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连海说甄嬛 作者:纪连海-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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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王皇后也算得上武则天的恩人。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这回，您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不见容于宫廷的这些女子，为什么非得要去尼姑庵里“修行”了吧？您也就知道，尼姑庵的尼姑，凭什么那么恶毒？为什么那么恶毒了吧？一句话，尼姑庵的尼姑，当然是因为有强大的后台的支撑啦！人家，那是随时有可能东山再起的啦。

第二十五章　隆科多与太后

看过《后宫甄嬛传》第四十九、五十两集的朋友们，一定会注意到下面的情节：皇帝在铲除年氏一族及其党羽后，开始着手处置年氏同党，自己的舅舅隆科多。隆科多乃是母亲皇太后昔日的旧情人，皇帝始终认为此事让自己颜面无存，决心将其铲除。

这里，就有个问题：说是太后昔日的旧情人，这自然是瞎说八道，但问题在于：历史上的隆科多，到底是什么人呢？

隆科多的祖父佟图赖入关以后多次出征山东、山西、河南、湖广等地，军功卓著，历任定南将军、礼部侍郎，晋爵至三等子，死后又特赠为一等公，原因是“父以女贵”——隆科多的姑姑、佟图赖的女儿，是顺治皇帝孝康章皇后。孝康章皇后为顺治皇帝生养的孩子便是日后的康熙皇帝。

隆科多的父亲佟国维既是康熙皇帝的舅舅，也是康熙皇帝的岳父——隆科多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嫁给了康熙皇帝，分别成为康熙皇帝的皇后和贵妃。“父以女贵”，佟国维的地位自然尊崇。佟国维又曾三次跟从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立功颇多。因此，佟国维也是仕途一路畅达，历任侍卫、内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晋爵一等公。

此外佟氏家族还有多人官至高位，当时有“佟半朝”之称。隆科多生在这样的家庭，注定了他一生位居极品，成为康熙、雍正两朝的关键性人物。

因其祖父和父亲的缘故，隆科多与康熙皇帝也有着双层的亲戚关系，既是康熙皇帝的表弟，也是康熙皇帝的内弟，自然受到重用。

历史上记载的隆科多的崛起是在1688年——也就是康熙二十七年。这一年，他开始担任康熙皇帝的一等侍卫。但此前的隆科多，他出生于哪一年，小的时候又干过什么事情？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只是据说金庸先生写的小说中的人物韦小宝的原型就是我们本文的主人公隆科多。那么，据此看来，隆科多还应该是康熙皇帝训练的少年摔跤手，在擒拿鳌拜这场重头戏中立下过汗马功劳。之后不久，隆科多就被提拔为銮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1705年，康熙皇帝“因所属人违法妄行，谕责隆科多不实心办事，革副都统、銮仪使，在一等侍卫行走”。但到了1711年，他又重新受到重用，得授步军统领的重要职位。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负责维持京城防卫和治安，并统帅八旗步军及巡捕营将弁，权责重大，由皇帝特简满洲亲信大臣兼任。由此可见康熙皇帝对其亲信程度。隆科多出任步军统领后，康熙皇帝通过朱批，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你只须行为端正，勤谨为之。此任得到好名声难，得坏名声易。（你的）兄弟子侄及家人之言，断不可取。这些人初次靠办一两件好事，换取（你的）信任，之后必定对你欺诈哄骗。先前（的步军统领）费扬古、凯音步、托和齐等，都曾为此所累，玷辱声名。须时刻防范。慎之！勉之！”字里行间中透漏出康熙皇帝对隆科多的关爱之情。但是康熙也同时指出，隆科多必须同自己的家人以及朋友保持距离，不参与结党才可以保住步军统领的位子。朱批中的告诫之语也让隆科多如头上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做事时时谨慎。

隆科多的谨慎行事得到了回报。1720年，康熙皇帝提拔隆科多“擢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在步军统领的职责之外，康熙皇帝还交给他秘密的任务，不仅专门委派他秘密监视被圈禁的废太子和大阿哥，随时密奏二人的有关消息，还让他秘密监视京师内的宗室王公和部院重臣的动向。这个时候的隆科多尽职尽责，表现出色，康熙皇帝生前曾多加赞赏。

