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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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后，马丁·比利亚一直考虑找机会让萨马兰奇负责西班牙的体育工作。阿里亚斯·纳瓦罗承认萨马兰奇领导体育工作的才能与成就。但那是青年和体育部，还有青年的一摊工作。如果为了发挥萨马兰奇的特长而将青年部分转移到其它部委，就要改变部委结构，动作就显得大了些。最后他没有采纳马丁·比利亚的这个建议。
1976年7月，阿里亚斯·纳瓦罗的《二·一二精神》改革方案宣告失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启用阿道弗·苏亚雷斯为首相，并责成他加速改革步伐。年底，西班牙举行了公民投票，由人民选择国家的发展方向。第二年7月，全国举行了36年来的第一次民主大选。
民主改革的浪潮自然波及到巴塞罗那。为了适应这种形势，萨马兰奇参照坎博同盟的形式，牵头建立了卡塔卢尼亚团结党，并且推出了《1977年自治法》。他在各种集会上宣讲自己的主张。每次开始讲话前，他都要问在场的群众希望他用卡塔卢尼亚语还是西班牙语讲话。但是反对派并没有放弃这个机会。他们提出恢复卡塔卢尼亚议会，并要求特拉德利亚斯担任该议会议长，并且拒绝了《1977年自治法》，坚持实行《1932年自治法》。
反对派和巴塞罗那市长索西亚斯推波助澜，巴塞罗那风雨飘摇。每个星期都会在圣海梅广场发生游行示威。有的记者甚至拿卡塔卢尼亚团结党的西班牙名称缩写COCA取笑，称之为蛋糕。
1977年4月23日是圣海梅节。10万人汇集圣海梅广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高喊“自由、大赦、自治”的口号。市长索西亚斯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游行示威的组织者。示威人群也要求萨马兰奇接见他们。萨马兰奇命令卫队关闭了议会大厦的大门，他感到了恐惧。
但游行的人群迟迟不肯散去。电影演员佩雷·波塔贝莉亚甚至跳到一辆轿车顶上，用喊话筒带头喊道：“萨马兰奇，滚蛋！”
这是萨马兰奇一生中最昏暗的一刻。他曾经阻止这个口号见诸几家最有影响报纸的报端。可是眼下，居然有几千人在楼下叫喊，要赶走他。他被遗弃了。他感到心灵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痛苦万分。他就像一个陌生世界里的孤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第6章 商业与体育
·出卖公司
·马德里银行董事
·投资地产
·以商养体
1968年，在仕途上越走越远的萨马兰奇做出了一个令他的兄弟吃惊不已、令他的亡父灵魂难安的决定。他决定卖出他在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要知道，萨马兰奇在投身体育和政治的过程中，家族财产给了他多么大的支持。如果没有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雄厚资产作基础，萨马兰奇根本不可能组织起西班牙第一支旱冰球队，也没有可能资助这支年青的球队参加各类比赛，并迅速成长起来。萨马兰奇也可能根本走不到体育这条路上来，更谈不上利用从纺织品买卖中得到的巨额利润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铺垫路基。此时的萨马兰奇虽然在政治上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西班牙妇孺皆知的“青年才俊”，但并不说明家族的财产对他已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当时的国际奥委会是非赢利组织，经费主要靠各国企业的赞助，有时委员们自己要掏腰包，来往于世界各地，有时甚至要自己出资，赞助国际奥委会的活动。所以大多数委员的家境相当富裕，能够支付参加奥委会各项活动的费用。萨马兰奇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他还是毅然作出决定，卖出了他在家族公司的股份。
“你们兄弟之间必须团结。分裂最终会把你们父亲饱尝艰辛所创立的家业付诸东流。我总是宽以待人的。有时候，小小的付出可以解决很多人的问题。你们必须做到能够当之无愧地称自己为好人。”
这是萨马兰奇的父亲佛朗西斯科留给萨马兰奇兄弟每人一份亲笔家书中的一句话。信的落款日期是1956年1月7日。
佛朗西斯科意识到自己年事已高，该把自己的思想和家产传给孩子们了。他把财产平均分配给子女们。他没有沿袭卡塔卢尼亚地区把全部财产交由长子掌管的规矩，却保留了凡是涉及产业领导权的，都传男不传女的习惯。
佛朗西斯科临终前告诉孩子们要团结一致，管理好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不要参与政治，不要涉足银行业。
父亲去世和弟弟奥古斯托因手术失败病故以后，萨马兰奇同几位兄弟一起管理着萨马兰奇公司。
但是萨马兰奇最终没有实现父亲的遗愿。1968年，他通知几个兄弟，他决定出售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股份，去从事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他已在仕宦路途上走得很远，而且还想在其他领域一试身手，譬如，银行业。
也许萨马兰奇做对了。70年代，西班牙的纺织业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危机，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也在那场危机中倒闭了。
