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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扬州八怪传-第15部分

小说: 扬州八怪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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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所述为“小城荒邑,十万编氓”。有十万左右人口不算少了,但是地广人稀,和人烟稠密的扬州、仪真、兴化比较,自然是显得荒凉了。当时扬州领二州六县,人口为326万余人,平均每州县40余万人,且地域狭小,显然要比范县繁盛得多。范县荒凉,范县的县衙门也荒凉得可以:“廨破墙仍缺,邻鸡喔喔来。庭花开扁豆,门子卧秋苔。”衙门的情况很容易使人想到破庙,门子的闲散又很容易使人想到野僧。
  板桥初次为官,上司自然常常来查问,看他履行职务情况如何。范县属曹州府辖,知府名姚兴滇。板桥叙述自己的政绩,首先觉得成绩不突出:“落落漠漠何所营,萧萧淡淡自为情。”他接着叙述自己的心态:“十年不肯由科甲,老去无聊挂姓名”,很可能这位太守年纪不大,板桥有自惭之感。汇报工作还是要汇报的,他接着说:“布袜青鞋为长吏,白榆青杏种春城。几回大府来相问,陇上闲眠看耦耕。”务农为本,皇帝每年三月上元,都要到先农坛扶犁亲耕,然后在观耕台观耕,劝农更是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但是,“闲眠看耦耕”,表现出的却是一位风流县官的潇洒情态。看来这位知府是位颇有雅量的人物,并没有拿出官架子来申斥几句。
  板桥出身农家,对于农业生产情形是很熟悉的。他仔细地了解了范县的农副作物情形,特别是有别于江南的一些品种了解得十分详细。例如种枣、种梨、种胡桃一类果品,例如范县一带植桑采桑的风俗,例如范县蔬菜的品种,例如这一地域所长的臭麦和黄、黑、绿三豆的生长情形,例如这一带家畜的饲养,例如这一带赶集的风情习惯,都有过详细的查询,写在他的《范县诗》里。这首诗应当看作是他履行县官职务的记录。板桥出身贫苦,对于这一带的穷人多所关切,他了解到有的农夫40岁才能娶妇,还有60以后不能养老,还要给人家作佣的,一辈子做牛做马。有的老人不知道他是县官,拄着拐杖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向他诉苦。他一方面觉得这块土地是“唐风所吹”的丰饶沃土,一方面又看到了这一带贫富不均,为人雇役的人秋收以后返家,连小孩儿都不大认识他了。他有一首《喝道》,写他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喝道本为封建官吏出行时的礼仪,他却“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入林深”。他虽已年过50,但初入仕途,对于陈习的改革却充满了锐气,芒鞋问俗就没有一点官气。百姓们对他也很礼貌:“一杯白水荒涂进,惭愧村愚百姓心”。可见他的平民意识之浓厚。
