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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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
她在北京看戏，在上海看戏，在杭州看戏。据“文革”中“红卫兵”所印的《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说，江青在六十年代初的几年里“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得出结论“目前剧目混乱，毒草丛生”。
说江青“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未免夸大其词。不过，她进行“文化疗养”，确实看了不少戏。一九六二年三月，她在杭州养病：像《虹霓关》、《大五花洞》这样的戏都点看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在北京看了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她以特殊的政治嗅觉，嗅出此剧的“严重政治错误”——三年后批判此剧，成了“文革”的序幕，此是后话。
“体育疗养”、“文化疗养”果真奏效，江青经再三检查，癌症的警报解除。她舒了一口气，筹划着从后台走向前台，继续着她五十年代批电影《清宫秘史》、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那番未了的“宏业”。
跟王光美比高低
正在这时，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使江青颇为嫉妒。
王光美比江青小七岁，硕士生，英语纯熟，文化素养比江青高得多。笔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七日采访王光美时，她正在读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所赠英文原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王光美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字槐青，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回国后在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任工商司长，还曾出使英国、美国。
王槐青曾两度丧妻，有过三次婚姻，三位夫人生下十一个子女：前两位夫人生三子，即长子王光德，次子王光倚，三子王光超。王槐青第二次续弦，夫人名叫董洁如，她生下八个子女，即王光杰、王光复、王光英、王光美、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内中王光英，在王槐青出使英国时出生，王光美则在王槐青出使美国时出生。
王家子女中，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结识了中共党员姚依林（即现今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者之一，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受姚依林影响，王光杰投身于“一二？九”运动。一九三八年五月，王光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姚依林在一九三六年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一九三八年九月，姚依林安排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秘密地下机关，设置电台。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共党员，和王光杰装扮成夫妻，住在那里。这位女党员名叫王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加入中共，比王光杰还早。
不料，弄假成真，这对假夫妻朝夕相处，产生爱慕之情。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他俩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结婚。这么一来，在王槐青子女婿媳之中，有了两位中共党员。
王光杰和王新在家中产生影响，使王光超、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都倾向中共，有的参加了中共地下工作。在王槐青子女之中，也有倒向国民党的，如王光复报考了国民党空军航校。
王光美考入辅仁大学。一九四五年，她在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获科学硕士学位。经王光杰、王新介绍，崔月犁结识了王光美。崔月犁是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后来在一九八二年四月至一九八七年三月任卫生部部长）。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国政府派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以“公正”的面目出现，“居中”调解国共军事冲突。
于是，在重庆成立了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即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不久，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代表邓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和美国代表饶伯森。军事调处执行部需要翻译，经中共北平市委刘仁指示，崔月犁通知王光美，调她去那里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虽然这时王光美尚不是中共党员）。
一九四六年八月，马歇尔的“调处”宣告失败。王光美赴延安。
一九四八年，王光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和刘少奇结婚。对于刘少奇来说，这是他的第五次婚姻：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何宝珍，生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诺两子一女；第二个妻子谢非没有留下子女；第三个妻子王前，生刘涛、刘九真一女一子；第四个妻子王建，结婚半年便离婚；第五个妻子便是王光美。
内中，刘少奇的第三位妻子王前离婚后，跟聂真结婚。聂真之妹，即聂元梓，“文革”中的“明星”，江青手下的“大将”，此是后话。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后，翌年生刘平平，此后又生刘源源、刘亭亭和刘小小（即刘潇潇）。王光美性格温和，不像江青那样倔烈，她善于使这个由多位母亲生育的多子女（同父异母）的家庭和谐幸福，视刘少奇几位前妻所生子女如同己生。
解放后，王光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
王光美不如江青之处，是她的入党时间晚了十五年，论革命资历比江青差。
然而，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当印尼总统苏加诺挽着夫人的粉臂款款步下舷梯，踏上北京机场时，作为外交礼节，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和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翌日，又登载了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着《人民日报》，怒火中烧。她，作为“第一夫人”，从未在《人民日报》上露过面。她极力要求“战胜”王光美。
