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科·夏奈尔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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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时装业。生意做得很好，而且好上加好。服装设计师们对削减面料生产根本不予理会，时装展示会像过去一样每年依然举办两次。谈到这点时，巴尔曼露出十分滑稽的神态。阿贝茨大使的夫人居中而坐，周围大部分人都是我在巴尔曼或科科公司看见过的女士。
科科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出强烈的好斗精神。她深切地意识到夏奈尔公司对法国的重要性。如果关闭公司，离它而去。对国家来说将是一场灾祸。但她还是在1939年9月这么做了。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她每月支付给两个哥哥很少的薪水。1939年她在给他们的信中说：“完了，我不能再给你们什么了，我和你们一样穷。”这封信是眼下我保存的她的亲笔信中的一封。当然保存在家里。科科有一个小侄女夏奈尔。人们为了哄她，也叫她加布里埃尔。但科科不为这种亲近所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一位当兵的哥哥到她的店里来，她没有接待。科科去世时，她那遥远的，不为人注意的家庭在一位惹事生＊的律师的指使下，关心起她的后继问题来了。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令人难以猜测。
她在提到丁克拉格时从不提他的名字。别人劝她要留点神，谨慎些，她说：他不是德国人，他的母亲是英国人，他们之间用英语说话。施帕获喜欢抽雪茄，经常出入社交界。在吻科科的手时喜欢用英语问好。人们可以想象这对夫妇在占领时期是怎样生活的。继英国首富威斯敏斯特公爵之后，她的这位丁克拉格男爵是一个好享乐的德国人，对俄国十分恐惧。对科科和“麻雀”来说，战争首先使人变得平庸粗俗，而对科科来说，更主要的是加快了她的衰老：她快60岁了。
“20岁时，你的容貌出于天生；30岁时，生活塑造了你的容貌；50岁时，你的容貌才是你应得的。”
她甚至直截了当地说：
“女人在30岁时就应当在脸蛋和屁股之间作出选择。”
她接着又说：
“女人在50岁时对自己的脸蛋负有责任。50岁的人都不年轻了。我对男人们说，你们以为头发脱落了会更美吗？”
丁克拉格是不是已经开始脱发了？我的那本《神秘莫测的科科·夏奈尔》一书出版一年多后，负责科科利益的国际律师勒内·德尚布伦（他曾经反好地给我提供过科科的材料）给我看了一封法兰克福的一位德国同行特奥多尔·莫姆刚给他的信。信的内容使我和他一样大为吃惊。德国人给她一项极其秘密的任务：向丘吉尔建议同德国人谈判。1943年，科科在希姆莱的特许下去了马德里，她对丘吉尔说：
“温斯顿，蠢事已经够多了，血和泪已经流得够多了，应当结束战争了。”
她对此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但人们似乎有这样的错觉：科科在战争时期比热衷于批评她的人干得更多。解放时她遇到了一些麻烦：
“这些把衬衫袖口卷起的巴黎人……4天前还和德国人在一起，那时他们没有把袖口卷起。”
有人给她看了一十丁克拉格的照片：
——您认识这位先生吗？
——当然，我认识他已有20年了。
——他在哪里？
——他是德国人，我想他该在德国。他很有教养，临行时和我告别，说要去德国。
她激动地说：
“有人对我提及这些事时找都要问：您有证件吗？您和哪位英国上校联系？谁给您传达命令？通常，这些问题人们是无法回答的，而我能够回答。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很严肃的。英国人很认真。”
这是什么意思？战时人们是不会把会意起麻烦的证件带在身边的。
“证件可以以后再要，科科指出，凡是做过重要工作的人都得过证件，人们不能拒绝给他们证件。”
她没有拿出自己的证件给我看，也没有谈起她做过的严肃工作的任何细节。在解放时她遇到过一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小麻烦。人们悄悄地说她花了许多钱摆脱了这些麻烦。还说丘吉尔为她说了好话。丘吉尔是威斯敏斯特的朋友，也是波萨的常客。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与斯大林和罗斯福会晤后，丘吉尔返英途经开罗，后来在马德里停留，住在英国大使霍尔·贝利沙官邪，霍尔是科科的朋友。
“应当懂得怎样和英国人说话，我懂得。”
科科说服了特奥多尔·莫姆。特奥多尔在30年后决定把事实真相告诉他的同行德尚布伦。
占领时期特奥多尔·莫姆在法国负责纺织部门的工作。他出生于纺织世家，是一个常常参加大赛的、有经验的骑手。他在巴黎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伙伴丁克拉格男爵，由男爵介绍与夏奈尔小姐相识。他解救了帕拉斯，并且使科科留在北部省的一爿小工厂重新开了工。当然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工厂要有一个厂长。丁克拉格没有为帕拉斯做过什么，他没有权力，也没有提出过权力要求，人们也很理解。
特奥多尔·莫姆写道：“人们在想到夏奈尔小姐在刚解放那阵子遇到的麻烦时只会对她更为崇敬。她英雄般的沉默让人想起她的血管里有点贞德的血在流动。”
天哪！莫姆这个后来成了国际律师的骑手为什么在科科刚去世不久就像一颗炸弹似地把德尚布伦不想大快传播出来的真相披露出来？
科科去马德里的使命还是一个谜。1943年末，纳粹德国已是穷途末路，即使元首表面上还拥有无可争议的绝对权威，但一些下级军官寄希望于战败后的反叛集团的授权，已经发动或研究了多次惊人之举。人们能从科科在温斯顿面前调解期望些什么呢？
