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8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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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1942年英俄双方关于后来在同年5月26日签订的英苏条约进行谈判时，只是因为丘吉尔坚决不愿意在这个阶段作出任何影响波兰领土的让步，并且由于科德尔·赫尔和罗斯福发表强有力的声明，支持了这一立场，才使俄国人放弃了这一要求，即：在这项条约中应承认苏联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所获得的领土是苏联的一部分。1943年末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说，如果俄国得到哥尼斯堡这个不冻港，他将同意丘吉尔的建议，以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同时让波兰从德国那里取得一些土地，以补偿它东部领土的损失。当时暂行商定，东普鲁士（如已阐明的那样）和西里西亚的奥佩伦地区应属波兰，它的西部边界应该是奥得河。至于从奥得河向南的界线的走向问题则没有作出决定。罗斯福没有积极参与这些讨论。据悉他是赞成让波兰保有利沃夫和德罗霍贝奇和斯坦尼斯拉夫的油田的。这三处地方都在寇松线以东；但是也许还可以把寇松线解释为划在利沃夫和德罗霍贝奇以东，如果它在加里西亚地区被认为是按照1919年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所属波兰事务委员会所建议的“乙”线而不是“甲”线的话。当提到与波兰政府的关系问题时，莫洛托夫重又提出了他对波兰流亡政府、对索斯恩科夫斯基和国家军的指责；斯大林则提到，需要有一位波兰的巴锡基维，才能搞好关系。
　　第二节　红军在波兰
　　（一）1944年1月红军进入波兰
　　1943年末，当形势已很明显，红军即将越过1939年以前的波兰东部边界时，波兰人不得不考虑地下的国家军应该和俄国军事行动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他们过去一直殷切希望英美部队能首先进入波兰，并在他们的支持下由国家军发动武装起义。当俄国人将首先进入波兰已属无可怀疑时，波兰人只好勉强地开始按照新的情况调整他们的行动计划，可是他们调整的速度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1944年1月4日，波兰流亡政府接到报告说，红军已经越过“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边界进入沃林。第二天他们发表了一个照会，强调波兰历史上从没有出过吉斯林，强调地下组织所进行的活动以及波兰武装部队在盟国各地前线为共同事业所作的努力；鉴于这一切，波兰人在解放后理应得到公正的待遇。照会说，这种公正待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波兰有权建立独立自主的行政当局；并说波兰政府是“要对民族的命运负责的”，因而拥有“不可摧毁的”独立权利。他们因此期望苏联政府尊重这些权利，因为，他们说，波兰人是不会承认别人强加的解决办法的。尽管他们希望与俄国人达成协议，以便使波兰人的地下活动能与红军配合，他们还是在1943年10月27日指示地下组织，要国家军加强对德国人的抵抗，避免与红军发生冲突，并在波苏关系一旦得以恢复的条件下同苏联指挥官合作。
　　但是，波兰照会所提到的指示，只是索斯恩科夫斯基针对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于10月27日发出的命令的一部分。如果情势不宜发动西方援助下的总起义，国家军将在波兰德军后方加紧进行破坏活动和牵制性的攻击。这一行动的代号为“布尔扎”。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总理为恢复外交关系所作的努力能够成功，“布尔扎”将在与俄国人合作下进行。但如果两国仍然处于断交状态，“布尔扎”将独力进行，行政当局和武装部队将继续处于地下。
　　索斯恩科夫斯基是为答复博尔的请求而发出这些指示的，博尔曾要求澄清对前进中的俄国人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博尔说，尽管如此，他当时并没有执行他的总司令的指示，而且他在这方面是得到扬科夫斯基的支持的。博尔在1943年11月20日发出命令，执行关于“布尔扎”行动的建议，但他命令当地的指挥官公开自己的身分，并主动向红军当局联系。他命令他们避免与苏维埃游击队和红军发生冲突，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诉诸战斗，但应拒绝任何想把国家军部队编入红军的企图。博尔为他决定拒绝执行指示辩护说，既要对德国人作战又要继续处于地下，这是不可能的。他指出，这样做法只会证实苏联人对国家军所抱的怀疑，而且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国家军的领导人物是完全知道的。他对苏联“并不抱有任何幻想”。他知道他的士兵与“人民军”部队发生的摩擦意味着什么，他也知道俄国人正在采取步骤建立一个同他对立的波兰政府和军队，并要求人们接受寇松线。因此，当他命令他属下的指挥官暴露身分时，他必定知道俄国人会有什么反应（虽然他明确地说还没有看到有关俄国人态度的任何迹象）；但是他决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身上，认为它们是有能力保护国家军和地下政权的行政机构的，而伦敦的索斯恩科夫斯基却没有这种信心。
　　这时在波兰的政治活动并不限于国家军。波兰工人党（即波兰共产党）于12月间在华沙成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一事，在波兰地下组织的成员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因此波兰流亡政府接着就在1月9日决定扩大其“政治代表性”，把原来的四名主要政党代表扩大为“民族团结会议”的十五到十八名成员。1944年1月30日，苏联控制的科希丘什科电台宣布，组成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不仅有波兰工人党的成员，也有波兰农民党和波兰社会党的成员，这一宣布引起了坚决的否认，伦敦的波兰人于是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说成是一个“虚构的机构”。
