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9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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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对奥政策，由于明显的原因，直到较晚的时期都不是重要的因素。
然而这里可以顺便提一下，大战之前有许多奥地利人逃往法国，1939 年，这些逃亡者中的大278 多数人已经投身于法国军队。许多人在让他何选择进拘留营或进外籍军团中服役时，都选择了后者，不料后来在法属摩洛哥给德国人关进了拘留营，然后由盟军把他们释放再度参加部队。作者本人认识的一些人，在他们最后回国之前的四年间都相继穿过法、美、英三国的军服。
在法国本上有一个奥地利民族阵线，它与受共产党人控制的自由奥地利运动有联系，述有奥地利解放协会和社会党等组织，都因民族阵线带有共产党色彩而拒绝与之联合，但它们与民族阵线一样，也同法国抵抗运动合作。在自由法国部队中确实组成过一支奥地利部队，那只是1945 年4 月25 日的事了。
莫斯科宣言发表前苏联的对奥政策，早在1941 年12 月艾登访问莫斯科时已有先兆了，艾登向丘吉尔汇报说，他首次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交谈时，斯大林就扼要叙述了他对战后欧洲和处理德国的计划，显然毫无保留地建议“把奥地利恢复为一个独立国”。此外，与此有关的是，1938 年纳粹吞并奥地利后。有三个著名的奥地利共产党人曾在苏联避难，他们是前共产党书记约翰·科普莱尼希，恩斯特·菲舍尔和弗朗茨·霍纳。菲舍尔后来在莫斯科电台向奥地利作定期广播，直到他在战争结束时归国为止。霍纳后来在南斯拉夫积极从事游击活动，成为奥地利游击队的领导人。共产党人的宣传，不论是在莫斯科电台的广播，还是在英国和别处的自由奥地利运动的宣传，其主题都是宣扬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阵线。在伦敦的若干非共产党组织曾提出恢复1929 年修改过的1920 年共和国宪法，作为奥地利战后政治结构的暂定基础，对此，共产党人在莫斯科会议前后均未加以反对。
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中，似乎很有理由指望1943 年三国代表在莫斯科坐下来讨论奥地利问题时，对于宣布279 一项总政策会不难达成协议。事实井非如此。在1955 年，可以得到的对当时发生的情况叙述最详的材料是美国代表团成员菲利普·E ·莫斯利的记载。他说，艾登、科德尔·赫尔和莫洛托夫三人在首次会谈中都同意发表一项关于奥地利的声明，鼓励奥地利人“为本身解放作出贡献”，并允许他们独立。这样一个声明的草案是事前在伦敦和华盛顿分别准备的，到莫斯科作了比较，英国人宁愿采用美国的文本。因此这一丈本就“借给”了英国人，由艾登在会上提出，其后提交由威廉·斯特朗爵土（联合王国）、詹姆斯·C ·邓恩（美国）和安德烈·维辛斯基（苏联）组成的起草委员会。
就在这时候，苏联的政策第一次显示出有了变动。在起草委员会的几次冗长的会议上，维辛斯基坚持要另加一条，断然地强使奥地利承担“政治上和物质上对战争的全部责任”。英国和美国代表立即予以反驳，他们认为这与三国已宣布的目标，即把奥地利当作侵略的受害者来对待，显然是前后矛盾的。他们争辩说，奥地利不仅在被德国并吞后不丙是一个国家，因而对1939年及以后希特勒的行动绝对不能负责，而且，提出“物质上的”责任，意味着奥地利要接受赔偿的要求。要求赔偿与公开声称希望重新确定奥地利的独立，两者几乎是互相抵触的。不管怎样，奥地利经济的全部资源只能补偿德国战争破坏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他们虽然抵制，维辛斯基还是固执己见。
最后英美两国代表作了这样一种程度的让步，把那条修改成“奥地利。。参加希特勒德国一方作战，应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这仍然是不幸的一句活。
实际上还不止是一句不幸的话。这种让步虽然是真心诚意地为了想象中的盟国团结的利益而作出的，但现在回顾起来，却铸成了大借，给战后处理奥地利问题经年累月不断带来纠纷，甚至在1955 年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后对其经济还继续产生破坏作用。
对另外一个问题，苏联也表示反对。莫洛托夫严峻地拒绝了艾登提出的关于允许欧洲小国联合起来的建议。这一建议无疑是反映了丘吉尔的“多瑙河联邦”的计划。280 如前所述，1941 年12 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对艾登第一次谈到战后的目标时，只是提到把奥地利恢复为一个独立国。1943 年苏联加进要奥地利承担责任的条款，乃是克里姆林宫业已增强自信心的一种尺度。1941 年冬，德国军队一直在敲着莫斯科的大门，苏联正处于时运最坏、声威最差的时候。有某种迹象可以设想，当时斯大林甚至相佰希特勒在其全部力量被摧毁之前可能会同盟国妥协。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对于西方盟国可能打算保存德国的实力用以对抗苏联的做法，自然要加以关注而采取对策了；而让奥地利独立就可以抵消西方盟国的这一企图。可是到了1943 年，苏联着着胜利，使战后前景完全改观。单纯救亡图存的问题不复存在了。德国的侵略狂澜已被堵住，而且已经逆转了。基辅解放在即。首先是纳粹侵略者给苏联本身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这就使赔偿损失成为苏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向一个刚恢复完全独立的国家索取赔偿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承担：“对战争的全部责任”，那就可以据理向其索取赔偿了。
