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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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什么呢？
按照启功自己的解释，不姓“爱新觉罗”的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原本没有“爱新觉罗”这个姓，是后人加改而成的，从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看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二是认为，“爱新觉罗”如果真能作为一个姓，其荣辱完全受政治摆布，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启功之所以拒绝姓“金”，是因为其祖父毓隆痛恨袁世凯，在进入民国后拒绝随俗改姓，并在临终前嘱咐启功：“你绝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启功谨遵遗命。
20世纪80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启功参加。启功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两首诗，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自己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
但偏偏有人喜好把启功和爱新觉罗扯在一起。有人给启功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启功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启功就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他说：不信你们去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
启功一岁丧父，十岁的时候他的曾祖、祖父又相继辞世。他十二岁的时候，因其曾祖、祖父为下科场而主动放弃封爵，其父未及封爵就已辞世，宗人府按例让启功袭封了一个“三等奉恩将军”。其时正值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仍保留清帝尊号的溥仪面临着随时被逐出紫禁城的命运，宗人府自然更是风雨飘摇、前途难测，只能按照《优待条件》中“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的规定，抓紧时间开出一些“空头支票”。所以，启功虽然袭封了“三等奉恩将军”，却连一文钱、一两米的俸禄都没有享受过。
童年的启功经历了这个鼎食之家由盛而衰的急剧变化，他说：“我真正体会什么叫‘呼啦啦如大厦倾’，什么叫‘家败如山倒’，什么叫‘一发而不可收’。我们不得不变卖家产——房子、字画，用来发丧，偿还债务。”因生活贫困，启功中学没毕业便辍学谋生，靠教家馆和卖些画作维持家庭生计。
1933年，启功由傅增湘荐举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启功以高中肄业生的资格，跻身高等学府，并成为一代宗师，自然得益于家学渊源（其曾祖、祖父均为翰林出身）、名师指教和过硬的社会关系（傅增湘和陈垣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曾分别担任过总长和次长），然而，启功自己的努力才是成功的根本。
启功诗书画成就斐然，并曾荣获“中国书法艺术终身成就奖”，但书画却非主业。其主业乃文史，一生教授古典文学、汉语，研究古代文学、史学、经学、语言文字学、禅学，他一生著作颇丰，著有《汉语现象论丛》、《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说八股》、《启功韵语》等，并注释了程乙本《红楼梦》，参与点校了《清史稿》。张中行在《笑对风雨人生》一文中，引《后汉书·黄宪传》句“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来评价启功，赞其术业和处世上的学问不可称量。
启功为人谦逊且很幽默，他在六十六岁时写下了流传甚广的《自撰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
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
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
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
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
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历史上自撰墓志铭的名流不少，比如唐代诗人王绩、南宋名士苏溥、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等，但像启功这样自贬身价者却罕见。
启功成名后，对自己的老师如贾羲民、吴镜汀、陈援庵等，哪怕他们已经仙逝，仍执弟子礼甚恭。其怀念恩师的文章如《记我的几位恩师》、《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等，读之令人泣下。20世纪80年代，启功捐献巨资在北师大设立奖学金。本来叫“启功奖学金”顺理成章，然而他不肯，坚持称“励耘奖学金”，以怀念恩师陈援庵（其别署励耘书屋）。
启功对市井中的启功书法伪作抱以宽容态度，颇有名士风范。有这样一则趣事：有个铺子是“造假作品”的专卖店，标价不高，有人看了问店主：“是真的吗？”店主也挺痛快，“真的能这个价钱吗？”后来启老听说了这件事，就来到这个铺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细。启先生谁不认识呀！有人就过来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说：“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大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启老又改口了：“这是我写的。”事后他向我们解释，他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再者，他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来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他撰文称赞明代文征明、唐寅等人，说当时有人伪造他们的书画，他们不但不加辩驳，甚至在赝品上题字，使穷朋友多卖几个钱。让那些穷苦小名家得几吊钱维持一段生活，而有钱人买了真题假画，损失也不会多么大。这观念虽不合知识产权保护法，却体现出启功历来的大师心态和仁者情怀。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2节：胡宗南身边的卧底英雄（1）