  县官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判案。但是范县民风淳朴,“范县民情有古风,一团和气又包容”,打官司的不多。“四五十家负郭民,落花厅事净无尘”,又说“弹丸小邑,称是非才。日高犹卧,夜户常开。年丰日永,波淡云回。鸟鸢声乐,牛马群谐。讼庭花落,扫积成堆”,仿佛是一片世外桃源。②但是,作为一名县官,不光是“情怡虑淡”,他还看到了自己的重要责任。讼庭花落,年丰日永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问题尚有待发现。“尚有隐幽难尽烛,何曾顽梗竟能驯!”他知道十户之乡,官民之间的隔阂总是有的,唯恐办事不公,为民之累。据说板桥在范县断案,有甲乙两农夫因斗牛事起讼,其中一牛已被戳死。甲要乙赔牛,乙说两牛相斗,并非主人过失。郑判了八个字:活牛共使,死牛共剥。甲乙都满意了,里人也称颂,其刻意公正如此。又说,兴化一农夫赶一船茨菇到范县求售,菜霸欺行霸市,说茨菇上有泥,硬要煞价。农夫无奈,求到板桥那里。板桥是兴化人,如因乡人徇私,将使范县人不安,但菜霸欺负人,又不能不管。他思索片刻,赶到茨菇船前,对着茨菇连忙下拜。菜霸慌了,问老爷为何如此。板桥说,见家乡之土,不得不拜。菜霸不好意思再煞价了,于是做成了一笔公平交易。其风趣如此。还说,板桥历来仇恨屠夫,因为在兴化吃过屠夫的苦,因而对范县的屠夫也多所厌恶。斯时饶氏在范,为劝板桥,吊一老鼠于屋,说是幼年有件新衣曾为老鼠咬破。板桥笑道:“范县之鼠非扬州九鼠。”饶氏便劝道:“范县之屠夫岂是兴化之屠夫?”于是板桥大悟,以后便不以偏见办案。传说中又见其从善如流。
  采访民间关于板桥在范县的传说,历览板桥在范县所作诗文,可以看出初入仕途的板桥是颇有抱负的。他从县城到京城,体会到民瘼之深:“县门一尺情犹隔,况是君门隔紫宸”;他觉得做官能不能胜任,事在人为:“分明一匹鸳鸯锦,玉剪金刀请自裁”。(《感怀》)他接触农夫,接触书生,接触范县各阶层人士,常问民疾苦,常悟官箴。他借荷花詠志,说明年纪虽大,但决心要把事情办好,“秋荷独后时,摇落见风姿。无力争先发,非因后出奇。”(《秋荷》)他生性风雅,但是在县官任上办事却是认真的。他在一首《君臣》中,说君是“天公办事人”,自己则是“吾曹二三臣”。办事禀的天意:“兢兢奉若穹苍意”,态度则是“莫待雷霆始认真”。可见他是很想做一任好官的。有了从政的实践经验,他一方面看不惯“乌纱略戴心情变,黄阁旋登面目新”(《历览》),要葆其书生本色;一方面又有了实际的体会,例如他在《南朝》中说,杜牧之、温飞卿如果为天子,一定会破国亡身。这些话,是当了县官,知道从政的艰难以后,才有此认识的。
  二、鲁西翰墨情
  文人做官,大致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一旦为官,便热心仕途,忙于应酬,过去爱好的诗词书画,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至于文友诗友,也懒于应接,话不投机半句多了。还有一种,即在公余,依旧保持其文人面貌,不废文事。板桥长期生活在扬州,曾守扬州的欧阳修、苏东坡都是后一种人,他们的故事在民间传说,他们的佳句在平山刻石,风流宛在。板桥曾说“十千沽酒醉平山,便拉欧苏共歌泣”,可见欧苏对他的影响之大。不久前在扬州做推官的王士祯也是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的,有一段风流佳话,板桥也是知道的。板桥为官,属于何者?他的兴趣何在?我们不妨看看他的《止足》:
  年过五十,得免孩埋,情怡虑淡,岁月方来。弹丸小邑,称是非才。日高犹卧,夜户长开。年丰日永,波淡云回。鸟鸢声乐,牛马群谐。讼庭花落,扫积成堆。时时作画,乱石秋苔;时时作字,古与媚皆;时时作诗,写乐鸣哀。闺中少妇,好乐无猜;花下青童,慧黠适怀。图书在屋,芳草盈阶。昼食一肉,夜饮数杯。有后无后,听己焉哉!
