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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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由法国运动 1940…1942年
1934年，有一个只有他的同辈军官那个小圈子里的人才知道的法国陆军上校写了一本书，总结了他自己对于机械化战争的前途的理论。这套理论他几年前在高等学校以及其他有机会的场合都已经鼓吹过了。这个军官曾经当过贝当元帅的幕僚，元帅读过他的手稿后，答应给他以支持，但是后来看到其他一些军政领袖可能会反对这套理论，他又收回他的支持，并且拒不同作者谈论他改变态度的原因。从这时起，夏尔·戴高乐上校和元帅之间的关系（以前是友好的）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番挫折并没有使戴高乐灰心，他自己负责把《走向军队专业化》这本书出版了。大多数法国专家对这本书不是冷淡地保持沉默就是傲慢地不加重视。如果职业军人们知道德国参谋总部非常重视这本书，在他们的论机械化战争的机密手册中原原本本地引用了这本书，并且把书中的原理具体运用到将来进攻法国的秘密计划里去，那么，他们对这本书的看法可能就会不同了。
在法国的政治家中，几乎只有保罗·雷诺一个人仔细研究了这本书，大体上同意他所提出的理论，并且向戴高乐保证，只要他力所能及，就一定予以赞助。虽然如此，一年后等到戴高乐在巴黎大学发表一系列演说想推行他的见解时，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却掀起了那么强烈的反对，以致上级不得不命令戴高乐停止演讲。雷诺在议会里并通过写文章试图使法国陆军装甲化。他失败了。戴高乐感到很沮丧，他同时代的人大多认为他的军事生涯已经结束了。
1939年战争爆发后不久，戴高乐被提升为准将，后来又提升为一个装甲师的指挥官。1940年德国人在缪斯河突破的初期，他率领该师作战，非常英勇，而且颇具军事眼光。在雷诺的政府倒台前仅仅两个星期时，雷诺派人把戴高乐从战地上召回，邀他担任陆军部副部长，部长则由他本人兼任。戴高乐接受了这项任命，便第一次踏进了法国政界，他立即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反对投降，赞成法国以某种方式在某处地方继续进行抵抗。甚至在法国进行武装抵抗已到了最后绝望的时刻，他还要求给他机会收集残余的装甲部队，由他以他自己的方法亲自指挥，以便作一次最后努力去瓦解敌人的进攻。这也许已经是太晚了；总之，当局没有批准他这一要求。
要了解戴高乐此后所采取的态度，要了解他作为“自由法国”的首脑同其他一些盟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记住他曾在这一短暂的法定任期内担任过陆军部副部长这一政治职位。从此以后，他便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军人了。法德停战协定签订后，在抵抗运动的初期，戴高乐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那些英国政治家和军人，对他心理上的这一点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个疑问。他们的主要目的无疑是利用戴高乐作为一个军事上的集合点，使法国陆军和空军中所有决定继续作战的人可以汇合起来，从而增加盟军手头战斗人员的数量。这种看法上的分歧，在当时也许无关宏旨，但是很可能就是后来许多误解的来由。
1940年6月15日，魏刚向法国内阁报告说，对敌军的有组织的抵抗已经停止了。同一天，戴高乐以法国陆军部副部长的身分飞往英国同英国政府商讨局势。他宣称，主张法国应在大陆上布列塔尼半岛守住一个桥头堡的建议，在军事上是行不通的，他坚决认为法国应在英国的协助下把尽可能多的战斗人员和武器撤到北非去，从那里继续作战。他建议，英国政府必须作出某种引人注目的行动，或是发表一项引人注目的声明，以激励法国进行抵抗，因此他热烈支持当时正在讨论的那种意见，即建议英法两国人民和两个帝国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联邦。
6月16日晚，戴高乐从电话中把英国政府准备向法国提出的建立联邦的建议全文读给雷诺听后，便飞返波尔多，结果却发现雷诺的内阁已经倒台，正由贝当领导的一个内阁接替了。在戴高乐看来，这样一个政府当然一定会反对继续作战的一切意见，而且这个政府除贝当本人外，还包括几个对戴高乐个人公开表示敌意的成员。于是，6月17日，戴高乐对任何人都绝口不谈自己的打算，把先前丘吉尔派来同雷诺联系的私人联络官斯皮尔斯将军送往机场。在公开向斯皮尔斯告别以后，戴高乐趁飞机启动之际突然登上机舱，被带到了伦敦，这一次是既未获准，又未受权。随着雷诺政府的垮台，戴高乐已不再是陆军部副部长了，因此，他不过是个不带兵的现役法国陆军少将而已。法国名义上仍然处于对德作战状态。因此，戴高乐的行动根据各种正规标准来衡量，都是容易遭到那些不同意他的动机的人的攻击的。贝当政府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个很有价值的宣传要点，当然会加以充分利用。
6月17日下午和晚间，戴高乐同在英国的某些法国知名人士，如法国驻伦敦供应代表团团长让·莫内和大使科尔贝等商讨在国外建立一个法国抵抗中心的方法。除莫内的副手勒内·普利文外，戴高乐从他的同胞那里没有获得多少支持。然而，6月18日晚，他取得英国政府的许可，对法国人民作了一次广播。虽然自由法国运动就以此时作为正式诞生的日期，但是，戴高乐所作这第一次广播，其内容仅限于表示他本人对法国的前途和德国最终必败的信心。这篇演说尽管敦促所有愿意继续战斗的人到英国来同他取得联系，却并没有宣布成立任何以他为首的协调的运动，也没有（虽然作为一种反对失败主义的呼吁，这篇演说确是洋洋洒洒，振奋人心的）说出几天以后出现在英国各地的招募人员招贴上的这句名言：“法国输掉了一个战役，但是，法国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
