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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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也反对同苏联建立反帝联盟，而赞成同帝国主义妥协。实际上，“戴季陶主义”是要瓦解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所宣布的纲领。
　　在组织上，戴的领导地位到1925年底为“西山会议派”所取代。所谓“西山会议”是一些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郊孙中山灵梓暂厝地举行的一次会议。他们后来又在上海设立了“中央党部”及若干地方的支部。
　　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因为得到了五卅运动后革命高潮的支持及最后打垮陈炯明的胜利，有力量作出重大的反应，它将“西山会议派”若干头面人物开除出党，并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重申和发展“一大”通过的方针政策。
　　（五）国民党“二大”：政坛首次表现
　　就在这时，宋庆龄从上海回到广州，以她的声望和言论来加强左派的力量。在码头上欢迎她的除“二大”代表和党政要人外，还有群众的队伍（主要是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妇女团体），共约20万人。刚刚遇刺的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以悲痛心情继续战斗，她用拥抱和鲜花来迎接庆龄，使政治的含义和私人情谊融而为一。
　　第二天，即1926年1月8日，宋庆龄出席“二大”，并应邀发表演说。她说：
　　“我这次回到广东来，觉得有一件事是非常安慰的，因为此间一切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指孙中山）在的时候弄得更好，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安慰，而且也安慰了先生在天之灵。”她这样说无疑是指当时国民党左派赢得了新的主导地位。
　　她接着谴责右派违背孙中山的遗训，号召革命党人“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她呼吁贯彻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她告诉代表们“先生主义的成功与不成功，全仗诸君的努力。”①
　　①《宋庆龄选集》，第12页。
　　1月9日，她和何香凝、邓颖超一起被推为国民党“二大”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成员。
　　1月16日，宋庆龄以压倒多数票（在有效票总数249张中得245张）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地取得的政治上高层职位。新的中执委委员36人中包括另两位真正的左派何香凝和邓演达，还有7位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等）；在候补执委24人中，也有7位共产党人（毛泽东、邓颖超等）。林伯渠当选为农民部长，谭平山（当时是共产党员）为组织部长，宋庆龄为妇女部长（由何香凝代理），毛泽东为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但是，由于汪精卫（国民党左派名义上的领袖和政府首脑）和陈独秀（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动摇，本来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将大为削弱的右派，通过妥协这扇“后门”仍然钻了进来。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和几个幸免于被开除的“西山会议派”都被选进中执委，而在另一个高级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左派处于少数。
　　这里应该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左派”、“右派”是按当时的政治态度而分的，所以非常可能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当时陈独秀把蒋介石看成是左派的一员或盟友，而一位苏联顾问则认为他属于“中左，正向左转并将继续这样”。
　　汪精卫当时被公认为是左派首领，实际上正如以后的历史所证明，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在廖遇刺后，他在实际职权上成为掌握广州政权的三人寡头统治之首。另外两人是陆军部长许崇智和以黄埔军校为骨干建立的新军首领蒋介石（这是他第一次在这样高的层次出现）。辅助这三个人并参加他们的会议的是两个俄国人——国民党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和总参谋部顾问罗加乔夫。作为“三人统治”的首席和国民党左派首脑，汪精卫同已故的廖仲恺是完全不同的人。廖坦诚、朴素、平易近人、富有生气。而汪则喜欢装腔作势。他利用体型和面容上的天然优势（他看起来常会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总是精心梳理、讲究穿着，在公众场合露面时从来都是连每根头发都梳得十分整齐。他的妻子是马来亚一个橡胶园主的继承人，所以他也有钱来讲究仪容。他能写会讲，口若悬河，非常雄辩。他的经历富于革命浪漫色彩。青年时期曾拟用炸弹谋杀摄政王，事败被捕，后来据说光绪帝的遗孀见他年轻俊美才免其一死。但从他以后的生活中却再也看不到他早年一定曾经有过的那种勇敢的决心了，甚至于他同别人握起手来也使人觉得他的手是如此软弱无力，简直像块果汁软糖。①
　　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纪录》，第4日第7号第42页，转引自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132—133页。
　　“二大”之后，宋庆龄主要从事于妇女、教育以及妇女学校和妇女团体所进行的红十字会救济工作。她在一篇对广州女校、妇女团体的演讲中说：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出席女代表只有三位。而且是先总理（指孙中山先生——引用者）所指派的。现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女代表，人数已经增多几倍了，这可见得我们女子，已有多数的人，明白三民主义和知道国民革命是谋我国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实现党纲第十二条‘于法律上经济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我更希望诸姊妹们，齐领导妇女们向国民革命战线上走，那么国民革命成功便不远了。”①
