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全景纪实-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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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卖国者（1）
　　我们将西方暂放一边，回过头来看看东方战场。
　　日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攻占了武汉，但并没有消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从而使战争出现了长期化的形势。这一形势给日本法西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深感财力、兵力严重不足。国内人民的反战情绪和外交上越来越孤立的处境，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检讨对华策略”，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修改了对华策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1938年11月3日，日本近卫首相借攻占武汉的机会，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明确表示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他还假惺惺地表示，说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并期望与中国政府合作，来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野心和争夺”。并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这就是所谓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
　　这一声明一发布，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严正驳斥。蒋介石也对日方要求“更换人事组织”，迫使他下台感到愤怒，并于11月13日重申“继续抗战”。可是，有一个人听到此声明非常欣慰，他就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精卫是他的号。汪精卫在孩提时代，长得眉清目秀，且又聪明好学，谦恭顺从，很受父母喜爱。他的父亲望子成龙心切，在汪精卫5岁时，就让他入家塾读书识字。14岁时，他父母双亡，只好跟随他的嫡长兄生活。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动荡和变革时期。汪精卫毅然走上了反清斗争的革命道路。
　　1904年9月，汪精卫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他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1905年在东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并被选为评议部部长。随后，他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上多次以“精卫”的笔名撰文，宣传革命。由于其文笔犀利，论证严谨，博得了广大革命者的称赞，也获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后来，孙中山临终时给国民党的遗嘱就是由他笔录的。
　　1910年3月，他因企图谋杀清朝摄政王载沣，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狱中，他终日披卷吟咏，宣传革命，表达了他义无反顾、杀身成仁的豪情壮志。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作为政治犯的汪精卫获释。紧接着，南北议和之说风起，汪精卫转眼身价倍增，成了推进南北议和的要人。后追随孙中山与封建军阀进行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斗争，从而成为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
　　北伐战争时期，他公开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作为革命先驱者之一，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又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可以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1927年春，正当北伐军胜利北上之际，他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扼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实现了“蒋汪合流”。
　　1932年初，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主持政务，应付对日外交。蒋介石则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军事，负责剿共。当时汪精卫十分期望领袖的斗篷会落到他的身上。不过与擅于权术的蒋介石相比，他相形见绌。他决心用和平的方式击败他的政治对手。
　　汪精卫上台后，立刻面临着对日外交的棘手问题。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从中捞到政治资本，他一方面强调抗日，另一方面又说日本是个强邻，我们千万不可与之对抗，应该尽可能地忍耐、让步。
　　1932年2月，正当蔡廷锴率19路军与日军激战处于劣势，急待增援之际，蒋介石却与汪精卫协商，准备对日妥协。5月5日，汪精卫亲自批准了上台后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5月，汪精卫又指使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代表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5月，汪精卫和蒋介石又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
　　短短的两年工夫，汪蒋合作政府就签订了一系列的卖国协定，出卖了华北、东北的主权。
　　汪精卫的媚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蒋介石为了谋求与日本妥协，虽然也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对日政策，但他更多的是想依靠英美两国。随着英美两国对日的态度强硬起来，蒋介石趁机将国民政府对日屈辱外交的责任全部推在汪精卫身上。同时，蒋介石派出人员散布谣言，说蒋介石是坚决主张抗日的，汪精卫是主张投降的，中国之所以弄到这个地步，全是汪精卫干的“好事”。
　　面对蒋介石的进攻，汪精卫深深感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已十分不利。就在汪精卫极力要求辞职之时，差一点命归黄泉。
