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8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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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壁和比萨拉比亚西北角，以及各族杂处的比萨拉比亚东南端（布扬克）。整个比萨拉比亚地区是俄罗斯帝国于1812年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得的，1918年它被罗马尼亚占领。但对于这一暂时性的既成事实，苏联事后始终没有承认，现在，苏联又从罗马尼亚手里夺回了这个地区。经过这一项领土变动，苏联便成了一个多瑙河沿岸国家，正象俄罗斯帝国从1812年起到1917年崩溃时为止一直是个多瑙河沿岸国家一样。比萨拉比亚没有并入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那些部分，则同德涅斯特河以东罗马尼亚族人居住的一小片领土合并成为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
再往西去，东普鲁士的西南部分，那是并没有被苏联并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现在事实上已被划给了波兰。波兰所分到的东普鲁士部分还包括马祖里湖泊群以南的一条狭长地带，那里的居民讲的是波兰语，但是在宗教信仰上是新教徒，在民族感情上则是德国人。波兰现还取得了两次大战间的但泽自由市的那块领土；收回了两次大战间波兰在西普鲁士的那条“走廊”；而且，这条波兰走廊原来的短短的海岸线（两次大战间波兰政府曾在这里兴建了格丁尼亚港），现在向西拓展到了奥得河一线，在奥得河入海处还越过了这条河，把什切青港（斯德丁）也包括在波兰的版图之内。事实上已由苏联指定了的、但在法律上还没有为西方各大国所承认的那条与前大不相同的战后波兰西部新边界，就从这里划起。它沿着奥得河上溯到该河与其西岸支流西尼斯河的汇合处，然后再沿西尼斯河一直上溯到这条支流的发源地，即奥得河与易北河的分水岭厄尔士山脉，在这里，这山脉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从奥得河河口起到厄尔士山山顶为止的这条事实上的波兰西部新边界，是阿登山脉以东，可以一举穿过北欧大平原的最短的一条交通线。
时至二十世纪中叶，由于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使人类事务不得不以一种空前的行动规模来进行，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东北欧的战后国界线肯定要比两次大战间原有的国界线更为合理。例如，俄芬边界现在就不再象1918年到1944年间那样近在列宁格勒市的大门口了。从西北方面通向这座城市的陆道，现又与城市本身同属一个国家管辖了——本来在1721年到1918年间情况一向就是这样，两百年来，城犹原城，地仍此地，只是名字始而叫作圣彼得堡，继则改称彼得格勒而已。又例如，沿波罗的海东岸和南岸一带的几个前属日耳曼人的滨海城市，从累发尔一直到但泽，现在都同其经济上的后方腹地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这对塔林（累发尔）、里加和利巴雅（利鲍）来说是1918年以来的第一次；对格但斯克（但泽）来说是1795年以来的第一次，对克来彼达（美美尔）和加里宁格勒（哥尼斯堡）来说则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两次大战间那条插在两块德国领土中间的波兰“走廊”现已消失；现在的波兰也同苏联一样，其波罗的海海岸线的长度已足以与其领土的幅员相称，因为这个国家仍然需要依靠波罗的海作为海外贸易的进出通道。苏联及其卫星国所组成的国家集团在北欧平原上的西部疆界，正好位于波罗的海与中欧诸山间平原宽度较小的地方。而且，在这些合理化了的边界以内，民族分布情况也得到了合理的调整。历史上日耳曼族和波兰族人口向东推进的浪潮曾在地图上留下突出的痕迹达数百年之久，现则已统统抹掉。波兰在十四世纪把最西面和最北面的一些领土丢失给了日耳曼人，同时则从乌克兰人那里取得了东加利恰的统治权作为补偿；而现在，十四世纪以来第一次，波兰人居住的地区和波兰国家的版图又重新一致了。
欧洲东北部这一次在民族分布图和政治地图上同时大刀阔斧地作了合理化调整，从长远来看，是不是能为这一长期来扰攘不宁的地区保证有一个比过去较为和平繁荣的前途，这在今天1954年还无法预见。但是这次变动中有一个已成为既成事实的特点，而且是以个可悲的特点，即为了东欧的这一番结构的改变，人类备受苦难，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在这一次通过野蛮手段强迫实现的惨无人道的人口再分布中，受害最深的，除被德国人消灭的犹太人外，便莫过于德国人自己了。在东欧，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一千年中，日耳曼人一直和犹太人共同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发挥作用，这不仅对非日耳曼族、非犹太族的受惠者很可宝贵，对从事此项工作的人本身也大有好处。向东流动的日耳曼族移民和犹太族移民是西方文明的技术和工艺的两大主要传布者；当时他们的贡献深为东欧国家的一些开明的政府所重视，这些政府往往为了吸引日耳曼移民到它们的领土内定居，特地给予他们土地和商业特权，甚至城镇自治权。因此，在1933年1月之前的那千年之中，日耳曼移民主要通过“和平渗透”，不断向外扩散，从易北河下游两岸一直扩散到伏尔加河下游两岸。结果是，日耳曼移民和当地原有的非日耳曼族多数居民均受其利。对日耳曼人来说，他们在东欧的这一文化势力范围，较之用德国武力建立起来的任何一个政治上的帝国都更为有利，更为光荣。可是希特勒，这个苏台德区日耳曼移民的儿子，曾经夸口说他的第三帝国将历千年而不衰，到头来他在历史上所干的却是把在他之前已经存在和发展了千年之久的日耳曼移民区从整个东欧（包括他自己的波希米亚故乡）的地图上统统抹掉。
