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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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使天平朝江青倾斜：江青崛起而为“中央首长”，王光美则随刘少奇的垮台而一落千丈。
江青，终于借助红卫兵的恶作剧，使王光美第一次受到凌辱。这样的恶作剧，在中共党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项链事件”前前后后
恶作剧开了个恶例。在所谓“智擒王光美”后几天，一月十二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了刘少奇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满大字报，而且召开了第一次对刘少奇的批斗会！
毛泽东风闻此事，在翌日——一月十三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刘少奇。
一见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一听，明白毛泽东被蒙在鼓里，解释道：“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坐定之后，刘少奇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提出：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如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的《机械人》。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
谈毕，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道：“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回家，面带喜色，因为毛泽东对他很客气，并没有彻底打倒他的意思。
刘少奇才高兴了两天，受江青、戚本禹唆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造反派，又冲进刘少奇家中，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一张桌子上接受批斗！
刘少奇的电话线也给扯断了。从此，刘少奇失去了和毛泽东、周恩来的电话联系。
四月一日，对于刘少奇是难忘的。这天，各报都刊载了戚本禹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指责刘少奇“假反帝、真投降”、“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美化资产阶级”、“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文章，是姚文元那长注的继续，更是江青当年“初出茅庐”，头一回批判影片《清宫秘史》的继续。
刘少奇看了报纸，忿忿地说：
“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引者注：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然而，戚本禹的文章，在全国煽起了批判刘少奇的狂潮。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刷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标语。
这个狂潮的第一个浪头，朝王光美扑去！
四月八日，王光美接到通知，去清华大学作检查。
四月十日，在江青、陈伯达的支持下，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且不提批斗会上那荒唐的种种批判，王光美在万国睽睽下，最为招人注意的是被红卫兵戴上一长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
这起因，是因为王光美在随刘少奇访问缅甸时，在晚宴上，戴了一条金项链。戴根金项链，本是不足大惊小怪的，何况那是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赠送的，王光美戴上它也是表示礼貌。
江青在看电视新闻时，居然注意到王光美脖子上细小的项链。她大为不悦，因为她在王光美出国时关照过：“依我看，有时不戴首饰效果反而好。你穿一身黑丝绒，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显得别致、出众！”她，仿佛把王光美当成她的“样板戏”中的演员似的，连戴不戴首饰都作了“规定”！
当她见到王光美违反了她的“规定”，就记在了心中。这本是芝麻绿豆之类小事，她在接见红卫兵的领袖们时却说：“王光美出国访问时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我本来不让她戴，她也答应我不戴了。后来，在看电视时，我却见她戴了项链！”
幕后导演的几句话，便使红卫兵们想出主意：给王光美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对她进行羞辱！
“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
光是侮辱人格、丑化形象、败坏名声，江青还觉得远远不够，她要量王光美于死地！
江青要对王光美进行政治审查，建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属中央专案组领导。
据王力回忆：“中央专案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对常委、实际上是对主席负责。江青宣布改组专案组时，除王力一人外，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参加专案组，还加上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小平同志被打倒以后，是康生抓的。中间空了一段，汪东兴实际抓。江青说：‘康老（引者注：指康生）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我要直接抓，戚本禹当我的秘书，具体工作由谢富治、汪东兴负责。’江青多次强调：‘专案组我要抓，我直接对毛主席负责。’”
王力还回忆：“江青要康生向主席建议请示建立刘（少奇）案、邓（小平）案，陶（铸）案。主席说，不能立，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常委，不好立。回去后，康生告诉我，说江青在专案组中说：‘不能立，也要立，那就都放到彭（真）案里头一起整。’”
就这样，江青还是设立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虽说是“混”在彭案之中。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由“地下”转为公开。
关于江青负责刘少奇、王光美专案一事，一九八○年十二月三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审问江青时，记录如下：①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审判员审问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制指挥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江青答：“我是分工在这个专案组里。”
法庭宣读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报告上的批语：“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法庭还宣读了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兼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益的证言：“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引者注：应为六月）刘少奇、王光美的专案组刚成立时，康生、谢富治在中南海西楼一次专案组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刘、王专案组由江青负责，其领导成员还有谢富治、戚本禹等。康生虽没有列为该专案组领导成员，但他是直接插手这个专案的，经常出谋划策。”
法庭两次播放了江青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讲话录音。其中有江青说：“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剐，万刀割……”
被告人江青听了播放的录音后说：“没有什么要说的。这是我对艺术家们谈别的问题，大概插了这么一段。”
江青“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从王光美下手。她要从王光美那里打开缺口，进而彻底打倒刘少奇。
江青加给王光美的罪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个美国特务！战略特务！战略情报特务！”
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过，要“求证”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大特务”，毕竟还不那么容易。
荒唐的岁月，用荒唐的逻辑，编织着荒唐的故事：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一九四六年“打入”了北平军事调查处执行部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此后又嫁给了刘少奇，“埋伏”在中共核心圈之中，“窃取”最为重要的“战略情报”……
为了“证实”如此荒唐的故事，就从王光美当年求学的辅仁大学下手了……
王光美被打成“战略情报大特务”
王光美的母校辅仁大学，原本是意大利罗马教廷在中国开办的辅仁社，建校于一九二五年。辅仁社是大学预科，后来改为辅仁大学，开设文、理、教育二院。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部队驻扎在北平庆王府，对面便是辅仁大学。那时，辅仁大学里确实有特务，他们发出的关于高炮部队的情报被截获了。
辅仁大学在一九五○年被接管，不久并入其他学校。这所在北京一度颇有名气的大学，也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至后来已很少有人知道辅仁大学。
审查王光美，使辅仁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热点”。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祥和妻子袁绍英突然遭到拘捕，其原因是杨承柞原是辅仁大学教授，跟王光美有点瓜葛。
拘捕杨承祚夫妇是“先斩后奏”的。拘捕之后，“王光美专案组”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向戚本禹、江青递交了报告。
戚本禹在七月十九日批：“此事重要，应送江青同志批准执行。”
同日，江青批：“照办。”
同日，戚本禹又批：“立即执行。”
于是，杨承祥夫妇成了重要案犯，受到“王光美专案组”的反复审问。
杨承祚夫妇是怎么忽地遭捕？内中的瓜葛，不过是如此而已：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跟杨承柞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也就常去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空工业研究。在“王光美专案组”的眼里，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航空工业即“军工工业”，在美国从事“军工”研究那就很可能是“美国特务”。倘若袁绍文是“美国特务”，杨承柞夫妇理所当然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可能是前去“交换情报”，加入了“美国特务组织”！何况，在辅仁大学发生过特务情报案。
依据这般荒唐的推理，杨承祥夫妇成了“要犯”！
杨承祥教授患有心脏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入狱后，日夜受到折磨。后来，在审判江青时，特别法庭曾出示原“王光美专案组”工作人员周耀澄一九六七年十二且十六日听中央专案组华蕴山传达江青指示的原始笔记：
“江青同志对我们管的三个犯人都作了指示。杨承柞问题，我们提到做脑血流图，江青同志不让。江青同志讲，一方面要治疗，一方面要突击审讯，把我们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江青同志讲，杨是重要案犯，一定要抓紧，一定要加强，要突出重点。”
周耀澄一九八○年十二月五日出庭作证，说了以下证词：
“通过审查杨承柞、袁绍英，来证实王光美同志所谓的美国特务问题，是为了说明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打入我们党中决，与刘少奇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