终于，她得到毛泽东的允许，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会见贵宾——苏加诺总统和夫人。这样，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妇的照片，醒目地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众多的中国读者，头一次从《人民日报》见到了江青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一个重要的讯号：江青从幕后走到了前台，“约法三章”对于她的约束力即将失去！
康生开创“索隐式”批判恶例
就在江青要跟王光美一比高低的那些日子里，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正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国这艘庞大的航船，在向“左”偏航。
就在这次中共中央全会前夕，工人出版社忽然接到通知，要求赶印六百册小说《刘志丹》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
会上，不仅散发了小说《刘志丹》，还印发了两封信——那是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在一九六二年写给周扬的两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批评上将、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
毛泽东在会上，说了一段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制造舆论，无产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这样。”
毛泽东所说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指的便是小说《刘志丹》。
虽说对小说《刘志丹》作了“宣判”的是毛泽东，而制造这起文坛冤案的幕后策划者则是康生。
刘志丹，著名的红军将领，红军第二十六军军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之一。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率红军长征到了哈达铺。从国民党报纸上见到刘志丹红军在陕北活动的消息，遂决定进军陕北，以陕北作为根据地。
刘志丹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阵亡于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此后，刘志丹一直被作为革命先烈纪念。
一九五六年，北京的工人出版社要出版一批革命烈士传记，内中有一本《刘志丹》，约请李建彤写。
李建彤确实是很合适的作者，因为她是刘志丹的弟媳，很熟悉刘志丹的事迹。她的丈夫刘景范当年担任陕甘军委主席，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
经过两年的准备，李建彤在一九五八年开始写《刘志丹》。写了一稿又一稿，写至第六稿才得以出版。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四日，《工人日报》还连载了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第二卷第一部分。
本来，刘志丹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经战死，年仅三十三岁，关于他的小说不会有什么麻烦。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刘志丹》问世之后，有人向康生报告：“小说字里行间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这下子，使问题复杂化了。
高岗，曾参与陕甘边区的创建，曾任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一九三六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此后，一九五四年二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和饶漱石遭到批判，被认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同年八月，高岗自杀身亡。
小说《刘志丹》中的“罗炎”，被说成是高岗。康生抓住了这一点，一下子就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
康生把这一“严重情况”向毛泽东反映。正在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毛泽东，把这一“严重情况”视为“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于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了那么一番话。
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于是，小说《刘志丹》被定为“反党小说”。
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
此案不断升级。
刘景范被打成“反革命”。
审看过《刘志丹》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消职务，“下放”到洛阳一家工厂劳动。
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也遭到牵连，也被撤职，以至入狱……
此案直至经历了十七个年头之后，在一九七九年八月，经邓小平批示，中共中央发出一九七九年第五十三号文件，才终于得以平反。
文件认为，《刘志丹》是一部较好的革命文艺作品，小说的主题思想和基本政治倾向是好的，有意义的，《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写作是正当的，没有什么阴谋，也没有什么“秘密反党集团”。在写作过程中接触的人，全是工作关系，不是什么“反党”关系。
文件批驳了康生，也批评了阎红彦，指出康生强加给这部小说的罪名，是制造了理论上、思想上的混乱。
文件特别指出，小说中的罗炎，并不是高岗。《刘志丹》是一部小说，不是党史，应该允许作者有运用典型化方法塑造人物的自由，而不能用索隐式的方法硬把小说人物同真人等同起来。这种索隐式的批判方法，应当铲除。
文件还认为，应当实事求是的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评价一切人的功过是非。不能割断历史——因此，小说中即使采用了高岗在陕甘时期的某些材料，也不应定为“为高岗翻案”。
所谓“索隐”，亦即附会，亦即影射。把小说《刘志丹》索隐成是“为高岗翻案”开了一个恶例。
此事给了江青莫大的鼓舞。此后，她运用康生的“索隐式”手法，把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成“为彭德怀翻案”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江青意识到形势对她颇为有利，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约见了齐燕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