　　1944年1月11日，俄国人在回答波兰1月5日照会的复照中，明确地提出了苏联为波兰制定的方案。复照提到1939年公民投票表达了“当地人民的愿望”以来，苏联宪法中明文规定的苏波边界，说这就使“1921年里加条约所容忍的不公正”得到了纠正。因此，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加入苏联并没有损害波兰的利益，反而为巩固永恒的友谊奠定了可靠基础。照会重申苏联已经宣布的希望有一个强大独立的波兰，说俄国人甚至赞成缔结同盟，并建议波兰可以按照最近签订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条约的精神行事，以促进这一同盟的缔结。照会赞扬波兰爱国者联盟和“它所组织的”波兰军团在共同斗争中所作的努力，并说，重建波兰的途径应该是收复被德国人“夺去了的”波兰故土，而决不是去夺占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地方。东部边界并非是“不可改变的”，在波兰人占多数的地区可以进行调整。这样，今后的边界就大致接近于寇松线了。照会再一次提出苏联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指责，说事实证明它既不能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又不能组织积极的抗德斗争。但是它提醒波兰人，建立友好关系并为共同的事业而通力合作，对两国都是“有利”的。
　　波兰政府在1月14日的公报中作了答复。公报说，为盟国之间的团结着想，他们希望苏联照会所提出的问题不要在此时公开讨论。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公正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但波兰人不会承认“单方面的决定或既成事实”。他们现正与英国和美国政府联系，希望通过他们的斡旋，在英美代表的参与下，举行一次波苏磋商，以讨论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
　　苏联1月17日的答复，使人毫不怀疑波兰的这一倡议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因为波兰人在照会中没有提边界问题，苏联政府认为这就是拒绝了寇松线。而且，波兰建议举行正式谈判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外交关系中断的情况下不可能举行谈判。苏联认为，波兰的这一行动又一次证明波兰政府并不希望与苏联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
　　波兰人在1月16日递交英国政府一份照会，要求英国人从中斡旋，以便能举行1月14日波兰公报中所设想的那种磋商。他们说，迫切需要在俄国人和国家军之间达成一项协议。此外他们还要求让波兰、英国和美国的部队与苏军同时开进波兰，以保证波兰的安全。1944年1月20日，米科拉伊奇克在伦敦会见了丘吉尔。丘吉尔用明白无误的语言对他说，英国认为波兰的国土应从寇松线到奥得河，并应在波兰族、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和日耳曼族居民之间作一些适当的调动。米科拉伊奇克表示反对，丘吉尔说英国并不是为保卫波兰的东部边界而打仗的，将来英美也都不会为此而打仗。他说，如果现在可以达成象他所建议的那样的协议，那是可以由英国和苏联共同担保的，虽然罗斯福因碍于美国宪法不能保证任何外国的边界。丘吉尔然后建议米科拉伊奇克至少在原则上同意寇松线。至于象斯大林要求撤换索斯恩科夫斯基之类的事（丘吉尔认为这是对波兰内政的干涉），那是可以置之不理的，如果米科拉伊奇克应付得法的话。但是米科拉伊奇克说他不能同意，因为俄国人之要求承认寇松线作为边界，只是俄国为实现其不仅吞并整个波兰而且吞并整个欧洲的目标的第一步而已。不过，他答应向波兰政府和地下组织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尽快给丘吉尔答复。
　　1944年1月23日，波兰政府给英国政府一份照会，主要想弄清楚英国政府对丘吉尔的建议准备提供何种程度的具体保证。对此，艾登答复说，必须先搞清楚其他政府的意见。尽管丘吉尔已经讲过上面那些话，米科拉伊奇克还是向罗斯福提出了另外一系列问题，询问美国政府对战时解决领土问题、对保证边界问题以及对丘吉尔的建议的态度。美国总统与国务卿商量后，在2月1日作了答复，大意是说美国政府不能保证边界。他向波兰人暗示，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波兰人自己应该毫不拖延地设法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他说美国政府准备支持丘吉尔为促进重建波苏关系所作的努力。
　　米科拉伊奇克还把丘吉尔的建议，连同苏联关于撤换索斯恩科夫斯基和库基耶尔的要求，一起送交波兰地下组织的领袖们。民族团结会议经过磋商，通过了一项决议，于1944年2月15日通知伦敦。决议说，他们同意以奥得河为西部边界，但不同意拟议中的东部边界，因为在西部之所得不能抵偿在东部之所失。他们认为里加条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没有讨论余地的；但是他们希望在西方盟国帮助下，在波兰的全部主权得到尊重和不“干涉我们内政”的条件下，与俄国人恢复外交关系。他们说，鉴于波兰人已经作出巨大牺牲，他们理应得到盟国的支持，但是不管怎样，“波兰人决心抗击新的苏联侵略”，决不向武力屈服。
　　这个决议所表现的顽固态度说明了波兰人那种典型的缺乏政治头脑，尽管盟国领袖们一再向他们提出了劝告。不管它所表达的是波兰人民的集体意见（这是可疑的，因为这样的意见如何能够集中起来呢？）或仅仅是波兰地下组织的领袖们的意见，它总是束缚了政府的手脚，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决定，政府就不可能接受俄国人的要求，哪怕政府成员之间也许可以同意这样做。那些地下组织的领袖们采取的是一种高傲而愚蠢的立场，这种立场，不论从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地区居民种族分布的事实来看，或是从俄国人在波兰问题上的打算这一迫切的现实来看，都是站不住的；不仅如此，他们这样做也决定了他们的组织和流亡政府的命运。
　　更不幸的是，博尔在俄军向前推进所造成的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