前，就要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打倒陈伯达。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当面批评了他一顿，并嘱他“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
陈伯达当然遵命照办。所谓“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亦即“中央文革”那班人。
陈伯达去看江青，江青连声说：“稀客！稀客！”
“稀客”两字表明，这位“中央文革”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之间，已经许久没有来往了！
江青带陈伯达进入康生的房间，张春桥、姚文元正在那里。
于是，“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这次聚会，陈伯达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当年的“伙伴们”对他的尖锐批判。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他只记得江青开头讲的一句话：“你们借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副主席……”
从此，“中央文革”散伙了。组长陈伯达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
一九七○年十一月六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管辖工、青、妇中央～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康生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便称病不出，李德生后来调往沈阳军区。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是以江青为组长，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为组员。江青掌握了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称陈伯达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此后，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又转发毛泽东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于是，先是全党，然后是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陈伯达遭到了“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峻岭”为林彪拍摄了《孜孜不倦》
随着公开亮出“批陈整风”的旗号，庐山上的云雾算是散去了一部分。
可是云雾并未全部散去，林彪仍处于云绕雾障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过：“这一回保护林副主席。”虽说他明知林彪是陈伯达的主子，还是给林彪留了“面子”。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把批判陈伯达说成是“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此这般，也就拉了林彪一把。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七○年九月六日发布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上，仿佛庐山风平浪静似的，声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公报还发出响亮的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在庐山倘若跟林彪闹翻，为时尚太早——中共“九大”结束才一年多，那写在中共党章上的关于林彪为接班人的一句墨迹未干。然而，打倒了陈伯达，清楚地意味着林彪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随着陈伯达的倒台，康生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四号人物。江青同样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
“批陈整风”运动一步步深入，触及到了林彪手下的五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
林彪暗中磨刀。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在上海制定了政变计划，亦即《“571”工程纪要》。所谓“571”，亦即“武装起义”的谐音。
中国的政局，剑拔弩张。一场政变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就在这极不平常的时刻，发生了一桩极不平常的事情。那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八月一日出版》。消息说：
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那幅“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是空前的，因为林彪通常总是戴着军帽，这幅照片却是免冠的，显眼地暴露出那光光的秃头。这表明摄影者绝非普通的摄影师，足以叫林彪取下那顶长年不离的帽子。
照片题名《孜孜不倦》，摄影者的名字却是陌生的，曰“峻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