希特勒做了两件不但手段卑劣而且也是鼠目寸光的事情，从而决定了东欧所有的日耳曼移民区被消灭的命运。他或以利诱或施威胁，要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苏联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充当第三帝国的第五纵队，配合第三帝国进犯其东方的一些邻国；这样一来，对因此而被当地的日耳曼同胞出卖了的那些国家来说，就不能再容忍日耳曼少数民族存在于他们的国土之上了。然而，希特勒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不惜以两个日耳曼族居民区的居民作为牺牲，亲自示范，教东欧怎样消灭日耳曼移民区。希特勒同墨索里尼达成一项协议，结成了并不神圣的同盟。根据协议，南蒂罗尔地区操德语的奥地利居民必须狠心地作出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国籍，要么抛弃自己的家园。希特勒同斯大林也达成一项协议，结成了并不神圣的同盟，协议规定：1939年瓜分线的斯大林一侧领土上的日耳曼族移民，都应迁移到希特勒那一侧去。希特勒的这些行动合在一起，就决定了一旦第三帝国失败，东欧各地的古老的日耳曼移民区就必然要被消灭。希特勒把这些散处国外的日耳曼少数民族搞得不容于人，同时又以实际行动表明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少数民族可以怎样加以消灭，这样，就使这些日耳曼移民区不可能存在下去。
四、中欧和东欧权力真空引起的问题
在1870年和1871年意大利和德意志相继取得政治上的统一之后，紧接着有六、七年时间，欧洲的政治地图显得比罗马帝国崩溃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简单。在那几年里，五大强国和一个没落了的大国（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占了欧洲的绝大部分，一些小国则嵌在这六个大国之间的缝隙里，特别是欧洲的中部和东部，在那个短短的时期里，其政治格局是最为简单的了。那时。除门的内哥罗和希腊是这一广大地区仅有的其他两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外，整个中欧和东欧都是四大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直接统治的领土或拥有宗主权的藩属。然而，那时欧洲地图上表面标明的颜色却给人以错误的印象。例如，奥斯曼帝国事实上早在1768…1774年俄土大战一结束就已开始瓦解了，而到了1798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一瓦解所达到的严重程度，已使西方各大国面临了一个“东方问题”。1875…1878年间，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东南部埃迪尔内以西和以北一带国土的瓦解过程又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个帝国迟早必将彻底解体，至此已经成为定局。东色雷斯以外的“欧洲土耳其”终于在1912…1913年间迎来了自己的末日；而到了1918年，整个哈布斯堡帝国，连同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一大部分。也都已走上了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土（一小块残余领土除外）所走的道路。
1875…1878年和1912…1918年的两次欧洲政治大动荡，使欧洲的政治地图在两个方面大为改观。经过这两次大动荡，中欧和东欧原来简单的政治地图大大复杂化了，相形之下西欧的政治地图现在反而显得比较简单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地图上，西欧那些建立已久的较小国家——瑞士、三个低地国家、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反而少于中欧和东欧几个被肢解、被割裂的帝国领土上迅速崛起的那一大批新兴国家了。这些新兴的国家现占据着这样一大片领土：南起希腊，北迄芬兰，西自南斯拉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东至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
两次大战之间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处境之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四个国家都象楔子似地硬挤在德国和俄国这两个伤而未残的大国之间，但事实上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内中欧和东欧的所有新兴国家都处于同样的困境。人们虽不明言，却都公认，这些国家“尚不足以自立于今日世界的艰难紧张环境之中”；可是，同奥斯曼帝国废墟上新建起来的阿拉伯国家不一样（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条文中，在讲到这些阿拉伯国家时，就直言不讳地写下了上面那句话），欧洲的新兴国家并没有被置于大国的委任统治之下，国际联盟盟约中给予所有会员国的一般保证，就是这些国家赖以生存的全部倚靠了。不过有关各方同时也都承认，如果真要让这些新兴国家生存下去的话，除国际联盟提供的安全措施外，这些国家总还需要有某种形式的更实质性的保障。大家还承认，仅仅在新兴国家之间相互订立——些防御性条约（如参加“小协约国”和“巴尔干协约国”的各国很快就做到的那样），还是不够的。欧洲各新兴国家总的力量本来就不强，又何况这些国家也象其周围的各个大国一样，是分做前战胜国和前战败国两类的，换句话说，是分做“富国”和“穷国”两类的；而仅仅缔结一些区域性的同盟，既不能向“穷国”保证物归原主，也不能向“富国”保证其领土完整。在这种不顺遂的情况下，这两类新兴国家都不得不向周围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大国寻求庇护，或拜倒在其霸权之下，它们意识到，如果要保卫自己，或是要伸雪旧恨，只有这样做才是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于是，“富国”一类的新兴国家便成为法国的卫星国，而“穷国”一类则成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卫星国。
中欧和东欧那片象嵌花图案般地由一群新兴弱国分占着的广大地区，事实上是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这一真空最后将怎样来填补，却是两次大战间欧洲强权政治的基本问题。法国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