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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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德国方面的材料，据前民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罗兰·费尔伯教授和拉尔夫·胡帕内尔研究生合著的《1900—1933年在柏林的中国革命者和民主人士》，载《洪堡大学科学杂志》1988年春季号。蒙费尔伯教授惠允使用。
她在致电蒋介石时已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德国政府在决定批准时下令，鉴于她“在共产主义及中国国民运动中的作用”及“与莫斯科共产党方面的关系”，应对她实行“严密监视”。后来，在12月19日，德大使馆向本国政府报告，她由于健康原因推迟原定的访问。直到次年4月，应苏联外交部的请求，德国发给她有效期为3个月的入境签证。①
①致本书作者和邱茉莉的短简，1957年11月11日。
从这些日期可以推论出她的推迟离苏是出于政治原因——蒋介石同苏联断交的时候她不应该离开苏联而是留在苏联（即使是短时期的）。“健康原因”是不存在的，因为她的皮肤病情况正是她要去德国的原因之一。①
①《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25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由此可见，宋庆龄在准备离去时对苏联的感情仍像孙中山所总结的那样；中国在世界各国政府中找不到比苏联更好的朋友——或者说找不到任何一个别的朋友。而苏联人民和他们的革命给予她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这就是她在几十年中的一贯立场。在60和70年代，中苏发生严重分歧，她站在自己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一边。但这不影响她的坚定信念——俄国的苏维埃革命和中国自己的革命，作为我们时代改变世界的伟大事件，是紧密相连的：
另外一点在这里要论述的是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在1927年及以后若干年里，中共的政策和领导层起伏变化，对宋庆龄的态度也有变化，这是事实。尽管如此，她越来越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继续革命的唯一可能的领导力量，而她的最大愿望就是全身心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努力。
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国民党屠杀所引起的不可遏制的愤恨，助长了中国共产党内“左”的和教条主义的偏向。1927年9月，中共中央在一项决议中谴责同国民党中的任何人合作。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进一步指出，“国民党左派组织失败之经验，证明国民党的旗帜已经完全变成白色恐怖的旗帜，凡是真正革命的分子只有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下。”①从广义上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真理。但从狭义上来解释，这可以而且常常被理解为在中国共产党外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种形势下，宋庆龄的努力最初得不到中共的回应，尽管她把自己看作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左派的一员，力图把其他左派团结起来，并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同中共的合作，作为实行孙中山遗教的一部分。
①《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7—187页。
对中共来说，抛掉国民党的旗帜、独立领导革命，这从历史进程来看，是一项正确的决定。但否定同任何类型的国民党左派联盟就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中宣称，国民党各派都已完全反动。它斥责邓演达所组织的“第三党”是乡绅地主阶级的反革命工具，须对之作无条件的斗争。推出一个“第三党”是有问题的——宋庆龄也没有同它走在一起。但把邓演达和他的团体硬说成是反革命（他们并非反革命）、甚至说他们支持封建阶级（他们实际上是支持农民）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成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有一个认识、扬弃、再认识的过程。在1925—1927年中，它在这方面犯了过分右倾的错误，放弃主动权和领导权，使党处于从属地位，结果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来，尽管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党有一段时期实行“左”的政策，排斥任何联盟，使自己处于孤立状态并丧失了不少机会，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只有在一支强大的武装核心力量同一项广泛的联盟政策（在党领导下的联盟）结合起来之后，才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胜利建立。
对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错误，特别是在同邓演达的关系上，后来周恩来曾以自我批评精神作了检讨。①
①见屈武着《操比金石节币冰雪——回忆宋庆龄同志》，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4日，辑入《宋庆龄纪念集》。屈武是国民党左派，当时在莫斯科上学，以后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主席。“‘左派共产主义’的幼稚病”是列宁用的名词，也是他的一篇名著的题目。
在这类“左”倾偏向的影响下，以中共为一方、宋庆龄及邓演达为另一方的关系，在后者在莫斯科时已显紧张。在他们因各种不同事由到中山大学讲话时，一些“左”倾的学生党员曾攻击孙中山的主张不够彻底。据说，宋庆龄“当场予以”驳斥并嘲讽他们患了‘左倾幼稚病’。”①对于邓演达，那些年轻人“用开闭电灯和脚跺地板”②来打断他的讲话，因为他引用1927年失败的教训来反对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规定战略战术，还争辩说，中国的革命者应该分析他们自己的处境并据此采取行动，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