  公务之余,画也有了,书也有了,酒也有了,还有年轻美貌的小妾也附上一笔。这是不惭东坡的朝云一枕吧,真是优哉游哉,其乐融融。
  但是,别以为板桥只是吟花吟柳,雕琢辞藻,以诗文打发闲散的光阴。板桥在范县给墨弟的信里说得很清楚,他称颂杜甫“少陵诗高绝千古”,一看题目,便知其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劳戍之苦,使人痛心入骨。他厌恶沉溺湖山、流留诗酒、不顾国之大计的“流俗不堪之子”,他主张作诗作文要端人品、厉风教,倘胸中无感,“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他最关切的是“民间痛痒”,看不起王维、赵子昂这些名声很大的古代画家,认为是“不过前朝两画师耳!试看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
  他是这么主张,也是这么实践的。他刊刻了他的《道情十首》。他写了生活底层的渔翁、樵夫、和尚、道士、贫士、乞丐、隐者的日常生活,描写了自由自在的天地,表现了无羁无绊的性格。尽管道情中表现了许多消极的观念,但是十余年屡抹屡更,惨淡经营,力求通俗平淡,目的是让生活中的渔翁、樵夫、和尚、道士、贫士、乞丐、隐者能够读懂,能够传唱,以慰天下之劳人。京中来客,述及有一女子名招哥者,擅唱此曲。板桥大喜,便托人带钱给她:“宦囊萧瑟音书薄,略寄招哥买粉钱”,可见板桥因其作品流传而感到的内心的愉快。
  板桥关心民间痛痒,作品中在写实之余,颇能发挥其想象力。他过去曾写过一则“夜杀其人,明坐其家”的故事。忠厚的主人把盗贼作为心腹,而奸邪的恶人则打扮成忠直的形象。他写过一个贫苦的寡妇,以为人缝纫织布来抚养孤儿,凄楚动人。他还写过悍吏,入村捉鹅鸭,括稻谷,甚至鞭打百姓,民不堪命。吏悍源于官贪,口口声声乐善好施的官员,已经使得百姓无法应付了,现在的官员连乐善好施的假面具也剥去了,结果自然更是民无宁日。他还大胆地描写过一些富贵人家的私刑,手段凶残至极,写得字字血泪。株连所及,甚至连70岁的邻家老翁也不能幸免,“雷霆收声怯吏威,云昏雨黑苍天泣”。他描写的是一群被压迫者备受摧残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的出现可能都是有原型的,也许耳闻,也许目见,以其丰富之艺术想象力,从刻划细节入手,暴露“清平盛世”时阳光下的罪恶,形成沉着痛快足以振聋发聩的针砭时弊之作。现在板桥自己做了官,为民父母,再一般地指责贪官悍吏似乎不适宜了,于是他把笔触转向封建家庭中受压迫的一群,为他们诉述不平。
  在范县,板桥写了《孤儿行》,他把矛头指向虐待侄儿的叔父叔母。这是一个富贵之家,但生性刻薄凶恶的两个长辈在衣、食、住以至劳作方面往往苛待一个幼儿。孤儿吃的只能是奴仆们吃剩的残羹剩饭;着的是破衣;住的是柴草房,平时要做汲水、养马等力所不及的繁重劳役。而他的堂弟,即阿叔的亲生则衣裘食肉,养尊处优。矛头指向阿叔叔母,实际上是指向凶残丑恶的不道德行为,表现了作者同情受苦受难者的人道观念。如果说《孤儿行》还显得比较单薄,那么,《后孤儿行》则情节丰富,鞭辟入里。这里的孤儿是一个年幼的女婿,为丈人所欺。丈人绝灭人性,他得到女婿家的珠玉以后,想方设法要害死孤儿,心肠之毒,令人发指。悲惨的孤儿为贼所虏,狠心的丈人买通官府,使得孤儿随盗就戮,事情终于遂恶人之愿。这是一张告发一切阴谋者、狠毒者、凶残者、无人性者的控诉状。
  孤儿已经死去,除了作者的悲叹,再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但是还有一个12岁的小妇受到婆母的虐待,害得七品官连呼“嗟嗟贫家女,何不投江湖”,以警世人。12岁的童养媳受到了种种折磨。较之《后孤儿行》,又显得情节跌宕曲折了。婆母凶狠,而公公善良,可是河东狮吼,阿夫年幼,尽管同情也无能为力。故事所展开的矛盾是多重的,而矛盾的焦点则在于婆母的凶残与小妇的善良无助。作者笔下的苦难者都显得幼稚而软弱,缺乏抗争的勇气。作者塑造这样的悲剧形象,在于劝世与警世,唤起人间的善心,唤起世人对恶人的鞭挞和对于弱者的同情。作者看不起那些“栽云缕月,标花宠草”的无关民瘼之作,他认为只有继承《诗经》中《七月》与《东山》一类作品的传统,才是为文之道。
  在范县的第二年,即乾隆八年的七月十八日,板桥作临《兰亭序》的跋语。他说自己的书法,是以中郎之体,运太傅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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