莫斯科会议后三国外长发表的比较全面的公报被视为三国协调的新迹象，受到评论界的欢迎。在这一片赞扬声中，关于奥地利的宣言很自然地变得微不足道了。但是警告之声仍然可闻。12 月2 日，《泰晤士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一方面祝贺莫斯科会议不采取公开宣布对待具体国家的政策的做法，一方面指出关于奥地利的宣言使人一眼就看出它是“这一良好准则的例外”。《泰晤士报》认为，毫无疑问，奥地利人急切地等待着联合国家把他们从希特勒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但也毫无疑问，全体奥地利人将有决心也有力量使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存在于欧洲，它的政治组织，尤其是经济组织，与1919 年所建立的组织根本不同。《泰晤士报》说，这种政治和经济安全的需要在宣言中诚然得到了承认。但是，对整个欧洲的未来组织应该首先作出决定，然后才能对具体国家的前途作出明细的决定，而且决定的内容是受组织的性质制约的。这项原则运用于“奥地利问题具有特殊的说服力”。281 显而易见，丘吉尔在设计多瑙河国家联邦时就是从这同一观点出发的，史汀生在考虑奥地利的经济生存能力时也是从这同一观点出发的。
这一观点，在英国得到了其他方面的支持。但实际上，这种对于整个欧洲组织的关切，由于战后“铁幕”把东欧和欧洲其余部分隔绝开来而落得一场空。何况，麻烦的程度更甚于此。莫斯科宣言把一种模棱两可的成分引进了战后处理奥地利的计划，使奥地利永远不能摆脱。一方面，它是遭受“侵略之害”，应“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因此，按理应当受到与其他被德国占领过的国家如法兰西、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等国同样的待遇。另一方面它又是“参加希特勒德国一方作的，应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据此推理，它应受到与德国本身相同或相似的惩罚。英美两国代表当年在莫斯科所表示的疑虑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他们对于维辛斯基初稿的修改却并不十分成功。
的确，宣言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奥地利的地位未定；它承认奥地利是一个特殊情况。无可否认，许多奥地利人曾经在开始时欢迎过纳粹分子，其中一些人也的确热情地执行过纳粹的某些最令人厌恶的政策。但这绝不等于奥地利人正式或甚至普遍地赞成纳粹的整个政策或行动。说奥地利纳粹分子本质上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通敌者，或者比后者更应受到指摘，这也是不确实的。更进一步说，在希特勒进入奥地利的几个星期之内，行政机关的所有主要职位，以及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控制权，都由德国人接管了，就连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也被排斥。多半由于使用同一语言，希特勒在奥地利实行纳粹党的“划一政策”，比在其他地区既迅速而又彻底。到1939 年，奥地利己不再具有任何法定权利来表达其民族地位和国家主权了。在这种情况下，说奥地利因为参加了希特勒的战争而要承担责任，这是对事实的一种嘲弄。
然而，一部分与纳粹德国雷同的事物一经传入，不是282 马上就可消除的。战后对奥计划与战后对德计划有必然的联系，从而遇到随之而来的一切混乱和拖拉，此外还有一个不利条件，即同对德计划相比，对奥计划被认为微不足道，因而是不太紧迫的问题。
第二节 欧洲咨询委员会
1943 年10 月的莫斯科会议结束之时，曾决定在伦敦成立一个欧洲咨询委员会，以解决战后欧洲问题并向英、美、苏三国政府提供建议。但在论述三国政府审议奥地利问题之前，这里顺便扼要地谈一谈丘吉尔的“多瑙河联邦”计划的发展情况。虽然欧洲咨询委员会从未特别考虑过这一计划，但到1945 年2 月为止，实行这项计划的可能性并未最终丧失。
战后如何处理德国问题、在莫斯科已经作过一些讨论。11 月份在德黑兰，当罗斯福提出把德国一分为五时，丘吉尔建议将德国南部某几个州并入多瑙河联邦。这一建议之所以成为画饼，是因为斯大林表示反对，其态度之坚决与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反对时一样。这事搁置了一年。1944年10 月丘吉尔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又提出这个问题。这一次丘吉尔转告罗斯福说，斯大林与他先前的观点相反，将会“乐于看到维也纳成为包括奥地利、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在内的德国南部诸州联邦的首府”。但他不同意丘吉尔进一步提出把匈牙利也加进去的建议。
上述安排当然要取决于三国的正式认可，但并未立即遭到罗斯福的反对，他表示愿意在即将在雅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