正是由于康熙皇帝的信任以及自身的办事精明，在康熙皇帝驾崩之时，隆科多是除皇子外在康熙皇帝身边的惟一大臣，在皇位继承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但在康熙皇帝身后，就不一样了。隆科多正好在康熙皇帝逝世后才发挥步军统领的关键作用，没按康熙皇帝可能有的遗愿拥立新君，而是从自身的荣华富贵出发，当机立断，就近拥立皇四子胤禛，遂成为雍正初年政坛上风云显赫的人物。



1722年冬，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重，隆科多奉命于御榻前侍疾。

康熙皇帝驾崩以后，历史将步军统领隆科多推向了政治舞台中心。当时在园内的皇子、后妃以及很多重要大臣都被封锁在了康熙皇帝的寝宫之外，康熙皇帝几乎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突然死去，而又未宣布继承人。在畅春园内，布满了隆科多的警卫部队。首先接到侍候康熙皇帝的太监密报之人，显然是康熙皇帝晚年亲信、在附近驻守保卫的步军统领隆科多。想必没有一个太监敢有胆量闯过隆科多的士兵去通知园内的皇子。隆科多在仔细思考，决定如何把握这天赐良机：他将康熙皇帝猝死的消息首先通知哪位皇子，哪位皇子就可以抓住这一瞬即逝的机会，假造传位遗旨，登上皇位，而他以重兵拥戴之功必将得宠于新朝。该选择谁呢？隆科多必然早已有了答案，但在康熙皇帝生前他是不可能有所表露的。在他未解开答案之前，他可能有三个选择。

一是皇十四子胤禎，二是皇八子胤禩，三是一直不起眼的皇四子胤禛。隆科多为何最终选择皇四子胤禛？除皇四子胤禛的竭力拉拢外，可能还有下面几点原因：

第一，跟皇四子胤禛幼年经历有关系。胤禛虽然生母和外祖父家世并不显赫，但他幼年时曾由隆科多的姐姐、孝懿仁皇后抚养。故而，隆科多很容易亲近皇四子胤禛。

第二，由于皇八子胤禩、皇十四子胤禎的支持者很多，其间权位在隆科多之上者大有人在。隆科多很难因此取得首屈一指的地位。

第三，他了解皇十四子胤禎的劣势和皇四子胤禛的优势。皇十四子胤禎虽然握有重兵，大有人望，但远在千里之外，不易顺利抵京。如果自己投向皇四子胤禛，则皇四子胤禛内有部队控制京城局势，外有川陕总督年羹尧截断皇十四子胤禎与京城的联系，大有可成之机。

第四，畅春园内人员杂多，既有大臣，也有宗室，还有嫔妃，人们都对康熙皇帝病况极为关心，不易保密。这点不如秦始皇和明成祖崩逝时的情形。他们都是在出巡或行军途中死去，只有贴身太监和近臣知晓，易于采取措施封锁消息。

所以，隆科多就近不就远，顾不得康熙皇帝的心愿了，利用步军统领的关键地位，假传康熙皇帝遗旨，拥立皇四子胤禛即位。经过种种权衡考虑，关键时刻当机立断，隆科多不愧有果敢眼光，一跃而成为新朝宠臣。

第二十六章　齐妃与弘时

看过《后宫甄嬛传》第五十一、五十二两集的朋友们，一定会注意到下面的情节：齐妃眼见儿子与皇后亲热的情景，深知自己的罪行会连累儿子前途。齐妃托付皇后照顾皇长子弘时，绝望自杀。这里，就有个问题：齐妃是谁？弘时又是谁？