直到6月23日，英国政府在接到戴高乐的一封信后，才同意他提出的在英国成立一个法国“抵抗中心”的要求，不过，在承认这一中心以前将保留仔细审查的权利，以避免出现任何看来象是法国流亡政府、法国“民族委员会”，甚至是“解放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虽然如此，在后来的一次广播中，戴高乐便让人知道他已经成立了一个获得英国政府承认的临时性的“法国民族委员会”。这次广播引起了波尔多方面提出激烈的抗议，但是，英国当局并没有公开否认这项声明。相反，戴高乐得到了同法国各殖民地和附属地的驻军司令官进行联系的一切便利，在这些将领中叙利亚的米特尔奥塞和北非的诺盖都已拒绝接受停战协定，前者还发表了公开的宣言。尽管这样，戴高乐从陆军的高级同僚中既没有得到支持，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这些人后来都改变了口气，效忠维希了。
6月28日，戴高乐再次接到通知说，英国政府暂时尚不能承认任何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法国民族委员会”或者甚至是一个“抵抗委员会”。这意味着，如果有足够数目的代表法国政治生活的知名人物往后决定同戴高乐一起，或者反过来，邀请他去同他们一起，那么形势可能是会改变的。英国政府在拒绝承认一个并不存在的法国民族委员会的同时，的确也同意把戴高乐看作是“不论在何处集结到他周围来支持盟国事业的全体自由法国人民的领袖”，并于6月28日晚间广播了一项表达这种意思的正式声明。
与此同时，戴高乐受权设法争取法国海陆空三军人员和商船船员，以及——这是后来想到的——可能对军事工业有用的民间技术人员。有十万以上的法国人从敦刻尔克撤退到英国来，不过，其中许多人都已经回法国去了。另一方面，从挪威撤出的贝杜阿尔将军率领的法国远征军当时正在英国，人数大约有一万，还有九千名左右的法国海军人员驻扎在阿因特里——主要是在英国港口避难，并于停战以后被英国人扣留的军舰上的人员。这些法国人大多愿意返回法国。作为个人或军事单位愿意集结到戴高乐周围来的，起初只有马格兰·韦内雷上校指挥的外籍军团的一个营（上校本人象许多军阶较高、情愿继续作战的军官那样，改名换姓，从此便被叫做蒙特克拉了），阿尔卑斯猎兵师的一个完整的营和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连。这些部队，加上几百名其他人员，就是戴高乐可以支配的全部兵力。实际上，到1940年6月底，在英国的自由法国部队总数只有三千人多一点，包括四百五十名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和三百五十名空军人员。他们实际上都是手无寸铁的。
6月30日，海军中将埃米尔·亨利·米塞利埃从直布罗陀飞抵英国。他一向在地中海负责法国禁运品的管制工作，总部设在马赛。这个海军将领一知道停战协定已经达成、不可更改时，便立即把他在码头上所能找到的最有价值的货物装上几条商船，由两三艘法国小军舰保护着，起碇驶往直布罗陀，以便把他的小舰队、货物以及他本人交给英国海军调遣。在他到达英国之前，他并不认识戴高乐，也不知道戴高乐所采取的立场。作为一个三星海军中将，他在法国的等级制度中严格他说来要比戴高乐的地位高得多，但是，他在了解了情况后，同戴高乐作出了一项安排，虽然他本人并没有签署任何文件答应效忠戴高乐，因为他觉得他有权在必要时代表法国海军，而戴高乐则代表陆军。尽管如此，直到他们之间后来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时为止，米塞利埃一直表现得仿佛他把戴高乐当作自己的上级似的，虽然同时也要求把对自由法国海军部队的指挥和管辖权保持在自己手里。
7月3日，英国对米尔斯克比尔法国舰队的攻击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戴高乐只是在这件事发生前才得到通知。他对这个消息采取了恰当的态度，因此显著地提高了他本人在英国当局眼中的地位。他并不隐瞒自己心头的深切悲痛。这个行动从最好方面讲也会妨碍他自己的行动，而从最坏方面讲，如果波尔多当局利用这个机会对英国宣战，戴高乐和他的所有追随者的处境就会是不堪设想的。他宁愿不去判断这件事的是非曲直，而需要讲明英国事先并没有同他磋商过，因此他同这次行动丝毫无关。实际上，没有迹象表明这件事对于自由法国运动的发展好歹有什么直接影响。英国人在朴次茅斯扣留的法国军舰上大约有一千名水兵参加了米塞利埃将军的队伍。到7月底，自由法国的舰队已有二十八艘军舰，除了一艘补给战舰外，其余的都是小船，不过完全由自由法国船员操纵着。空军人员慢慢地也集合起来，组成一个轰炸机小队和一个战斗机小队，陆军部队则足以组成一个完整的旅，拥有全部武器及辅助部队。连同总部、行政管理部门和在英国接受训练的新兵在内，自由法国兵力的总数到1940年8月1日大约已有六千人。
到7月底，对戴高乐来说，短期内的形势已经变得相当明朗，他必须重申一下自由法国运动同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了。于是丘吉尔以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身分向戴高乐致送了一份备忘录，另附一封日期为1940年8月7日的信件，说明倘使戴高乐接受这份备忘录，它即具有一项协议的效力，此项协议将被认为自7月1日起业已生效。戴高乐在同一天用书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