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疯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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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宋时期还保留着节日庆典在公共场合表演妇人裸体相扑的习俗，并且以为女人裸体可以辟邪的巫术思想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每一次女人裸体行走或女人裸体相扑都能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据说围观者也能得些“贵气”、“福气”，有辟邪除害之效用。
宋儒理学对民众约束不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此间的妓院形成了规模化经营，不少文人骚客如柳永等不仅是妓院的常客，而且还创作出不少缠绵徘徊的艳体诗词。
在宋代周密的《武林旧事》卷六的记载中，介绍了三种不同等级的妓院，而《都城纪胜》与《梦梁录》中则表明，妓女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最可爱的是：这个时期的人们对妓女这种职业没有丝毫的鄙视，妓女参加私人聚会和各种庆典十分平常，甚至一些婚礼都邀请妓女参加，担任伴娘或迎娶和引导新娘的角色。
但这个时期，人们对爱情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追求爱情、守护爱情被认为是高尚人格的体现。比方，大才女李清照对丈夫一往情深，她写了许多有关夫妻美好生活的回忆，丈夫去世以后，人去楼空，只留下一部《金石录》的手稿，她也达观，说，“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
这种平常心反映李清照对人生已经看得很透，她入了道：生与死，爱与恨，追求与失落在她看来，都只能是浩如烟海中的尘埃，轻轻一挥，万事皆空。
神秘的“双修法”：元明颓废生活的艺术写真真正说起来，中国人的“性禁忌”和“性封闭”是在外族入侵后引发的。
元代的异族统治是中国人性观念发生空前转变的直接原因。
这是因为：在异族征服者面前保护自己的眷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们与外界完全地隔绝起来。同时由于人们竭力掩饰其性生活，使外界无法窥知，使异族入侵者本身也受到影响，对自我进行约束，加之汉文化的强大的同化能力，异族入侵者与当地人融为一体，自觉地成为“性禁忌”和“性封闭”的执行者。
在这种虚情禁锢的矫饰下，强调道德约束的《功过格》便应运而生。在《十戒功过格》与《警世功过格》中，严格的行为限制大多与性有关。
《功格过》竟然警告人们不可欣赏轻浮的歌由和戏剧——这一点一直流传至中国的“文革”甚至更后，它恰恰反映了元朝的词典与戏曲的繁荣。
因为科举废除，文人无官可做，便把自己的智慧全用在丽词艳曲的创作上。如《西厢记》和《琵琶记》都是这种代表。
到十四世纪（元朝），女人“不缠足”已经被认为是很可耻的事了。
但荒唐的是，元朝的统治者对前朝流传下来的“长生不老”很着迷，千方百计寻仙访古，乃至遁入邪门左道。
例如，蒙古人有对密教金刚乘的崇拜，特别是性力派。忽必烈身边有许多密教术士。
这些人以神秘的“双修法”劝谕忽必烈，即请他通过各类性茭来超渡自己，皇帝办公的墙壁上所奉神的也为男女交媾的形象，还被尊称为“父母”。
道教认为，男人与少女相交有利于身体调养。这一邪说后来被明中叶大红大紫的道教领袖邵元节所鼓吹，他曾向嘉靖帝教授房中术说，老阴耗精，和童贞相交，可以采阴补阳。
由于元代的民族矛盾，中国人以儒家礼教施行自我禁锢，这种习俗到了明代仍然参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作为受外族统治的逆反心理，甚至有人上书皇帝要求禁毁一切非儒家说教的书。
在这种形势下，两性的“隔杂”和禁止妇女在外面抛头露面也开始认真地实行起来。
不过，明代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大肆流行房中书，但此时这类书多以地下方式流传。
如《某氏家训》、《素女妙论》、《纯阳演正孚佑帝君既济真经》和《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义》等，它恰恰说明了“性”的强大的精神生殖力——无论怎么禁止，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些房中书并不完全照搬前人的书，而是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如强调对女子身体和心理特点的理解，介绍防止妻妾间误解和妒忌的方法；同样通过黄帝与素养女的对话讲出女子的性感受，生活特点与性生活的关系：“回精术”的具体方法和“三峰大乐”的意义等。
这类书本来应属于道教炼内丹之书，《道藏》中本来也有这类书，但明正统间重印《道藏》时，由于儒教的地位和影响，编者对关炼内丹的内容都统统删除了。
明代房中书由于不能像唐宋时期那样，可以公开流传，因而影响十分有限，但此时的Se情小说却发展迅猛，特别是《金瓶梅》和续篇《隔帘花影》，都是反映明代风俗与一般民众的性生活的，而且艺术成就也较大。
另外还有一部是《影梅庵忆语》，该书作者冒襄（1611…1693）通过对自己真实生活的记录，讲述他与庞妾董小宛生死相依，缠绵悱恻的爱情，流传也广。