　　1935年11月1日，南京丁家桥，国民党正在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全体中央委员聚集在第一会议厅门前留影。汪精卫站在第一排的中间，蒋介石因事未到场。照相完毕，各位委员正谈笑风生簇拥着汪精卫向会议厅走去，忽然一个人从记者群中跳出，迅速举起左轮手枪向汪精卫连射三枪，枪枪命中。一枪射入汪的左臂，一枪中左颊，第三枪则击入背部。汪精卫当即中弹倒下。在场的警卫迅速还击，将刺客击伤捕获。刺客两天后死于医院。经后来调查，刺客名叫孙凤鸣，原是蔡廷锴手下的一名排长。因不满蒋汪政权的对外政策，以晨光通讯社采访员的身份潜入会场，本打算谋杀蒋介石，因老蒋未参加拍照，即以汪精卫作为了替代。
　　10。卖国者（2）
　　汪精卫受伤后立即被送到南京中央医院，由德国医生诺尔亲自主刀，将其左颊的子弹取了出来。可是留在脊背里的子弹未能取出。后来，这位大汉奸正是死于这颗子弹。
　　不走运的是，汪派重要人物之一、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却在12月5日遇刺身亡。
　　随后，国民党召开五届一中全会，党的委员会解除了汪精卫的行政院长职务，只任他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这个没有实权的职务。
　　汪精卫感到大权已失，又怕再度遭到刺杀，于是忿忿地带着枪伤从上海乘“爱斯妇仑”号轮船前往欧洲疗养。
　　1936年12月，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群龙无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好要汪精卫回国主政。
　　汪精卫接到电报，感慨万千。他认为，这是自己再次上台的大好时机。于是，他立即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启程回国。一路上，他踌躇满志，得意洋洋，以为可以东山再起了。可是汪精卫的得意不过是一场春梦。当汪精卫于1937年1月14日到达上海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蒋介石已答应联共抗日。他非常懊恼。18日，他不顾宿疾未愈、旅途劳顿，匆匆赶到南京，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纪念周”上，大声叫嚷：“现在有人提议要和共产党合作，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愤怒！比上次在大门口打我三枪时，还要刺激得多。不反共是违反已定国策的，不反共是违反世界潮流的。”
　　这时，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武力侵略。7月30日，日军占领平津，8月13日，又对上海发动大举进攻，并公开宣布，“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
　　可是，战争的进程并不像日本大本营所预料的那样。三个月时间已到，日军仍停在华北的大同、保定一线。为了避免长期陷入中国作战，早日实现对华占领，10月1日，日本政府内阁四相会议决定，采取政治、军事双渠道并进，一面继续派兵，力图武力解决，一面施放“和平”烟幕弹，向国民党政府展开诱降活动。
　　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如德国政府能出面调停，那是日本所欢迎的。”随后狄克逊请示柏林。第二天，德国外长麦根逊就电令驻华大使陶德曼把日本的意向转告蒋介石。
　　11月1日，广田弘毅会见狄克逊，提交了日本政府的议和条件，其中包括：
　　一、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相似的自治政府。
　　二、在华北建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
　　三、在上海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大的军事区等等。
　　广田声称，假如中国政府不接受这些条件，日本将继续作战，直至摧垮现政府。
　　11月5日，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转交了广田提出的条件。蒋介石一本正经地说：“对日方的条件，可以讨论并且觅取友好的谅解。”
　　由于蒋介石谢绝了陶德曼的调停，日本政府恼羞成怒。1938年1月11日，在天皇的出席下，日本政府召开了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根本方针》。其中规定：“如果中国方面不接受日本的条件请求媾和，日本今后就不把它作为谈判对手，将扶助建立中国新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而谋求消灭中国现中央政府。”会议同时决定，1月20日是中国方面回答日本政府提出和平条件的最后期限。1月15日，由天皇主持，再次召开了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会议从早九点一直开到晚上八点，就如何尽快解决中国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会议精神经内阁会议通过。1月16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
　　对于近卫声明，国民党迅速作出反应。18日，国民政府发表了《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声明》。表示“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
　　这一天，日本政府召回了驻华大使，中国也召回了驻日大使，随即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陶德曼调停宣告失败。
　　汪精卫则与蒋介石不同，他不满蒋在国民党内独揽大权，因而想通过促成中日“和谈”，换取日本人的支持，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搞垮蒋介石。
　　1938年2月，汪精卫在汉口设立了一个专门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的机关——“日本问题研究会”，并任命高宗武为主任。
　　高宗武，浙江温州人，生于1906年。从小留学日本，被人称为“日本通”。回国后，深受汪精卫赏识，被调入外交部工作，先后担任科长、代理司长。因1934年与日本人谈判有功，被任为亚洲司司长，负责与日谈判工作。
　　高宗武名为日本问题研究会主任，实则在为汪精卫寻觅打通日本的路线。1938年3月27日上午，在香港一家豪华的避暑旅馆——浅水湾旅馆十号房间，高宗武奉汪的指示与日本半官方的同盟通讯社中南总分局局长松本重治举行秘密谈判。
　　高宗武说：“当蒋总裁接到陶德曼送来的日方条件后，立即在南京召集高级将领进行了讨论，蒋总裁不过认为日本不可相信而已。如果贵国稍加忍耐，留给我们一点思考时间，那么，两国就是已经走到和平的大门口了。”
　　松本重治说：“近卫首相在日军攻下南京后，因为处于当时风靡一时的‘攻击中国的声浪’之中，才不得不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直至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上奏天皇。最后还是为‘扩大派’所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