萨马兰奇把出售股份得到的钱投入了海梅·卡斯特利等人创立的马德里银行，成为该银行董事会的一名董事。萨马兰奇把钱投入马德里银行自有他的道理。他知道，这家银行有实力，又有发展前途。马德里银行的前身是一家叫里波利的小银行。卡斯特利同几个人一起决定在这家小银行的基础上，创立一个大银行，名叫马德里银行。
卡斯特利1917年7月4日出生于西班牙的曼雷萨。他能言善辩，又好交际，因此在各界都有一些朋友。同时卡斯特利还是个富于幻想的人物，总是对现状不满足，常常搞出些新的东西来一鸣惊人。也许是这种性格使他不断追求进取，又不断获得成功。卡斯特利的父亲去世后，给他留下了一家纺织厂和一家肉类食品加工厂，但卡斯特利对这两个工厂并没有太在意，倒对开设银行来了兴趣。
后来卡斯特利通过一位珠宝商的儿子比利亚努埃瓦认识了比利亚韦德侯爵。
认识比利亚韦德侯爵时，俩人还都是单身。恰巧有一次在飞机上相遇，便随便聊了起来。比利亚韦德无意中提到自己就要结婚了，未婚妻是佛朗哥的女儿，婚礼当然得办得像个样子。比利亚韦德自己在哈恩有处庄园，虽然母亲给他留下了一笔财产，但要风风光光地娶进佛朗哥这位大人物的女儿恐怕还不够。
卡斯特利听后沉思了一下，自己在卡塔卢尼亚也算个大厂商了，而且以后自己要发展，还得靠些有威望的人士帮忙。于是他提出他负责比利亚韦德侯爵婚礼的全部费用。侯爵自然高兴无比。
马德里银行的正式建立是在1954年1月13日。这天，卡斯特利等人来到波西奥莱斯开办的公证处办理银行易名公证。波西奥莱斯后来成了巴塞罗那市长。波西奥莱斯并没有马上办理易名公证，因为在1920年，西班牙阿根廷贸易银行集团已经办理了名为马德里银行的注册手续。
于是卡斯特利等人援引了1946年12月31日颁布的《西班牙银行管理法》，其中规定：“虽已注册，但后又停止营业，并且未能在1936年7月18日之前恢复营业的银行，不得被视为合法银行。”这样，卡斯特利等人的马德里银行从这一天开始宣布成立。
马德里银行的业务发展很快，引起了各方的瞩目。马德里银行开业刚一年，就有一位叫萨尔加多的中将说：“有些人经常向我谈起新建立的马德里银行。我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他们说这个银行的董事长同佛朗哥是亲家。我不知道这位董事长以前就有钱有势，还是同佛朗哥攀亲以来才发的迹，反正现在他们是大户了。”
这位董事长就是比利亚韦德侯爵的父亲何塞·马丁内斯，他原来只是位普通矿山工程师，后来同贵族千金玛丽亚·德拉奥·博尔迪乌结婚后，才被封为伯爵。但他真正有钱有势还是从他的儿子比利亚韦德当上佛朗哥的女婿之后开始的。
很显然，何塞·马丁内斯担任马德里银行的董事长是卡斯特利同比利亚韦德安排的结果。卡斯特利知道，要想在金融界站住脚，就得在政界寻找到坚实的靠山。后来比利亚韦德也进入了马行里银行董事会。董事会里还有另外一些皇亲国戚。
萨马兰奇不属于皇亲国戚，但他同卡斯特利的私人关系极为密切，特别是在60年代。萨马兰奇成为马德里银行董事会董事后不久，又在卡斯特利开的另一家银行卡塔卢尼亚开发银行里人了股，并且在那个银行里成了继卡斯特利之后的第2号人物。
卡斯特利的势力越来越大，各行各业几乎没有他不插手的地方。至于他的势力到底有多大，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不过只要看看卡斯特利在国外的银行业务发展，就可以窥见一斑了。
卡斯特利建立了马德里银行不久，就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开设了一家银行。以后在瑞士洛桑开设了国际贸易经营银行，在美国迈阿密开设了大陆际银行，在法国佩皮尼昂和巴黎开设了卡塔卢尼亚开发银行分行。
萨马兰奇同卡斯特利的关系虽然密切，但他们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卡斯特利高傲自负，萨马兰奇却谨慎寡言；卡斯特利得意时就容易忘形，萨马兰奇无论是喜是悲，绝无骄矜之气。二人甚至在穿戴爱好上都完全不同，卡斯特利喜欢宽松的休闲服，所以外观看起来总有种松散之感，而萨马兰奇却非常讲究着装，平时总是西装革履，甚至连大多数衬衣都是订做的。
萨马兰奇成为马德里银行的董事之后，提出了许多合理建议，如成立普拉特城建公司、在略夫雷加特三角洲附近建立度假村、创立《电讯快报》等，都被董事会采纳。卡斯特利对萨马兰奇总是另眼看待。
《电讯快报》创立于1964年。马德里银行共投资5百万比塞塔，其中有萨马兰奇的20万。这份报纸后来成为卡斯特利与巴塞罗那的晚报《世界新闻报》的对抗工具。《世界新闻报》因为不时抨击波西奥莱斯领导的巴塞罗那市政府而引起当局的不满。尽管《世界新闻报》受到了来自于卡斯特利的种种压力，它始终未被挤垮。
后来卡斯特利又开办了《电讯传真》周刊作为《电讯快报》的增刊。萨马兰奇的夫人玛丽亚也曾在上面发表了几篇文章。1965年，因巴塞罗那市政府的干预，《电讯传真》被迫停刊。
马德里银行和卡塔卢尼亚开发银行的人股公司最多时曾高达200家，一般时期也有130家。诚然这是个繁荣现象，不过同时也给两家银行带来了沉重的包袱。如果某家公司破产了，银行无论用什么价钱也得把它买下来。
卡斯特利的发迹不仅为他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收入，而且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荣誉。1975年，巴塞罗那“圣海梅广场”被改名为“圣海梅·卡斯特利广场”。当时巴塞罗那市市长是华金·比奥拉，巴塞罗那议会议长是萨马兰奇。卡斯特利已经成为马德里银行的董事长，华金·比奥拉和萨马兰奇是该银行的董事。
后来，萨马兰奇又在克罗斯银行人了股。不久，巴塞罗那发生了一系列恐怖事件，目标好象都针对着银行巨头。
1977年5月9日，克罗斯银行的董事长布尔托在街上被一颗炸弹炸死。
萨马兰奇的生命似乎也受到了威胁。正巧这年的6月，他赴莫斯科，任西班牙首任驻苏大使，才逃脱了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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