①见盛岳普《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65页。
②宋庆龄自莫斯科致杰西·劳埃德（后改姓奥康纳）（在纽约），1929年1月21日。
前面已经谈到，正是这样一种态度使斯大林感到失望和恼怒。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宋庆龄和她的朋友们离开了苏联。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她对苏联和苏联人民产生了反感。
1929年在回国途中经过莫斯科时，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满怀激情地写道，“回到这里真是高兴。这里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和活跃的气氛……我要离去真有点依依不舍，但我还没有老，我盼望著有一天回来。”①
①同注38。
28年之后的1957年，她虽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一员去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她的感情依然如故。在写给本书作者及其已故妻子邱荣莉的信中说，“我真希望你们同我一起在这里观赏一切精彩的景色、会见许多新的朋友。”①她还把莫斯科称作“我最喜欢的城市。”于孤立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什么前景？这个前景就是剩下来的共产党力量的可怕崩溃和堕落为冒险主义。”
①是公使馆而不是大使馆。中国当时在国际上被压制在低下的地位；除苏联外，没有一个外国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在1927年又被蒋介石中断。
关于被他看作必要条件的“战争或革命”，他解释道，他指的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对苏联的战争。至于“革命”，他的看法可以从下面的一连串反问中知道：“……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起来造反？是不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得到足够的时间来治好它的创伤？或者因为颓丧虚弱的共产党已经有时间乘革命潮流而上？城市工人已经保证他什1同全国革命群众的联系了吗？罢工已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吗？总罢工已把无产阶级推向起义了吗？……”
从这样一些前提出发，托洛斯基论证中国农村群众的奋起和中共（在他看来已经“颓丧”）领导下建立和发展军队及根据地，是冒险主义的、注定要失败的，且毫无革命意义。
（以上引文据《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载利昂·托洛斯基着《中国革命问顾》（本文）第226——230页。）
第十章 在柏林：1928年
在德国，宋庆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这是邓演达在柏林对章克着重交待的一点、她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式的接待或照顾，更不想同中国公使馆①发生任何关系（不久蒋作宾被委任为公使，蒋在1927年12月曾与宋庆龄等人一起，为武汉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后投向蒋介石）。她也避免会见到柏林来的国民党高级政要。这些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想要找到她，其中之一就是武汉国民党的前主席汪精卫，他在同蒋介石合流之后才几个月就被后者一脚踢开了。另外一个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他也是从武汉投奔到蒋介石那里去的，此刻还得蒋的欢心，但没有维持多久。②
①注视着中国事务的美国大使舒尔曼报告了他们在柏林的居留以及——主要依靠文森特·希恩提供的消息——她想避开他们的不安心情。舒尔曼1928年5月27日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说，“孙科昨抵柏林……他的继母从她的隐居处消失了……可能己听到了他来的消息。”他还报告说，孙科“因从政而发财了，而孙夫人在这里（柏林）的生活却很节俭，甚至可以说清贫。”
②这个地址是民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罗兰·费尔伯教授在研究中发现的。请参看第九章有关部分。
宋庆龄在等待的是那些还没有失去信仰的人。她希望同这些人一起组成一个“革命核心小组”。
邓演达告诉章克，“自从雷娜·普罗梅去世之后，一直没有人帮助孙夫人处理日常事务。我要你来就是为此。你来了，我很高兴。这也是为革命、为国家做工作。”
宋庆龄住在利茨恩堡大街7号①，是租的房子。她对年轻的章克说，他应听从邓演达的指导，邓过去在柏林住过、上过学，对这个城市比较熟悉。②她希望他除了帮助她之外，还能帮助邓收集资料，以便研究中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我国革命的关键”。她又告诉他，会有更多的朋友从国内来到这里。他们为了避开蒋介石的耳目，一路上必须绕道而行。
①1925年在柏林时，邓演达曾同朱德（后任红军总司今）在一个革命研究小组，朱当时也在那里留学。
②邓演达着《新艺术的诞生》（1927年4月、5月）、《中国内战和文化问题》
章克对他在柏林日常生活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宋庆龄当时在柏林的情况。
一般说来，他整个上午都在柏林大学的图书馆里，寻找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农村方面的资料，供宋庆龄和邓演达用，因为这些资料对中国可能有参考价值。
每天上午11点半，他就到宋的住所去帮助做家务。下午1点，他们到坎特街上的饮食店去吃一顿简单的午餐，通常是德国人叫“格但克”的客饭，有点肉、土豆（或米饭）和蔬菜，每份1马克。饭后散散步，同时买东西，然后来回住所，他到大学会上课（一个专为外国学生开设的德语课）。傍晚，他又到来住所去帮助做些文书工作，宋请他吃完晚饭再回宿舍。
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同邓演达在一起商谈和工作一两小时。除了政治方面的谈话和研究外，她还请他帮助她提高中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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