齐妃李氏，知府李文辉女。三子，弘昐、弘昀、弘时，只有弘时活至成年，其他两个皆殇；一女，下嫁星德。这里，我们要注意，雍正皇帝共得十子四女。

长子弘晖，母孝敬宪皇后乌拉那拉氏，生于（1697）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殇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实际上的第二子弘昐，因早殇而未序齿，康熙三十六年（1697）六月初二生，康熙三十八年（1699）二月二十九日殇。母齐妃李氏（时为雍亲王侧妃）。二子弘昀，母齐妃李氏（时为雍亲王侧妃），康熙三十九年（1700）八月初七日生，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月二十日殇。三子弘时，母齐妃李氏（时为雍亲王侧妃），生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二月十三日，殇于雍正五年（1727）八月初六日。四子弘历，清高宗，乾隆皇帝，母孝圣宪皇后钮钴禄氏（时为雍亲王格格）；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知道吧，从1697年夏开始，直到1704年为止的这很长一段时间里，给日后的雍正皇帝生育过儿女的，就只有齐妃李氏了。附带说一句，齐妃李氏为雍正皇帝所生的女儿也是在这一时期。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齐妃李氏受宠的程度。

雍正皇帝第一子弘晖逝年8岁，第二子弘昀逝年11岁。此后，弘时成为雍亲王府邸的大阿哥。弘历（乾隆皇帝）出生前，年已八龄的弘时，还是雍亲王的独子。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雍正元年（1723）八月雍正皇帝宣布秘密建储的决定时，却以“诸子尚幼”为理由，认为不可举行（公开）建储。当时弘时已20岁，绝非幼龄，况且其子，雍正皇帝的长孙永�｜，也已3岁。雍正皇帝的上述话语，透露他在考虑皇嗣人选时，实际上已将弘时排除在外了。按常理而言，弘时应是雍正皇帝择嗣时的首要人选。因为他既在诸子中排行最先，又已成人，且有子嗣，其生母李氏在雍邸时已是侧福晋，其名份仅次于嫡福晋乌拉那拉氏。弘时的上述优势，都是弘历所不具备的。可是，雍正皇帝建储时却弃长而择幼，选中比弘时小7岁，尚是一位少年，其生母钮祜禄氏在雍邸时并无正式位号的弘历。雍正皇帝为何不喜欢弘时呢？

弘时20岁以前，先后经历了康熙皇帝两废太子，诸皇子为谋取储位拉党结派，明争暗斗，皇十四子允禵率师西征，收复藏地，康熙皇帝猝死，胤禛获取皇位等一系列大事。乾隆皇帝称弘时“放纵”、“不谨”，表明他具有率直、任性的性格特征。尽管尚无史料予以证实，但根据雍正皇帝其后勒令他去做允禩之子这一情况，似可判断早在雍正皇帝继位前，弘时对于允禩等人，即有一定好感，他对康熙朝晚期储位之争的看法，具有与其父胤禛截然不同的倾向性。因此，雍正元年雍正皇帝秘密建储时，当然要将这位怀有异志之子，排除在外。尽管如此，雍正皇帝继位前，他与弘时之间并无明显的利益冲突。当父子两人分别完成从皇子到皇帝，从皇孙到皇子的角色转换后，由于具有居长、生母地位较高等优势条件，弘时对储位怀有希冀，也是情理中事。然而，雍正皇帝秘密建储后，这对父子的关系逐步恶化，双方矛盾的性质，也随之改变。

雍正元年（1723）八月，雍正皇帝的秘密建储虽然做得十分缜密，但仅三个月后，便由他本人泄露了天机。是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皇帝周年忌辰，雍正皇帝并不亲至景陵致祭，而是派年仅13岁的爱新觉罗？弘历代其前往。这是一个意味深长之举：在位皇帝特遣未来的皇帝向升天的皇帝致祭，奏告王朝百年大计已定，储位已有所属，并祈求先帝在天之灵的佑护。对于雍正皇帝这一举措最为敏感，且又因之最为沮丧者，莫过于弘时。一年后，他的疑虑再一次被证实。雍正二年（1724）底康熙皇帝“再期忌辰”，弘历第二次“祭景陵”。至此，弘时对储位的幻想已完全破灭，在怨恨与嫉妒心理的作用下，他进一步倒向雍正皇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