　　①本书作者有过这方面的亲身经历，虽然时间上要晚得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在那场战争中，汪精卫终于堕落成为汉奸。
　　由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任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代表团特来感谢她为支援罢工募集捐款时，她回答道，这次罢工是爱国行动，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加以支援。16个月之后，当北伐胜利进展时，委员会向她报告，已决定停止罢工并部署力量支援北伐。她复信赞扬在这次长期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她说。这次罢工延续已一年以上，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为中国人民带来荣誉使所有帝国主义者大为震惊，深感中国人民之不可侮。她对工人的精神深表敬意。
　　3月初，她又乘轮赴上海，转往南京，参加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的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陵址在城郊雄伟的紫金山上。
　　几天之后，3月20日，在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这是到那时为止右派对孙中山政治遗教的最大的一次挑战。“中山”舰即原“永丰”舰，在1922年对陈炯明的斗争中，孙中山曾移居该舰并以之作为指挥部，所以后来为纪念他而改名。现在，这艘军舰又成了一次新的挑衅的牺牲品。进行这次挑衅的是蒋介石。他在参与第二次东征消灭陈炯明的斗争中，尽量为自己捞取了荣誉，接着就显示出了新军阀主义露头的迹象。他所策划的计谋很简单。先通过第三者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当时为共产党员）发去一道命令，要中山舰从广州移泊黄埔。然后，他就宣布李之龙未经报告准许，擅调该舰，企图进攻他在黄埔的总部，并指这是共产党员和苏俄顾问的阴谋。（作为证据，他硬说李之龙曾要求他没收广州的所有私营工商业，否则就把他抓起来，送到苏俄的海参崴去。）以此为藉口。蒋下令逮捕李之龙和几名苏俄顾周。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员、政工人员多名也遭到被捕或软禁。蒋还下令在广州实行戒严和宵禁。这一行动把“政府首脑”汪精卫吓坏了，就溜之大吉（他转道香港，去了法国）。
　　这样，蒋介石为自己取得了第一号实权人物的地位。在达到了第一步目的之后，他巧妙地作了一点战术上的后退，以稳定人们的情绪。他下令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对苏俄顾问还表示歉意。在削弱了左派之后（许多被免职的人实际并未复职），他又对右派进行“打击”。他知道，右派总的来说是不会反对他的，所以他除了暂时扣留了几个右派之外，把两个可能同他争夺权力的对手——右派头面人物许崇智（前任总司令）和胡汉民（国民党重要政客）逐出广州。他的手法是利用他们在刺廖案中的重大嫌疑，以及他们靠拢左派的做作。
　　蒋介石玩弄这种两面的伎俩，大获其利。现在，两方面都觉得离不开他，而且由于他正在把军权一步步集中到自己手里，所以也没有人有力量把他赶走。
　　他的手法达到了使许多人被蒙骗的目的。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仍然肯定蒋介石是革命的。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在“三·二○”事件中受到突然袭击，但后来在蒋介石道歉后就心平气和地仍认为蒋是“中间偏左”。汪精卫用自己的出逃给了蒋莫大的好处。蒋得到了所有这些“成绩”，却没有同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发生任何直接冲突——他知道自己现在还没有足够力量去镇压群众运动，而且群众运动还可以被利用来推进北伐，在北伐中他将取得全国的最高地位。
　　1926年5月，蒋为了进一步削弱共产党的地位，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得担任中央机关的部长，从而把共产党员排除出国民党组织的最高层。又由于汪精卫既已出亡，蒋介石的支持者张静江当上了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主席，蒋任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他在“三·二○事件”中先实行进攻、后佯装后退的战术真是执行得再顺利不过了。
　　这样，当7月9日在广州誓师北伐时，蒋介石成了无可争议的总司令。在北伐中，过去这一时期的准备工作和积聚的力量都表现出来了。国民革命军摧毁了所有武装抵抗。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有效的群众宣传工作和农会的组织——这些都是通过共产党员的努力去完成的——为北伐队伍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主要由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们组织起来的各地农会还为北伐军提供运输队和担架队，并在北伐军继续前进后确保后方的安全。工人也在各处提供有力的支援，前线的运输工作实际上都是由省港罢工工人组成的队伍担当的。到10月10日，距广州出师仅百日，革命军就占领了广州以北1000多公里的华中工商重镇武汉。这一天正好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5周年。不久，国民政府决定从广州迁往武汉。
　　北伐出师前后，在老革命基地广州，群众运动继续高涨。工人运动在刘少奇等人领导下多次举行会议，扩大活动。在保证支持北伐的同时，工人运动对那些企图以战争为藉口限制工人已得权利的计谋进行了斗争。特别是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中国工运的国际意识有所加强。它不仅向全世界各地工会对省港大罢工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号召中国工人声援1926年的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和总罢工。中国工人虽然贫苦，仍进行了募捐；支助英国工人。
　　广东的农会在彭湃领导下，在1925年东征中已经显示出力量。现在，在北伐中，农会发展规模更大。仅在湖甫一省，农会会员开始时仅40万人，到1926年11月下旬就增加到120万人，1927年6月又增加到451万人。在相邻的湖北省（省会武汉），农会会员原仅7万2千人，到1927年6月也猛增到250万人。全国农会会员总数近1，000万人。①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毛泽东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