胡宗南身边的卧底英雄
在中共隐蔽战线中，他是一枚能左右战局的“棋子”，多次送出重要情报，被誉为“隐蔽战线后三杰”之首，毛泽东曾赞其“一人顶几个师”。
这位在隐蔽战线为我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卧底英雄”，就是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的熊向晖，曾用名熊汇荃。
1938年春的一天，时任国民党第十七军团团长的胡宗南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战地服务团由进步青年组成，胡宗南希望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
那天，佩戴国民党中将军衔的“西北王”胡宗南心情很不错，他亲当“面试官”，手执服务团名册，依次点名问答。胡宗南依照印象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画圈，大多数一个或者两个，少数有三个圈，只有一名青年，画有四个圈。这名青年叫熊汇荃，安徽凤阳人，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清华大学高才生，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长。胡宗南深信自己发掘了一名可造就之才。次日，胡宗南的秘书找到熊汇荃，说胡先生邀请他进行“个别谈话”……
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将熊汇荃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前身）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学习期满后，熊汇荃被胡宗南调到身边，并很快成为了胡的左右手，一路从侍从副官升任机要秘书，被视为很有前途的未来的“党国栋梁”。
尽管熊汇荃受到胡宗南等国民党高层的赏识，但其信仰丝毫不动摇。早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熊汇荃就积极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接触了进步思想，并很快就成了学生抗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学习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7年的秋天，熊汇荃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12月31日，熊汇荃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到武汉给一些进步学生作演讲，熊汇荃也在其中，他被周恩来的非凡魅力深深折服。其时，中共中央针对当时的抗日形势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开辟“隐蔽战线”的重要决定，计划将一些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优秀青年党员安排到国民党内部。在两党和平时，这些青年可以继续抵抗日军的侵略；一旦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打压和攻击，他们就可以为保卫我党起到积极作用。中共北京地委的领导蒋南翔推荐了熊汇荃，并汇报给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充分了解到熊的具体情况后，周恩来大加赞赏，说“这个角色非熊莫属”。此后，报名参加服务团、接受胡宗南的面试以及进一步成为胡宗南的秘书，这些都是“共产党一手安排的”。熊汇荃还在组织的建议下，改名为“熊向晖”，取意当时形容隐蔽战线工作境地的一句话——“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开始了他为期十二年的间谍生涯。
“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的熊向晖，就这样成为了胡宗南身边的“卧底”。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由于行事干练、文笔洗练且很会办事，很快就得到胡宗南的信任与器重，胡宗南视其为“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
熊向晖一刻也没忘记自己肩负的使命，那就是观察胡宗南，了解国民党高层的态势。并且牢记周恩来的再三嘱托：尽可能地“少联系共产党、一定做好隐蔽工作”。胡宗南在开始阶段也积极主张抗日，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打压中国共产党上面。熊向晖这枚“闲棋”就一直“闲”着，时间水一般地漫过。
抗战后期，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于是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起了变化，虎视眈眈，磨刀霍霍。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取消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蒋介石随即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正式确定了进攻边区的时间：7月9日。
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却收到朱德的明电：“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原来，国民党的作战计划早在7月3日就由熊向晖传出，再通过八路军驻西安的电台发到延安。党中央接到情报后，及时拟订了这个类似“空城计”的作战方案，一方面，破例引用情报，正面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另一方面，则迅速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保卫延安。
一看共产党早有防备，国民党只能偃旗息鼓。剿共的阴谋没有得逞后，勃然大怒的胡宗南严查是谁泄的密，但怎么也没想到竟是自己的贴身秘书熊向晖所为，追查了许久也无结果。
1947年2月，熊向晖和相恋多年的恋人湛筱华结婚。据刘继兴考证，蒋经国是熊向晖的证婚人。婚礼过后，两位新人开始蜜月旅行，1947年3月1日，两人正在杭州游玩，熊向晖被一自称国民党保密局的人叫住，他起初担心是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思索该如何应对。等被带去见胡宗南后，事情才明了。原来，此前熊向晖已计划赴美留学，只因机票不好买，才一拖再拖。胡宗南却命令熊向晖延期赴美，要熊向晖回到身边再辅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