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三部曲-第1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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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听见护士往左手边的廊道走去，总共走了十七步，同样的距离，那名男性访客只走了十四步。平均大约十五点五步。她估计每一步若是六十厘米，再乘以十五点五，表示札拉千科就在左边走廊上距离九百三十厘米的房间里。好，大约十米。她估计自己房间宽约五米，所以和札拉千科的病房中间应该还隔着一间病房。
根据她床头柜上电子钟的绿色数字显示，探访时间刚好九分钟整。
自称乔纳斯的人走后，札拉千科醒着躺了许久。他猜想那不是他的真名，依他的经验，即使在毫不必要的情况下，瑞典的业余间谍也很爱用化名。如此看来，乔纳斯——或者不管他叫什么——是第一个指针，显示“小组”已经注意到札拉千科的情况。想想媒体关注的程度，这也是难免的。但此人来访证实了他的情况使他们感到焦虑。最好是如此。
他斟酌了正负两面的影响、列出所有可能性、摒除许多选项。他非常清楚情况已经糟得不能再糟。假如没有出差错，现在的他还在哥塞柏加的家中，尼德曼已平安出国，而莎兰德则埋在地底洞穴。尽管他已大致了解事情经过，却怎么也想不通她是怎么自己爬出尼德曼挖的洞、一路走回农场，还用斧头砍了他两下让他差点一命呜呼。她实在太诡计多端。
话说回来，尼德曼出了什么事，又为什么自顾自逃命而没有留下来解决莎兰德，他倒是心知肚明。他知道尼德曼的脑子不太对劲，常会看到幻影——甚至看到鬼。尼德曼不止一次出现不理性的行为，有时还吓得蜷缩起身子，最后都得札拉千科出面解决。
这让他很担忧。他相信既然尼德曼尚未落网，那么从哥塞柏加逃离后的二十四小时，他的行动想必很正常。他很可能去了塔林，向与札拉千科犯罪帝国有联系的人寻求保护。目前令他担心的是，谁也说不准尼德曼的心智功能何时会瘫痪。如果发生在他试图逃离的期间，他可能会犯错，而他一犯错就可能被捕。他绝不会乖乖就范，这么一来警察会死，尼德曼很可能也会死。
想到这里，札拉千科不禁感到心烦。他不想让尼德曼死。尼德曼是他儿子，但遗憾的是他也不能被活逮。他从未被逮捕过，札拉千科无法预料他接受讯问时会有何反应。他理应保持缄默，但札拉千科忧心他做不到，所以最好还是被警察给杀死。儿子死了固然令他伤心，但若非如此情况会更糟。假如尼德曼说了什么，一辈子要待在牢里的就是札拉千科自己了。
如今尼德曼已经逃亡四十八小时，还没有被捕。这是好事，表示尼德曼一切正常，而一切正常的尼德曼无人能敌。
然而长期而言还有另一项隐忧。他不知道少了父亲引导的尼德曼该如何独自度日。这些年来他发现，只要他不再下指令或是给尼德曼太大的自主权，儿子就会不知不觉地进入犹豫不决的怠惰状态。
札拉千科曾多次承认，自己的儿子未能具有某些特质是耻辱也是遗憾。尼德曼无疑是天赋异禀，身体上的一些特质让他成为难以对付且令人畏惧的人。他也是个冷静又优秀的谋划者。但问题在于他完全没有领导天分，总是需要有人告诉他该筹划些什么。
不过眼下这一切都已在札拉千科的掌控之外。现在他得专注在自己身上。他的处境很危险，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危险。
托玛森律师稍早前的来访，并未让他完全放心。托玛森一直是企业律师，无论他在那方面表现多杰出，这次毕竟是不同领域的事，他的帮助不会太大。
接着又有那个自称乔纳斯的人来访。乔纳斯提出一线强烈许多的生机，但这丝生机也可能是个陷阱，他得下对棋，也得掌控局面。掌控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他还有自己的资源可以依靠。目前他需要医疗护理，但再过几天，也许一星期，他便能恢复体力。万一事情到了紧要关头，他恐怕也只能靠自己，也就是说他必须从将他团团围住的警察眼前消失不见。他将需要一个藏身处、一本护照和一点现金。这些托玛森都能提供。但首先他得强健起来才能逃亡。
凌晨一点，夜班护士进来探了探，他假装睡着。当她关上门后，他费力地坐起身来，两脚垂在床边，静静坐了一会儿，测试自己的平衡感。接着小心地将左脚放到地上，幸好斧头砍中的是已经残废的右脚。他从床边的柜子取出假肢，装到截肢了的脚上，然后站起来，先将全身重量放在完好的一脚，再试着以右脚站立。转移重心时，右脚立刻感到一阵刺痛。
他咬紧牙根，往前迈了一步。他需要拐杖，也知道医院很快就会提供给他。他倚着墙壁，一跛一跛走到门边，花了几分钟时间，而且每走一步就得停下来缓和疼痛。
他以单脚支撑着，将房门打开一条缝往走廊上窥视，一个人影也没有，于是他把头再往外探一点。这时听到左边有微弱的说话声，转头一看，只见走廊另一头约二十米处的护理站内有一群夜班护士。
他转头向右，看见了另一端的出口。
当天稍早他询问过莎兰德的状况，他毕竟是她父亲。护士们显然已接到指示，不得讨论其他病人病情。有一名护士虽只是用平淡的口气说她状况稳定，却仍下意识地瞥了左边一眼。
莎兰德就在他的房间和出口之间的某间病房内。
他小心地关上门，跛行回床，脱下假肢。终于钻入被窝时已是汗水淋漓。
霍姆柏巡官在星期日午餐时间回到斯德哥尔摩，人又饿又累。他搭地铁到市政府站，步行前往柏尔街的警察总局，来到包柏蓝斯基巡官的办公室。茉迪与安德森已经到了。包柏蓝斯基在星期日召集他们开会，因为他知道负责初步调查的埃克斯壮正在其他地方忙着。
“谢谢你们能来。”包柏蓝斯基说道：“我想我们也该安安静静地讨论，试着理出一点头绪来。霍姆柏，有什么新消息吗？”
“我在电话上都说了。札拉千科丝毫不肯松口，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没什么好说。只不过——”
“什么？”
“茉迪说得没错，他是我见过最卑鄙的人之一。听起来可能很蠢，警察不应该用这种字眼思考，不过他那狡猾的表面底下真的有种很可怕的东西。”
“好。”包柏蓝斯基清清喉咙。“我们有何进展？茉迪？”
她无力地笑笑。
“这一回合私家侦探获胜。我在公家档案中完全找不到札拉千科的名字，倒是有一个卡尔·阿克索·波汀，好像是一九四二年出生在乌德瓦拉。父母亲乔治和玛丽安·波汀，死于一九四六年一场车祸。卡尔·阿克索·波汀由住在挪威的叔叔抚养长大，所以直到他在七十年代搬回瑞典之前都没有他的记录。布隆维斯特说他是从苏联叛逃的GRU情报人员，这点似乎无法证实，但我倾向于相信他。”
“好，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很明显地他被赋予了假身份。这肯定经过有关单位的同意。”
“你是说国安局的秘密警察？”
“那是布隆维斯特说的，但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做的。这说法成立的前提是，他的出生证明与其他不少文件都是造假，然后偷偷塞进公家档案库。我不敢评论这种行为的法律后果，很可能得看是谁作的决定。但要让这些合法，作决定的肯定是相当高级别的人。”
四名刑警思索着此话中的含意，办公室内一片沉寂。
“好吧。”包柏蓝斯基说道：“我们只是四个笨警察。如果这案子涉及政府官员，我不打算讯问他们。”
“嗯。”安德森也说：“这可能导致宪政危机。在美国，可以在一般法院诘问政府官员，但在瑞典却得通过宪政委员会。”
“但我们可以问问老板。”霍姆柏说。
“问老板？”包柏蓝斯基不明白。
“图尔比约恩·费尔丁，他是当时的首相。”
“你是说直接找上门去，问前首相有没有替一个叛逃的俄国间谍假造身份证件？不会吧。”
“费尔丁住在海讷桑德的欧斯，距离我的家乡只有几英里路。我父亲是中央党党员，和费尔丁熟识，我从小到大见过他几次。他很平易近人。”
另外三名巡官诧异地望着霍姆柏。
“你认识费尔丁？”包柏蓝斯基半信半疑。
霍姆柏点点头。包柏蓝斯基撅起嘴来。
“老实说，”霍姆柏接着说道：“如果能得到前首相的陈述，便能解决不少问题，至少可以知道我们在整件事当中的立场。我可以去找他谈。如果他什么都不肯说，只好顺其自然。但如果他愿意说，我们就能省下很多时间。”
包柏蓝斯基考虑他的提议后，摇摇头。眼角则瞥见茉迪和安德森两人在深思后都点头认同。
“霍姆柏……谢谢你的提议，但我想这个想法还是暂时先缓缓。再回到我们的案子吧，茉迪。”
“据布隆维斯特说，札拉千科是一九七六年来的。依我推测，他的消息来源只可能有一个。”
“毕约克。”安德森说。
“毕约克跟我们说了什么？”霍姆柏问道。
“不多。他说这全是机密资料，没有上级准许，他什么都不能说。”
“他的上级是谁？”
“他不肯说。”
“那么他接下来会如何？”
“我以违反娼妓法逮捕了他。达格的笔记里有完善的数据。埃克斯壮很气恼，但我已经写了报告，要是他结束初步调查可能会给自己惹上麻烦。”安德森说。
“了解。违反娼妓法。可能会罚他日薪十倍的罚款。”
“应该是。不过反正他已经牵涉进来，我们可以再传讯他。”
“只是现在几乎就要侵犯到国安局的范围，可能会引起一些骚动。”
“问题是如果国安局没有涉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札拉千科可能真的是叛逃并受到政治庇护的俄国间谍，他也可能以专家、网民或任何头衔为国安局工作，所以有正当理由让他匿名并提供假身份。可是有三个问题：第一，一九九一年导致莎兰德被关的那次调查工作是不合法的；第二，从那时起，札拉千科的活动就和国家安全毫无关系，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黑道分子，很可能涉及几起命案与其他犯罪活动；第三，莎兰德确实在他哥塞柏加的农场土地上遭到射杀并活埋。”
“说到这个，我还真想看看那份大名鼎鼎的报告。”霍姆柏说。
包柏蓝斯基脸色一沉。
“霍姆柏……事情是这样的：星期五埃克斯壮要求看报告，后来我请他归还，他说他会给我副本，但一直没给，反而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和检察总长谈过，发现有个问题。据总长说，报告被列为最高机密就表示不得传播或复印。总长还要求回收所有文件直到案子调查清楚，也就是说茉迪也得交出她手上的资料。”
“这么说报告已经不在我们手上了？”
“是的。”
“该死。”霍姆柏说：“从头到尾没一件事顺利。”
“我知道。”包柏蓝斯基说：“最糟的是显然有人在跟我们作对，而且动作非常迅速又有效率。我们好不容易因为这份报告找到正确线索。”
“所以我们得找出是谁在和我们作对。”霍姆柏说。
“等等。”茉迪说：“我们还有彼得·泰勒波利安。他曾经为我们分析莎兰德，协助调查。”
“没错。”包柏蓝斯基的声音更低沉了。“他怎么说来着？”
“他非常担心莎兰德的安全，也希望她好。但讨论结束后，他说莎兰德有致命的危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