较《金瓶梅》有更为大胆和露骨描写的小说是江南才子李渔的《肉蒲团》，书中极尽江南酒楼妓院之繁华，性病的流行也大量见之于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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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颓废小说”正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明王朝由盛而衰，北方的满族虎视眈眈，随时都可能吞噬这个腐朽衰老的帝国。眼看毫无生气和希望的明王朝气数将尽，那些整日在风月场中可以追欢逐乐，在茶楼酒肆附庸风雅的文人墨客意识到这些世俗享乐终将失落，有些人有感于这种宋世的凄凉而隐遁山林潜心佛道，另一些人则变本加厉地沉溺于那种纸醉金迷、荒淫放荡的生活。正是后者这样的一类颓废至极的文人创作了一批以粗俗俚语杂以艳语丽句，不厌其烦地描写性细节的淫秽小说，如《绣榻野史》、《株林野史》和《昭阳趣史》等。
与这类小说相映成趣的是春宫画的成熟和张扬。
这类画的肇始者产生于唐代，当时的春宫图与房中书脱离之后，到了明代，画技更加娴熟，个性更为张扬。
这些画不再仅仅用于性指导，也用于欣赏和娱乐。尽管明代画中有春宫画的瓷器，为男女裸体性茭，但明中期较好的春宫画并不尽裸体，性挑逗的意味也表现得较为含蓄。
春宫版画中的裸体是在晚明才大量出现的，而且形象逼真，画面精致，如《胜蓬莱》、《风流绝畅》、《鸳鸯秘谱》、《繁花丽锦》和《江南销夏》等。
画面上扑面而来的颓废气息正是当时生活的艺术写真。
“性的封闭”与“国门炸开”
明代的“颓废”镜照出统治者摇摇欲坠的权力金字塔，末世浮华的生活为世人在沉重的“性禁忌”和“禁封闭”压抑下透露出一块小小的自由空间。
但满族征服中国后，中国人的性态度又一次变本加厉地压抑起来。往昔男欢女爱的欢乐气氛再次转变为壁垒森严的自我禁锢。
它意在将异族征服者拒之于自己私生活的大门之外，同时也把危险关闭在门内，因此形成后世中国人性心理上的畸形与病态。清皇朝的“闭关锁门”政策与“性封闭”奇怪地搅在一起，国人穿着长长的衣杉，留着长长的发辫，每一个都成了一个封闭的怪物。
直到邪片战争的船坚利炮轰隆隆地“炸开”了中国的国门，人们才如井底之蛙般幡然醒来。“五四”点起的叛逆之火不仅烧毁了一个腐朽没落的皇朝，而且也将人们心头的精神枷锁烧掉了，“性”的生命力再次张扬起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在“性学”的研究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被誉为“性博士”的张竞生写出了许多有些偏激和反叛的文章。
1927年前后，中国还出现了许多与性知识有关的刊物，《新文化》、《性杂志》、《性欲周报》、《性三日刊》、《性报》，等等。
但这种“性”的解冻到后来又变得一天天紧缩，到文革达到空前的“禁锢”。
但中国人有着惊人的恢复能力和凝聚力，中国人的生活观也有着一种沉静的，顽强而又充满自信的力量。这种深深地隐藏在中国文化中的潜在的、不可征服的生命力虽有其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的因素，其终极的原因一时无法推究，但男女之间的“性”调节不能不说是中国种族和文化长期绵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如潘光旦先生说的：“精神生活的健全与否，和性观念的正确与否，有极密切的关系。”
从“性的封锁”到“国门炸开”，其间的血的教训难道不值得国人好好反思的吗？
“乱仑”之舞与“贞节”之血在发掘国民的劣根性上，不少人都看到了宦官文化对民族性格的“积弱”所造成的影响。
有些宦官是被迫的，如史马迁和张衡等，有些却是自我阉割，如竖刁等。
春秋战国时齐桓公说：“竖刁自宫以近寡人，犹尚疑乎？”意思是竖刁为了服侍我，亲自阉了，这种人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管仲却说，“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
管仲说得真好：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自爱，又怎么能爱君呢。这句话还可以进一步说：一个人能性别都模糊了，他又怎么有能力去爱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君王还是普通人）呢？
因为没有能力地去爱人或被人爱，历史上便出现了许多“乱仑”的事。
应该看到，以五代为分水岭，以北宋为缓冲带，中国妇女的性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此之前，女性从属男人只是相对稳定，夫死再醮，离婚再嫁都属于正常事，不会引起他人的非议。
但自此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问世，贞节被提到了比生命更重要的高度，说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由此衍成了“好女不事二夫”的道德规范。
实际上，从先秦到五代，君主对贞节并不看重，民间就更不用说了。
例如前面讲过的，秦始皇父亲异人娶的赵姬就是赵国大商吕不韦的小妾。
汉景帝娶的竟是市民之妇。
刘备在妻子孙权之妹回东吴后，纳了刘瑁的遗孀穆氏为夫人。
东晋元帝娶吴家寡妇郑氏为妻。
而曹操封魏王后，所拜的王后是曾堕入烟花的卞氏。曹丕建立魏朝，先以袁绍子袁熙之妻甄氏为后，后又纳小吏之家的郭氏为后。
明帝即位，娶民妇为妻。
这曹氏祖宗三代扶正的“后”没有一个是Chu女，且均是从侧室入正室，是为历史一大奇观。
但这一时期对贞节的不看重却在另一方面让“乱仑”之舞也表现得十分张扬。
历史上隋炀帝杨广，将庶母陈氏（父亲隋文帝的宠妾）占为己有，臭名远扬，不值一说。
连唐高宗李治也是将父亲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纳为宠妾。
而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竟是将未过门的儿媳纳为“新皇后”，结果被愤怒的儿子宁凌噶所杀。
将儿媳变成自己妃子的还有唐玄宗李隆基，他的爱妃杨玉环原是儿子寿王李瑁的妻子。
梁太祖朱温，也将儿媳妇尽力纳入自己的色欲对象中。
金朝海陵王大部分情妇竟是亲属，一部分则为大臣的妻室。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的君主，毫无伦理道德约束。先后被他占有的有叔母阿懒、从侄女重节、从嫂阿里虎、�
