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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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后来见到梅尔总理之后，阿弗纳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无忧无虑的生活结束了。“穆萨德”令他率领一支突击队，干掉他们确定的十一名恐怖分子，为在慕尼黑奥运会上死去的以色列运动员报仇。这是一项，用梅尔总理的话来说，“改变犹太人历史”的重任。他经过二十四小时的考虑之后，终于答应退出“穆萨德”，并承诺自己今后的所作所为跟“穆萨德”无关，一切后果由自己承担。为了国仇家恨，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这条远离亲人、无法告人、无法诉说、孤独寂寞的不归之路。旅行对他来说不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次次惊心动魄、心惊肉跳的追杀。
复仇者们出师大捷，并为此深受鼓舞。他们在门廊里把一个手无寸铁的目标干掉之后，又接二连三地用电话炸弹、汽车炸弹、在床垫下放炸弹和街头突袭的方法残忍地干掉了另外四个恐怖分子。
随着恐怖分子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复仇者们开始感到惶恐不安。用阿弗纳自己的话来说，这种感觉很奇特，以前从来没有过。在部队里没有、在“六日战争”期间没有、训练的时候没有、做一名普通特工的时候也没有，甚至在执行这次任务之初也没有。它是一种“悄然存在、让人萎靡、几天都挥之不去的焦虑”。他起初以为是吃了什么东西所致，但他很快发现，这种感觉是恐惧。他意识到，要杀掉一个人太容易了。只要有几个人，有一点点钱，一点点决心，就可以找到一个人把他杀了。难怪恐怖分子那么容易得逞的！既然他们能这样毫不费力地把恐怖分子干掉，那恐怖分子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们干掉。他们能买到恐怖分子的情报，为什么同样有钱、顾及更少的恐怖分子买不到他们的情报？他们随时可能在街道的拐角处看见一支枪，正对着自己。晚上熄灯以后，他们的床也可能被炸到天花板上去。复仇者们惶恐了，不安了。当搜查毒品的德国警察将他们团团围住时，他们几乎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当一个黑人小孩不慎把球扔进他们的窗户里时，他们“立即趴在地上，双臂抱头，等着那颗手榴弹爆炸”。当邮递员来检查丢失的邮件时，他们赶紧在卧室门后做好埋伏，以防不测。阿弗纳在床上再也睡不着觉，只有搬到壁橱里才能睡着，因为他时刻担心有人在床底下放炸弹。
他跟妻子的团聚也不全是欢乐。考虑到任务结束后，自己再也不可能回以色列生活，他动员妻子到美国生活。妻子从来没有在以色列以外生活过。她孑然一身地住在美国，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不知道阿弗纳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他第一次回美国时，看到妻子孤独脆弱的身影，心里痛苦极了。他不知道这种频频更换姓名与身份、跟哪怕是自己的亲人都无法诉说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而在他妻子的眼里呢，他在过去的七个月中好像老了十岁。虽然实际只有二十六岁，而看起来却像三十四五岁的人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看来你愚弄得了你的脑子。可你愚弄不了你的身体。”
仿佛阴魂一般不散的惶恐与不安让阿弗纳开始对这次任务的正义性感到困惑，对这样的报复行动能否消灭恐怖活动提出了质疑。事实证明，他们的困惑和质疑并不是毫无根据的。阿弗纳在伦敦大街上被恐怖分子跟踪了。紧接着，三个特工一个接一个地被恐怖分子杀害了。第一个特工死在恐怖分子雇来的女人设下的温柔陷阱里。第二个特工在研制新式弹药时被神秘地炸死。第三个特工在冰天雪地的深夜里散步时遭人暗算。阿弗纳虽然感到震惊、愤怒，但在强大的、无形的恐怖势力面前，却又无可奈何。连是谁杀害了自己的同伴都不得而知，更别提报复了。阿弗纳更加困惑了，既对同伴们神秘的死亡感到困惑，也对这种循环往复、无休无止的复仇怪圈感到困惑。正是这种困惑，坚定了他后来离开特工组织和选择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的决心，从而完成了人性的自我救赎。
表面上，三个特工是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但实际上，杀害他们的恰恰是这种困惑。随着暗杀行动的连连得手，特工们变得神情恍惚，举止古怪，神秘莫测。看着一个个生命倒下去，他们变得越来越沉默、惶恐与不安。他们心灰意冷，疑心越来越重。他们随身带着枪，充满了杀气。这种困惑无法与外人言说，不能向家人倾诉，害怕与同伴沟通。孤独像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把他们紧紧笼罩。他们变得孤僻、厌世、迷惘，甚至绝望，于是企图从女人身上、从工作当中、从全神贯注的思索之中得到一丝慰藉，结果却为恐怖分子所害。小说自始至终都没有交代三个特工到底是谁杀死的，不仅没有交代，还大肆渲染，故布疑阵。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特工们正是死于这种困惑呢？困惑久悬不决必成困境。特工们走不出困境，只有走向毁灭。
拜伦说：复仇是一盘菜，最好等冷却之后再来吃。复仇也许是一盘菜，但得有失去人性和灵魂的冷血杀手才行。否则，即使冷下来的菜也吃不下去。《复仇》中的特工们都是有血有肉的热血男儿，他们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家人。于是，死亡似乎是他们的惟一选择。
没有走向毁灭但已心如死灰的阿弗纳最终离开以色列去了纽约。他不能找工作，因为他不是美国的正式移民。他跟那些从墨西哥来的非法移民一样，成了美国庞大的地下经济中成千上万的从事低级工作的外国人中的一员。但他不认为这是剥削。相反，他心存感激。他不介意开出租车或刷房子得到的钱比正式移民少，也不介意工作时间比他们长。正是在开出租车或刷房子的时候，他慢慢意识到，这些是他可以干一辈子的活。
每次看见父亲坐在折叠躺椅上，半睡半醒地梦想着红宝石，等待电话铃响的时候，阿弗纳就庆幸自己终于走出了复仇的怪圈。这种觉醒来自于他对复仇行动的作用和意义有了比较透彻的了悟，来自于他对人生不可摆脱的荒谬的认识。他认识到，复仇根本不能最终消灭恐怖分子，也无法消灭世界上的恐怖活动。一个恐怖分子倒下去了，另一个恐怖分子又会像指甲那样很快长出来。当笼罩在神圣的国家使命上的面纱被撕下来以后，现实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用暴力来遏止暴力是完全不现实的，它除了能引发新一轮的更加猖狂的恐怖活动之外，还把复仇者摆到了与恐怖分子同样残忍的位置上，跟恐怖分子变成一丘之貉。随着现实本来面目的逐渐显露，复仇者内心的动力渐渐消弭了。
《天谴行动》无疑是一场悲剧。正如其他悲剧一样，它解决不了现实的生存困境，只能暴露残酷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它是悲剧创作者情感的表达，同时也以“同情”的方式引发接受者情感的表达。这种表达是情绪的宣泄与净化，也是对处于悲剧困境中所显示出来的生命力量的哲学思考。在这场“有价值的东西被撕毁”的悲剧中，毁灭的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应唤起我们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和尊严的重新审视，对生命以及生存之本质的理性思考。
序幕
慕尼黑
与大多数以线条流畅、设计巧妙为特点的现代自动步枪比起来，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看起来敦实坚固。这种被正式命名为AK47的攻击步枪，据说是由一位西伯利亚农民发明的。至少围绕着这种世界上最流行的武器的传说是这样。它简单粗糙，长三十四点二英寸，枪托和握把是木制的，深黄色，中部和前部是金属的，暗灰色，中间也是金属的，是后膛和扳机。弹夹向下，呈弧形，可装三十发七点六二毫米的子弹。短导程子弹可穿透钢板。若设置于自动开火状态，卡拉什尼可夫可在一分钟内射出一百发子弹，初始速度为每秒两千三百三十英尺，或者每小时一千六百英里。许多国家都生产过这种枪。近距离使用时，它可以将一个人一分为二。
1972年9月5日，几支卡拉什尼可夫步枪被从油脂纸中拿出来，递给八位代号为“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他们要去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慕尼黑奥运村以色列运动员的住所。
虽然没有人认出他们是敢死队员（恐怖分子经常用这个词来称呼他们自己），但有人看见他们在凌晨四点攀上库索兹因斯基达穆六英尺高的电网。他们就从这个距离以色列运动员住处大约五十码的地方进入奥运村。五十码的距离，一群人再慢再小心也能在一两分钟之内走完。然而，直到四点二十五分，恐怖分子才把密匙插进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第一号公寓前厅门上的锁孔里。在这期间，他们是否得到过奥运村的帮助不得而知。
第一个听到动静的人是个体重二百七十五磅的巨人、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洛德。虽然他不能马上断定这个声音是不是他的室友、摔跤教练莫什·温伯格的，因为后者要很晚才回来，身上也有钥匙但门后阿拉伯人的声音使他很快断定：情况危险。实际上，正是他用希伯来语喊了一声“危险！”才把他的室友惊醒。他一边喊一边用巨大的身躯顶住缓缓打开的房门。
在接下来的几秒钟里，八个阿拉伯人企图把古特弗洛德顶住的门推开。双方的力量足以把门框两侧的直木和金属铰链彻底扭曲变形。这为古特弗洛德的队友、举重教练土娃·索科罗夫斯基赢得了足够的时间，让他得以破窗而逃。
一号公寓的其他四个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田径教练阿米卒·沙皮拉，剑术教练安德雷·斯皮泽，步枪教练科哈·朔尔和举重裁判雅科夫·斯普林格已被置于枪口之下。阿拉伯人对他们非常粗暴，恐吓他们，让他们说出其他以色列运动员的住处，还说谁敲开了以色列运动员的门让敢死队进去了，谁就自由了。但他们没有给古特弗洛德这个机会。他们像《圣经》中自己的先人腓力士捆绑被俘的参孙一样把他捆了起来。
恐怖分子没有得到以色列人的任何帮助，于是决定搜查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乌拉圭和中国香港的奥运队员也住在这里。他们没有抓到住在二号、四号和五号公寓的八个以色列队员，但却抓到了住在三号公寓的六个运动员。他们是摔跤运动员埃里泽·哈尔凡、马克·斯拉凡和戛德·佐巴雷，举重运动员大卫·马克·伯格、泽福·福德曼和约瑟夫·罗曼诺。不过，恐怖分子在进入三号公寓之前，必须先对付摔跤教练莫什·温伯格。那天他在外面待得很晚，这时正好从康诺利大街漫步而来。
温伯格的块头大概跟古特弗洛德差不多，对付起来也不容易。他把一个恐怖分子撂倒在地，另一个恐怖分子朝他脸上开了一枪，暂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