尽管如此，一项称之为“流行帽子”的行动却已开始。德国人为什么信任科科，要她去会晤丘吉尔？是不是因为她“懂得怎样对美国人说话”？
比利时一美国商会主席对我说，法国人的绝密名单中有夏奈尔小姐的名字，需要时可以放心和她接触。他以前在情报局工作过，曾经在开罗查阅过这份名单。人们可以把情报和科科的暗示作一番比较：
“您有证件吗？您和哪一位英国上校联系？”
人们可以想象，使用科科是因为她在伦敦有着良好的关系，可以两面活动。她在谈到战争时叹了口气说：“我的朋友们都站在另一边。”策划“帽子”行动的舍伦贝格不是因为科科懂得怎样和英国人打交道，而是因为她为或者可能为英国人效力而不信任她。这样，科科就轻而易举地摆脱了解放时的麻烦。这样，一件表面上很不可信的事就有了一个合理的逻辑的解释。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她对此一直守口如瓶。
科科要求一位比她更接近温斯顿·丘吉尔的英国朋友藏拉·贝特陪她同去马德里。科科在蒙特卡洛与威斯敏斯特公爵相会时，人们已经看到她的踪迹。我拉出身于英国大贵族，嫁给了一位意大利赛马师隆巴尔迪尼少校。当时许多人认为对她来说这桩婚姻是低就了（后来人们还是这么说）。德国情报部门把她关在意大利的一座集中营里，原因是怀疑她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后来把她放了出来，派往巴黎。科科曾经叫人传过一句话：“别提问题，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柏林，“流行帽子”行动由舍伦贝格负责，希姆莱保护着他，为他遮盖一切。希姆莱希望在柏林战败后由他接任元首。纳粹高层中不只他一人寄希望于美苏两国发生冲突，等着坐收渔利。阿兰·比洛克在撰写并作序的回忆录里说，舍伦贝格曾经开玩笑似地问希姆莱，他的夺权计划藏在哪里。所有的人都围绕着希特勒施阴谋耍诡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许会明白，实施表面上没有恶意的“流行帽子”计划是为了向对方表示良好愿望。开展这项行动科科很有优势，她令人瞩目地留下了品牌标贴，人们至少是这么希望的，而实际效果却令人惊讶。她的行动无论在巴黎，在马德里，或是在后来舍伦贝格在那里受审的纽伦堡都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不管怎么说，1943年11月，她和我拉·贝特去过马德里。没有人甚至连卧车检票员也没有谈起这件事。丘吉尔当时确实在马德里，但他身体不好，没有会见过任何人。他的私人医生莫兰德博士兵在回忆录里说，他认为丘吉尔已快不行了。科科的使命以惨败告终，被舍伦贝格召到柏林。据“流行帽子”行动活着的唯一见证人特奥多尔·莫姆说，当舍伦贝格被判6年监禁（宽大得令人惊愕）后，科科曾经给他寄过邮包，在他刑满释放定居瑞士后，还在经济上帮助过他。舍伦贝格被瑞士驱逐，移居意大利的马热潮时，科科还承担他的开支。这是怕他透露事实真相呢，还是出于对私事的忠诚？如果“流行帽子”行动是由德国情报部门实施的，那一定会有档案在，也许会藏在某个湖里捞起的箱子里，或许藏在某个盐矿的地道里。我听见她说过那些卷起衬衫袖口的巴黎青年，她说：
“他们让我发笑，我是第一个去伦敦的，以前我没钱时总要绕道瑞士先去取钱。后来我想去美国了，我去见了美国领事，我对他说：”先生，明天我来取护照。‘他要我填一张答问表格，我对他说：“先生，这些问题您比我自己更清楚。’他说：”无论怎么说，指纹总得留下。‘这一仪式只花了一分钟。“
说到指纹时，她晃了晃手指。他们使我发笑，真是这样吗？他们还不至于让她感到这样可笑，她自己也有怀疑。她意识到有某种犯罪感。这在她谈起与德国人的关系时的那种气势汹汹的样子中可以看出。其实，除了为了使她的侄子帕拉斯提前获释外，她没有向德国人要求什么。萨夏·吉特里生活一贯奢华，出入坐车，吃饭也要去凡尔赛自己的庄园。我想科科也不至于饿死，不至于没有白兰地给施帕茨喝。她在给我看那枚辟邪的小戒指时对我说，她想起在占领时期手上生过冻疮。可以推断当时她的取暖条件很差，也没有足够的脂肪类食物。有人指责她不肯帮助一个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人，尤其是没有在由科克托起草的为救助马克斯·雅各布的一份请愿书上签名，人们想她也许认为这事与她无关。
夏奈尔牌香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夏奈尔小姐推出三种香水：BoisdesIsles、五号香水和CuirdeRussie。这些香水只在她自己的店里出售（多维尔、康邦街、比亚里兹和县纳）。1924年，拥有贝姿华牌香水的巨富皮埃尔和保罗·韦尔泰梅建议科科开设夏奈尔香水股份有限公司，以确保这三种香水在法国和世界各地的销售。韦尔泰梅兄弟俩反复说，既然这些都是最好的香水，就得成立公司。皮埃尔是个好色之徒，对科科除了钦佩外，别有一番打算。
科科以自己香水的产权、配方和制造工艺作为向公司的投资，出任夏奈尔香水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她拥有200股每股500法郎可以完全自由支配的股票，占总资本的10％，在国外的分公司中也拥有10％的股份。但是，不久之后科科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人们得知这一情况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她把一切都交了出来，而得到的只是10％的利润，她怎么能签这样的合同呢？她只是一棵摇钱树而已。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1935年，她请了一位年轻的国际律师（这在当时是件新鲜事）勒内·德尚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